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期刊】URP新编 | 中国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及驱动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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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顺发，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文章导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生态文明建设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工程。2018 年3月11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并列，反映了人民对更加绿色、宜居的环境的强烈需求。
本文字数：388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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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生态文明建设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工程。2018 年3月11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并列，反映了人民对更加绿色、宜居的环境的强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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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反映了人类利用自然资本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文章以生态足迹和夜间灯光指数这两个“自然指标”为基础，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指标（ECL）和生态文明指数（ECI），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并运用拓展的STIRPAT 模型，从人口、富裕程度、技术水平、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五个维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生态足迹试图定量描述经济社会中消费的各种资源、吸纳污染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生态足迹计算项目选择采取广泛性原则，如表1所示。
总生态足迹为生物资源足迹（BEF）、能源（碳）足迹（EEF）和污染足迹（PE）构成：
生物资源足迹即耕地、林地、草地、水域中生物资源消耗总的生态足迹。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BEF（Biology Ecological Foot Print）为生物资源足迹；j 为生态生产性土地类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Bj 为第 j 类土地利用的均衡因子，用以将具有不同生产力的土地类型转化为可比较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i 为生物资源项目的类型；ci 为 i 类生物资源项目的产量；pi为第 i类生物资源项目的全国平均产量。
本文采用“碳汇法”计算化石能源用地的生态足迹。
式中，EEF 为能源（碳）足迹，ni 为第 i 类能源消费项目，ec 为能源碳排放系数，ep 为生态生产性土地对碳的平均吸纳能力。
污染足迹。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白钰等，2008），选择工业废水、工业废气（SO2）、固体废弃物作为污染足迹的计算项目。其中，污染足迹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PEF 为污染生态足迹，ni 为第 i 类污染项目，ei 为第 i 类污染项目的净化系数。
区域人类社会发展综合水平（Regional Development，RD）。本研究用夜间灯光像元灰度值总和表征区域人类社会发展综合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Li 为第i 个区域灯光像元灰度值，m 为区域灯光像元的总数。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本文用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区域发展程度与生态足迹作比，计算方式如下：
本文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作比进行指数化，得到生态文明指数（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dex，ECI）。
式中，ECLl为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ECLn 为全国平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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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测度结果
从绝对量变动来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1995～2015 年全国平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上升37.8%。30个省份中，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上升的省份有24个，下降的有6个。大多数省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95～2015 年，北京、上海、浙江是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升最大的前三位。少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处于下降趋势。河北、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山西2015 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低于1995 年。
对1995～2015 年ECI 值进行排序并根据位序变动状况将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分为进步、稳定、退步三类（表2）。从位序变动来看，30 个省份中，13 个属于进步型，7 个属于稳定型，10 个属于退步型。东、中、西部地区退步型数量（比例）分别为3（27%）、2（25%）、5（41.7%），西部地区显著高于东、中部地区。
为了考察2015 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空间格局，根据各省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全国平均值的对比关系，将2015 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划分为四类，分别为优质、良好、较差、劣质（表3）。2015 年，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海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较高的区域，属于优质型。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生态资本利用效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 倍（1.7≤ECI）以上，能够以更小的生态消耗换取更多人类社会发展所需的物质和服务。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内蒙古这五个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这些省份资本利用率较差，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较落后，实现同样的发展水平要以更大的生态环境牺牲为代价。
中国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指数由离散分布逐渐走向空间集聚。从表4 可以看出，1995～2015 年，中国大陆各省份之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从离散走向显著集聚。1995～2010 年，Moran 指数I 并未通过5%显著性检验，而2015 显著性检验结果高度显著（P=0.00），且Moran 指数I 为正，其空间联系特征为较高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省份相对地趋于和较高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省份相邻接，较低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省份趋于和较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省份相邻接。
