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骠:京剧剧目何来5300部?

  读今年9月7日《文艺报》载《京剧五十年反思》一文,感到作者是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京剧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丰功伟绩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现在,我仅从京剧剧目数量这个角度来戳穿其谬说。
  该文作者开篇即云:“作为京剧艺术发展水平的标志,有两个版块:一是创作,即剧目;二是表演。”说到剧目,他说:“京剧的历史,从徽班进京始计,有二百年了。总共创作出了五千三百多部戏。”而且说:“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实际的数字,比此数字只会多不会少。”且不说京剧形成并非“二百年”,也姑不论剧本质量,仅此“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即达5300,听来好不吓人! 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 是谁家所作的统计? 想以此虚假数字证明近五十年是
“停滞阶段”是不可能的。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查阅了手头的一些有关资料: 
  一、在周明泰著《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中转引的退庵居士所藏清道光四年(1824年)庆升平班的戏目中,所录为227出(尽管对这个戏目,研究界尚有存疑之处,姑且不论)。 
  二、在较早记述京剧史料的杨静亭著《都门纪略》,从清道光廿五年(1845年)至清光绪卅三年 (1907年)间的六种版本中,所记当时各大名班常演的各行剧目,最后统计为327出。 
  三、查最近出版的郭精锐著《车王府曲本与京剧的形成》中所述,在清末叶车王府收集的曲本中,戏剧类·乱弹(京剧)剧目有591出;即使再加上京班也可能上演的昆曲剧目108出、高腔剧目 116出在内,总共也不过才815出。 
  四、查景孤血撰《由四大徽班时代开始到解放前的京剧编演新戏概况》一文,谈到自1790年徽班入京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期间,京剧在这“几十年内增长了五六百出新戏。”这五六百出新戏均是剧名。 
  五、查20世纪20—40年代北京报纸刊登的京剧演出广告,当时的富连成社、斌庆社、崇雅社、中华戏曲学校、荣春社、鸣春社等科班、剧校,常年上演的传统老戏及新排本戏,总共充其量不过六七百出。 
  六、查陶君起著《京剧剧目初探》增订本,在版权页的“内容说明”中述:“本书收有一千三百余个京剧剧目的剧情说明”。著者承认京剧剧目不止书中所收集的一千多出,然而他认为“旧传有三千八百出”之说则是“不尽可靠”的(见该书“引言”)。 
  查遍了这些可信的京剧史料,“5300”这个数字均不得见到,多亏1998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京剧剧目辞典》为这次寻觅提供了线索。在该书的“凡例”第一款中云:“本辞典收京剧剧目5300余条。”假若不是巧合的话,这“5300”找到出处了。然而请注意,“5300余条”与“五千三百多部”是不能划等号的。说至此,应当指出:“部”这个量词用得不对。对京剧剧目惯常皆称之为“出”或“个”,非“大戏”或“本戏”不得称“部”。一出《瞎子逛灯》、《花子拾金》,
焉能称为一部? 即使是《三岔口》、《小放牛》一类戏,也称不上为一部也。 
  辞典“凡例”中是有所说明的:“条目中,京剧传统剧目原则上尽量收齐”,而且说:“1949
-1965年间新编或改编的剧目,凡已出版或公开演出过的,皆尽量收入”,“1965-1984年间新编或改编的剧目,公开上演或经影视播映过的,亦酌情收入”。可见,这“5300余条”中也包括了1949
—1984年这45年间的新编和改编剧目。
