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促织》究竟在讲谁的故事

《促织》是《聊斋志异》中一篇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小说,它通过描写主人公成名因被迫缴纳促织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的命运,反映了皇帝荒淫无道,巡抚县令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

本文的题目原本想用《从聊斋《促织》看明朝的必然灭亡》,众所周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历来就有因癖好而荒废朝政的君王,类似例子在古代历史中有很多,上行下效,往往会带来深重的影响,从而亡国之君的出现也很正常。

然而,深入的查找相关史实,却难以找到可作为依据的记载——虽然明朝有灭亡的必然因素,但明宣宗的蟋蟀爱好也没有那么大的破坏性影响,无法找到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恰恰相反,反而发现了一些事实提供了反面的证据,它们也和之前思考的一个问题紧密的关联在一起:蒲松龄究竟是在写明朝,还是写清朝?

晋文公好恶衣,楚王好细腰,越王好勇士,到了明宣宗,同样因为有所喜好的声名,他就成为了“促织天子”、“蟋蟀皇帝”。

如果只是一知半解,听到这样的称号,立马会对明宣宗产生极差的印象,“声色狗马,昼夜荒淫,国计民生,罔存念虑。”,不会是一个好皇帝。

在《促织》的故事里,并没有对明宣宗进行详细描写,只是在描述成名一家悲惨遭遇时偶尔提到。

看完故事,会感到在荒诞故事的背后,真实的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贪暴、黑暗腐朽,会认为“促织天子”的叫法很有道理,鲜明的代表了明宣宗的昏庸。

这种错觉,是建立在没有全面了解历史的基础上。

事实上,明宣宗被史学家称为太平天子、守成之君,《明史》中不乏赞誉宣宗之词。

宣宗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实行休养生息,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张辅、于谦、周忱,使得社会经济空前的发展,史称“仁宣之治”。

对明宣宗的评价,从他的谥号可见一斑。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再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

谥号“宣”,有圣善闻周的意思,战国时齐国国君齐宣王,就是谥“宣”

如果从《促织》的故事来看,会认为宣德年间是封建时代的乱世,因为小说一开始的背景介绍便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通过一个家庭的命运起伏,控诉了当时封建社会压榨百姓的黑暗现实。

然而,《明史》中记载的则是相反的景象:“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武者欤。” 充分表明宣德年间是治世。

《明史》编订于康熙雍正年间,即使编订者是汉人,他们也不敢冒大不去美化前朝的汉族皇帝,所以《明史》对明宣宗的过错无须隐瞒,其中对明宣宗的评论应当较为公正客观。

而民国初年著名历史学家蔡东藩在著作《明史演义》中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宫中又斗蟋蟀,宣宗最爱此戏,曾密召苏州地方官,采进千枚。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种种玩耍,无非因天下太平,有此清赏。好在宣宗未尝,不过借物抒怀,为消遣计,看官休要误视。当作宋徽宗、贾似道一流人物呢。点醒正意。

按照蔡东藩的的这种说法,可拿明宣宗与春秋时期的齐景公进行对比,齐景公虽然算不上圣贤的君主,但也是在有贤臣辅佐下,才敢放心取乐。

齐景公说:“高兴啊!今晚我可以喝酒了.没有晏子、穰苴这两个人,我拿什么治理我的国家;

所以,明宣宗虽然有斗蟋蟀的爱好,但只算是小打小闹,还不至于影响到政局的清明,宣德时期也是明朝比较稳定和繁荣的时代。

可见,虽然《促织》称故事发生在明朝宣德年间,但应该是蒲松龄创作时的假托。

可以想象,处于封建社会的环境中,蒲松龄并不敢直接写反映现实社会的文章,也就是不敢描写清朝的黑暗。

蒲松龄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明亡以及清顺治到康熙年间,他年幼时经历明朝灭亡,当时已经有如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进步思想萌芽,蒲松龄作品中也体现了这一点,有直指皇上的劝诫,也有对贪官的针砭,更有对普通百姓的深深同情和对现实的讽喻。

据资料记载,促织之戏是从宋代传下来的一种宫廷和达官贵人们的玩乐,到了蒲松龄生活的康熙年间仍在盛行。为了逃避十分有可能的政治迫害,他特意标明故事发生在明宣德年间,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清代所谓康乾盛世时期。

清代王公贵族大多是嗜斗蟋蟀的能手,官府还有专门此事的官吏。《清宫词·养蟋蟀》诗云“宣窑厂盆戗金玉,方翅梅花选配工。每值御门归殿晚,便邀女伴斗秋虫。”生动描绘了清宫内斗蟋蟀的场景。

康熙年间正是清代的“盛世”,康熙本人也被称为“英主”,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康熙本人同样追求“声色犬马”,酷爱“斗鸡戏虫”、至今传下来的斗蟋蟀盆,以康熙、乾隆年间制作最精。

单看在器具上的造诣及其精美程度,便可对清朝的促织状况产生直观全面的了解。

陈鸣远是康熙年间宜兴紫砂名艺人,是几百年来壶艺和精品成就很高的名手。下图中的康熙年制紫砂罐——澄泥蛐蛐罐,由陈鸣远采用最细的紫砂制作,它做工细腻,镂空外观也非常精美,是宫廷所用之物,也是独一无二的孤品。

澄泥制作的名家还有赵子玉,一罐值百金之数,十分难求,以及张和清及杨彭年、清正斋主人、醉茗痴人等。

被誉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的清代著名诗人王渔洋,官高权显,文坛地位显赫,他与蒲松龄文字至交,敬重各自的文学造诣。王渔洋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点评注说,并写诗作了极有眼光的评价。对《促织》篇,王渔洋写下一条评语,

“宣德治世,宣宗令主……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抑传闻失实耶?”

王渔洋特意强调宣德年间是“治世”,宣宗是“令主”,显然他非常懂得作者的用意。

不过,即便促织之戏盛行有种种弊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蟋蟀自身,即使皇帝不带头,说不定也会有其它的嗜好,可能会带来一股不良风潮。

此外,在了解历史后,也能看出蒲松龄把《促织》的故事放在明朝宣德,也不算是全无根据,有不少史料记载了类似的故事,成为了《聊斋》的取材来源。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吕毖辑《明朝小史》卷六:“(宣德)帝酷好促织之戏,遣取江南,其价腾贵,至数十金。时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遣,觅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妾以为骏马易虫,必异,窃视之,乃跃去。妻惧,自经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经焉。”

这些明代的文献,为《促织》的创作提供了依据,然而,由于正史中没有记载,其真实性仍然存在一定疑问。

蒲松龄的作品《促织》究竟是在写明朝还是写清朝,从诸多依据中不难推断,而且明朝已成过往,小说也不是历史记载,由此也可以推论,蒲松龄的意图不在于记录,借古讽今才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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