从以（Wz，z）为坐标的Moran 散点图（图1）可以发现，高—高集聚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而低—低集聚则广泛分布于西北部。多数省份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内，即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有正的空间联系，属于低—低集聚和高—高集聚类型。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相对来看，呈现高—高集聚的有上海、北京、海南、浙江、江苏、天津、山东、河北，呈现低—低集聚的有新疆、青海、陕西、甘肃、黑龙江、宁夏、四川、吉林、重庆、贵州、湖北、山西、湖南、云南等，呈现低—高集聚的有江西、广西、安徽，呈现高—低集聚的有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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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驱动因素
本文采用普通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本文基于STIRPAT 模型，拓展了经济结构、对外贸易两个维度，对生态文明建设（ECL为因变量）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各变量如下：①人口：常住人口数P；②富裕程度：以人均GDP（AGDP）和居民消费水平（CL）表示；③技术：以万人专利数（PT）表示；④经济结构：以第三产业比重（IS）表示；⑤对外贸易：以进出口总额（GIO）。构建模型如下：
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转化为线性回归方程：
式中，ui +e it 为复合扰动项。其中，ui 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e it 为随时间和个体而改变的扰动项。a 、b1 、b 2、g 、d 、q 分别为各个解释变量—生态文明建设水平（ECL）的弹性系数，即 P、AGDP、CL、PT、IS、GIO 每变动1%，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变动a %、b1 %、b 2 %、g %、d %、q %。
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人口因素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人口增长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有负面影响。东部和中部的统计量并未通过10%显著性检验。而西部地区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人口每增加1%，西部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下降0.36%，全国层面上显示出人口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负面影响主要是西部地区带来的。这意味着西部地区人口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远高于对社会经济建设水平的促进作用。
中西部居民生活方式具有较大的“物质依赖性”。从生产角度看，人均GDP 提高1%，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高0.46%。这意味着人类的生产活动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于生态消耗增长速度。从消费角度看，居民消费水平越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越低。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带来的生态消耗越大。中部和西部地区b 2系数分别通过了 1%和 5%显著性水平检验，居民生活水平每提升 1%，中部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降低 1.49%，西部则降低 1.1%。东部b 2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可以看出东部b 2系数为正，西部为负。这意味着东部和中、西部居民的生活方式存在显著的差异，中、西部居民生活方式具有较大的“物质依赖性”，会产生较大的生态足迹。
技术水平的提升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估计结果显示，1%的技术水平提升能够带来0.095%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升。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方式已经整体上走出了“高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正走向“技术反哺生态”的发展道路。
产业结构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驱动力量。从整体上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第三产业比重每提升1%，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升0.52%。从区域差异来看，产业结构调整驱动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大部分由东部地区提供。北京、上海、浙江第三产业比重都比较高，其中，2015 年，北京、上海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80%、68%，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均为优质型。
对外贸易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对外贸易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影响，这取决于贸易效益与环境成本的权衡。从统计结果看，东部地区对外贸易程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这可能由于东部地区开放早，承接了开放早期较多的低端产能转移，承担了较大的环境成本。而中、西部统计结果分别通过了10%和5%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在对外贸易中具有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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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两极分化严重。从全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位序变动来看，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越高的地区，退步型越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越低的地区，退步型越多。例如，优质型仅广东省为退步型，而劣质型则全部为退步型。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质愈优、劣质愈劣”，两极分化严重。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是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高值集聚区，而西北则是低值集聚区。自然区位条件差异，区域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消耗的不平衡是必然的。然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的对比关系，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平衡是所追求的目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意味着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跨区域调配资源，使得自然资源能够在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的地区使用，从而提高整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即实现帕累托改进。其中要协调好整体福利改进与区域福利分配之间的关系。
人口、富裕程度、技术水平、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影响显著。人口：人口数量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有抑制作用，人口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地区较为明显，而东中部地区则呈现人口集聚的红利迹象。富裕水平：从生产角度，人均GDP 的提升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从消费的角度，中西部居民消费方式具有较大的“物质依赖性”，居民消费水平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抑制作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明显。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渐显现。
本刊名誉主编:吴良镛;主编:顾朝林;执行主编:武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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