  “凡例”中还说:“连台本戏每本单立条目”,亦即一出戏有多少本就到多少条。例如《开天辟地》列12条、《封神榜》列19条、《马陵道》列8条、《汉刘邦》列10条、《双凤奇缘》列12条、《汉光武》列14条、《粉妆楼》列16条、《铁旗阵》列24条、《昭代箫韶》列38条、《德政坊》列16条、《七剑十三使》列16条、《飞龙传》列13条、《三侠剑》列15条、《彭公案》列20条;而不同演出本的《西游记》列了31条、《水泊梁山》列了30条、《济公活佛》(包括《济公传》列了27条,《狸猫换太子》竟列了57条,还有许许多多四本、六本、八本、十本的剧目,均按每本列条,不一而足。
  再者,凡是一剧多名的剧目,均各列一条。如《四郎探母》,亦名《四盘山》、《北天门》、《探母回令》、《坐宫》,即列5条,《遇皇后》亦名《断后》、《断太后》、《天齐庙》、《赵州桥》即列5条,五本《生死板》,即全部《铁莲花》,又名《扫雪打碗》、《定生扫雪》、《贤良卷》,列为9条,《桑园会》又名《葵花峪》、《马蹄金》、《秋胡戏妻》、《辞楚归鲁》列为5条,《徐良出世》又名《乌龙冈》、《山西雁》、《高家店》列为4条,《英雄义》,即《一箭仇》、《曾头市》列为3条;一出《钓金龟》又名《张义得宝》、《孟津河》而列3条……诸如此类,不计其数。 
  此外,在京剧形成之前早已有之的一批昆曲剧目,如《石秀探庄》、《林冲夜奔》、《武松打虎》、《醉打山门》、《钟馗嫁妹》、《起布问探》、《别母乱箭》、《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昭君出塞》、《贞娥刺虎》、《梳妆跪池》、《思凡下山》、《回营打围》、《醉鬼》、《借靴》、《乔醋》、《琴挑》、《火判》、《挡马》、《芦花荡》、《金山寺》、《安天会》、《麒膦阁》;以及吹腔剧目《奇双会》、《十字坡》、《蜈蚣岭》等,也都各立条目,这些能算作京剧的创作剧吗? 
  徽班进京前,蜀伶魏长生与他的弟子上演的剧目,如《蓝家庄》(即《滚楼》)、《背娃入府》 (即《入侯府》) 、《卖饽饽》( 即《魏虎发配》) 、《打樱桃》(即《文章会》)、《铁弓缘》(即
《开茶馆》)、《闯山》(即《董家山》)、《缝搭膊》(即《富春楼》)、《捉奸》(即《也是斋》)、《十二红》(即《备刀记》)、《别妻》(即《花大汉别妻》) 、《浪子踢球》、《探亲相骂》等,以及清铁桥山人撰《消寒新咏》一书中所记早于三庆班入京的庆宁部、文武集亨部、集秀扬部、四庆徽部、五庆徽部等班上演的《花鼓》(即《打花鼓》)、《骂灶》(即《打灶王》)、《卖解》(即《双卖艺》)、<少华山》(即《富贵图》)、《捡柴》(即《春秋配》) 、《断机》
(即《三娘教子》)、《九焰山》、《铁笼山》、《刘金定》(即《双锁山》、《杀四门》、《喂药》、《竹林计》) 、《补缸》(即《锯大缸》)、《戏凤》(即<梅龙镇》) 、《孟良花园比武》(即《打孟良》)、《李桂枝查监》(即《奇双会》)、《磨房演戏》(即《十八扯》)等剧,均为后出的京剧所搬演,在《京剧剧目辞典》中皆各有条目。理所当然,这些戏也不能算作是京剧的
“创作”剧目。 
  综上所述各类情况,如将1949年—1984年这45年间的新编和改编剧目,加上连台本戏的按本立条、一剧多名的各列一条,以及徽班进京前即已有之的剧目,从“5300”出中刨除,那末该剩多少出就不难弄清楚了。有了符合史实的剧目数量,瞎算的那笔哗众取宠的瞒天账,也就不攻自破了,想用这些违背史实的数字,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戏曲工作五十年完全是危言耸听,胡搅蛮缠。近五十年来,全国改编、创作的京剧剧目岂止占所谓“总数”的“四分之一”! 如果这位持“总共创作出了五千三百部京戏”之说的始作俑者,能开列出一份一出不落的剧目单来,并能注明这些京剧何时何地、由何演员搬演的,披露于众,当是一份洵足珍贵的“京剧创作总目”资料;否则,空说什么“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云云,是不行的,只能证实他的狂妄与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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