金侬电影随笔：艰难回家／痛苦成长

　　　　

　　　艰难回家——《末路小狂花》

（《Rabbit-Proof  Fence》，直译《防免篱笆》）

文／金侬

　　荣获２００２年国家评论协会奖最佳导演

　　２００３年提名金球奖最佳原作音乐

　　导演：菲力浦·诺伊斯

　　摄影：杜可风

　　音乐：彼得·加布里埃尔

　　主演：伊芙琳·萨皮、劳拉·莫纳根、肯尼斯·布拉纳

　　这是一部有关回家的影片。

　　很久以来，在澳大利亚的吉格龙地区，一直居住着土著澳大利亚居民。自一九零五年起，澳大利亚政府颁布法令，命令将这些地区的土著后代，即所谓的“混血儿”集中至摩尔河营地，进行强迫改造，以达到改良种族的目的。于是，这项在一九零五年以后六十多年中实行的政府“绑架”行动，导致无数澳大利亚土著的后裔，被迫关进集中营地，他们从此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

　　莫莉、戴西和格雷西就是三个被“绑架”的女孩子。与其他“混血儿”不同的是，她们没有屈从政府的改造，却偷偷地从营地跑回了家。

　　这一条回家之路异常崎岖坎坷。三个小女孩用自己的两条腿，在澳大利亚广袤的平原、沙漠和丘陵中穿行。白天，灼热的阳光烘烤着她们；夜晚，月黑风高，在渺无人烟的荒漠中，三个饥寒交迫的少女抱作一团，用彼此的体温抵抗寒冷。偶而也有好心人给她们一点吃食，但更多的时候，她们掏鸟蛋、挖野菜充饥。她们的身后，还有政府派来的“追踪者”。多少次她们与“追踪者”狭路相逢，但她们最终都机智地甩掉了“尾巴”。

　　漫长的回家路，三个小女孩几乎迷失了方向。姐姐莫莉坚信，只要沿着“防兔篱笆”（Rabbit-Proof fence）走，就能回家。然而，十九世纪初，澳大利亚政府为抵挡泛滥成灾的野兔所修筑的横贯西部的“防兔篱笆”有好几道，莫莉她们走错了方向。格雷西提出分道扬镳，她独自沿铁道朝着自认为家的方向走去。“追踪者”架车赶来，将她重新“绑架”。莫莉和戴西躲在沙丘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姊妹被关在车里，含泪远去。

　　莫莉抱着妹妹，顽强地走着。终于，她力不能支，两人一同昏倒在烈日下。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她们醒来，看到头顶上有熟悉的苍鹰盘旋。原来，她们经过千辛万苦要回的家已经就在眼前。

　　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片中的莫莉确有其人，她就曾被“绑架”，后来逃回了家。她的女儿多丽丝依据母亲的痛苦经历写下了小说《Follow  TheRabbit-Proof  Fence》，本片的故事情节即出自这部小说。

　　影片海报上有一段宣传词：“如果政府绑架了你的女儿，你该怎么办？在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７１年的澳大利亚，每个星期都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句煽动性很强的话引起了政府的不满，部分官员甚至认为电影制作者应该为此向政府道歉。更多的新闻媒体则对影片进行了批评，他们称电影歪曲了事实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来自欧洲的白人殖民主义者几乎从未停止对澳洲土著居民的围剿，除了多次大屠杀以外，这类假以“保护”之名所进行的种族灭绝行为则是被遮盖的黑暗一页。据估计大约有三万名土著“混血儿”遭“绑架”，这些人被称作“被窃走的一代”。一九九七年，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承认这一行动是“种族灭绝”。但当下澳大利亚社会中仍然有许多人拒绝面对这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

　　导演菲力浦·诺伊斯离开祖国已有十年，他将拍摄本片视作从影以来最大的挑战，因为他希望影片能够让澳大利亚人直面种族关系的历史。因此，这是一部勇气之作。但另一方面，他又声明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这种态度多少有点骑墙。为了取得平衡，他与编剧有意削弱了原著中的政府代表内维尔的极端种族主义倾向，淡化了他在灭绝种族上所犯下的罪恶。

　　这部影片表现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题材，即种族灭绝，然而，影片创作者却把这个题材处理成了好莱坞模式——风光加追逐。王家卫“御用”摄影杜可风的摄影镜头捕捉到了澳洲大陆的万千气象，它以无比壮美的情景呈现在我们面前。撇开那三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回家的小女孩，把本片当风光纪录片看，亦未尝不可。风光诚然使影片变得好看，但风光却使剧情变得简单，简单得不能承载如此重大的题材。在风光中，政治背景和历史背景都淡化了，那三个小姑娘在莽莽苍苍的澳大利亚原野中的夺命而逃，几乎演绎成了一部非典型动作片，带给观众的仅仅只是逃跑和追逐所具有的刺激和惊险。

　　电影创作以人为本，它研究人、关心人，以人文关怀为基本出发点。然而，面对历史，仅仅用人文关怀的眼光去审视，显然是偏狭的。历史的每一次进步，或者说文明的每一次发展，往往并不是同情和关爱的结果；相反，血与火的残酷与暴力，倒是文明的摧生婆。就像马克思博士说的，资本创造了现代文明，但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浸透着血腥；文明的建立看上去挺美，但它往往是以恶为推动力的。澳大利亚文明的建立便是例证，它是以土著居民家园的丧失，种族的灭绝为代价换来的。

　　因此，家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家。人类最早的家园在山项洞里，如今，它已经成了历史的遗迹。莫莉带着她的妹妹经过千难万险要回的家，即使在当时都不是最好的居住地。历史进化到今天，那一片荒原的主人也许早已离乡离井，去寻找新的更适合自己的家园。由此看来，莫莉的回家，实在也没有什么意义。

然而，不管怎么说，家毕竟都是一个人魂萦梦绕的地方，它是肉体的寄存处，灵魂的避难所，即使它再贫穷再落后，也是生命之根。这么看来，莫莉执着回家便有了特殊的意义——那是对生命的执著。有什么比对生命的执著更可贵的呢？由此，本片才有了超越风光纪录片的人文内涵。

——原载《大众电影》杂志

痛苦成长——《四百击》

                文/金侬

编导：弗朗科依斯·特吕弗

主演：让－皮埃尔·利奥德

荣获：１９６０年奥斯卡奖最佳编剧、一九五九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

许多年前我在法国电影回顾展上看过这部影片，当时它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

后来，时常看到有人提到它。就在几个月前，我还看到一篇相关的文章用深情的笔墨表达了作者对这部影片的感动，这使我不得不重看了这张碟，结果，它像一支箭把我击倒了。

通常大家都说爱情是文艺的永恒主题，依我看这话不全面，还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显然被人忽略了，它就是关于人成长的主题。此刻，我的脑中有关成长主题的文艺作品差不多就连成了一片。

不说《阳光灿烂的日子》、《青红》、《孔雀》，撇去爱情，无非就是成长；几年前那本风行一时的村上春树的小说，叫什么来着——《挪威的森林》，也是一个日本青年在回忆中追溯自己的成长；再往过去回顾，现代派作家乔伊斯，他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英国作家毛姆的长篇名著《人性的枷锁》，无一例外地都在描绘青年的成长历程……

借用托尔斯泰那句关于幸福家庭的名言，我想说：幸福的成长基本相似，而不幸的成长却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听到了那么多不幸成长的哀歌，《四百击》就是其中一首。

这是一部关乎巴黎少年教育和成长的影片。片中最打动我的是这么一个段落——

主人公安托万在母亲的鼓励下，决心在作文上下一番功夫。他把巴尔扎克的像贴在墙上，并找来这位伟大作家的书认真阅读。作文课上，安托万在作文中采用了巴尔扎克式的描写，这当然使他的文章大放异彩。

然而，这位平时一贯在学习上被老师看不上的学生，非但没有因为作文的进步受到表扬，老师反而武断地认为，他所以如此“突飞猛进”完全是抄袭和剽窃的结果，比写不好作文更显出品质的恶劣。即使有同学出来作证，老师也依然不改变他的成见。这样一来，安托万便落得了更悲惨的下场。为了躲避家长和老师的惩罚，他住到了同学的家里；为了弄钱糊口，他便去偷打字机。

结果，家长把他送进了少管所，他因流浪和偷窃被收留。好端端一个差不多就要改邪归正说不定还可能成为作家的少年却成了少年犯，只因老师深怀成见的一句话。

影片最后，安托万逃出了少管所。他一路奔跑的脚步又将带他到何方呢？

家是不能回了。正是无情的家长把他送到少管所的，回家就等于自投罗网。学校也回不得。在认为他品行不轨、无可救药这一点上，学校与他父母的看法并无二致。于是，他的归属也就可想而知了。唯一可以想象到的，便是安托万重新偷窃和流浪，继续踏上不归路。一个说不一定能够在文学上闪耀绚丽青春的少年，就这样被畸型教育和不负责的老师毁灭了。

我们都受过教育，等到我们成长以后，才懂得在被教育的过程中，哪些老师真正帮助过我们成长，哪些老师像《四百击》中描写的那样，主观蛮横，从而断送了一个少年的前程。

正面的例子反映在电影中现成的也有一部，那便是曾经在法国引起轰动的影片《放牛班的春天》。

一群本该堕落的孩子，因为一位喜爱音乐的老师，他们的心中开始产生了向上的动力，甚至其中还诞生了杰出的音乐家。同样是老师，学生们的命运却绝然不同，可见老师在青少年成长的主题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我也经历过成长，当然也有过不少老师。我虽然没有安托万玩闹，但也有青春期的调皮和荒唐。幸运的是，我没有遇到他所碰到的那样的老师，所以我才成长成今天样子。

 ——原载《大众电影》杂志

附金侬书法近作三幅：

其一、满川风雨看潮生。

其二、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其三、卧云听泉。

关于金侬：

本名张扬，书法落款名金侬，常用笔名废墨。

著名书法家，知名影评人、记者，资深媒体人，小说家，编剧。

　　中国文联编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丝绸之路电影节评委，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书画协会会员，中国书画院会员，中国书法名家联合会理事，中国民盟书画院会员，中国民盟北京市委文化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书画院会员，清华附中特聘专家级书法教师，文化部老年大学特聘书法教授，原《大众电影》杂志编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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