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丨历史哲学可能吗？

该文最早以伯林与他人合著的同名文章问世，载约威尔编《历史与行动哲学》（1978）。

这些讨论中已经出现两种观点，分析哲学与除此以外的哲学，为了努力在它们之间搭建起桥梁，让我先说点适中的东西。在我看来，明显存在一些常规但很丰富的话题可以让历史哲学同时吸引两者的注意：例如，检查历史学家们使用的一些关键概念。这将让他们在最直接也最核心的方式上涉身历史哲学。

于是，他们可能考虑一些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它们其实并不简单）。历史学家是如何使用“因为”一词的？在历史话语中使用的“因为”并非一定是表示因果关系，它可用于动机，可用于历史之间和内部的神秘联系。或者说，历史学家是如何使用诸如“因而”这样的词语的？他们为什么不是在历史叙事中用“于是我们看到”或“不足为奇的是”或“并不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不奇怪呢？是什么不足为奇？为什么？诸如此类。之所以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将对一个事件，甚至文化的记述，同对另外一个事件，或文化的记述桥接起来。他们取决于家庭一些特别的概念与范畴，只有用它们才可以写出可能的历史。

19世纪末曾过一个众所周知的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这种区分很合理地提出，如果一种自然科学的现象之所以是那样，是因为另一个现象，或者说一个对象或事件总是和另外一个对象或事件在一起，这种断言只能建立在得到认可的观察和试验程序之上。用一个现代的例子来说，有人可能会问，“我们怎么知道这种药能治病——例如，用盘尼西林治肺病？”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相信这种论断，只因为它基于大量经过仔细检验的归纳，这构成一个逻辑体系，一个科学知识的资料库。它并不需要关于相互连接的事件或对象，不需要什么原则或关系将它们联结，除了说是属于一个可以界定的X类的时间或事情，它们的成员明显看来遵从一个可以界定的Y类事件或事情。另一方面，人文科学好像不是这样。写历史的人希望读者相信它，因为他会很有策略地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规律，有些没必要刻意说明，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明显不需要以任何科学步骤为基础。

如果有人正在解释某一历史事件，比方说是某次革命，这人可能会说在某个地区某个阶级当中存在某种程度的不满或愤慨之情，他可能还会补充说统治阶级为了减轻这些情绪做出了一些妥协，让不满的阶级提高了期望，让他们要求得越来越多，如果统治阶级对他们施行更加有效的压迫的话，这些要求本会得不到满足，统治阶级的示弱和让步让抵抗力量加强，而不是使之迟钝，等等。这种辩论想当然地假定，一般条件下设想的一些情形被“可以理解地”

认为是那种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结果的情形：之所以可谓“可以理解地”，是因为我们可以期待，在特定人物、目标、情感、习惯等这些毫无疑问地想当然的条件下，人就会以某种方式行事。只要是人，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以这种不好定义的方式行事，我们与他人的交往预设了这一点。于是，给出一个特定情形就是如此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合适历史解释的例子。

我们需要回溯的一点是，时下写历史的一大态势是更加依赖精确的方法：量化测量和统计信息。不过，这类历史著作更适合写某些专门的历史。例如，写经济史的时候：有关13世纪的英国经济史可以通过考察这类事项，不同商人团体卖出了多少捆羊毛，以什么价格卖出的，它们去了哪里，被用来干什么，等等。在此过程中，没有必要过问商人的道德或宗教观，他们的私生活，他们的个人特性。有关他们的心理知识既没必要也没有什么帮助。通过统计归纳获得的人口学方面的数据则更加相关，这些是通过与自然科学非常不同的方法所获得的。我们可能会发现，可以得知的14世纪经济史要多于17世纪的经济史，因为有关货物价格等事实更容易获得。这是经济史上的一个悖论。

技术史可能也会如此，有关一些历史人物的历史可能会被理想化，也就是说，他们被人为地限制之处，就会建立起一些分类证据和推断的模式或特殊方法。仅有常识是不够的。但是，在写一般历史，特别是政治历史的时候，这点又不对了。用来描述情形、事件和过程的概念与范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精确的，它们有一种所谓“开放的结构”。大体说来，它们是与人的永久利益相关的普遍的日常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条件下，它们可能会略有不同，但所有的观念都是属于基本的人类态度、观点、目标、信仰等。对这些概念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分享，就根本不可能了解人或历史。

若非如此，我们很难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荷马或希罗多德，毕竟他们所写的社会与我们的社会非常不同。例如，如果你问，为什么有些历史人物做了某事，对此行为的解释很可能要取决于使用有关在日常生活中有关人性的概念与范畴，而且我们假定，即使不是所有这些概念与范畴都进入了我们有史料记载以来的祖先的观点，那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如此。

如果只依靠归纳调查，可得出的结论就会非常单薄。从虚构作品中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人问为何伊阿古憎恨奥赛罗，有人回答说是因为伊阿古性格软弱而奥赛罗坚强，伊阿古卑鄙而奥赛罗高尚，软弱和卑鄙之人容易憎恶或讨厌高尚或坚强的人，这种思路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认为是对伊阿古行为的合适解释。如果有人接着问，参与谈话的人究竟自己观察了多少嫉妒的例子，他对他人有关弱者和强者之间的关系观察了解多少，他在多少地方，多少种场合下进行过多少确切的心理调查，他积累了多少规律性才得出他经过经验测试的假设，他会发现化学家或物理学家不会认为这类证据是得出科学结论的合适基础。不过，这是我们着手解释大部分人类行为的唯一方式，我们没法以别的方式行事或活着。毫无疑问，人是会犯错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能揭示人的错误，毫无疑问人总在给出各种未经检验的断言，没有这些断言，人压根就没法着手做事。

我想要提出的观点不是基于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或者价值中立与价值衡量之间众所周知的对立，而是基于将应用以下两者的差异，其一是基于观察得到的规律或规则，其二是基于经验相关性的信仰，无论是自己的信仰，还是某一社会的信仰，还是他人的信仰、其他文化的信仰。所有经验体现科林伍德之所谓对一个时代或文化的“绝对预设”。它们不是屡教不改的，但正是对它们的掌握让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同于聪明的故事讲述者和记者：这是历史学家所需的，与作家共有的一种能力。

为什么我们说有些历史学家伟大，有些还不错，还有些很肤浅呢？我这么来说吧，一位历史学家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他们具有描述能力，不仅因为他们比别人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或者他们的观察更加细致，他们的发现更加准确——所有这些都是必要，也必不可少的造诣，但这些能力无法造就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一名历史学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被认为对某一特定时期，一个特定社会从整体上提供了洞察力，他们给读者呈现出一幅人类生活的图景，他们将一个社会的整体经验呈现为一种可能发生过的、有充分证据的生活方式。让想象力复苏的危险在于它可能会产生连贯行动。为了证明我们关心事实，我们需要从现存数据中推断一个可靠的依据。基于这种证据的建构（蒙森在晚年开始怀疑）主要都是想象的。一部伟大的历史学著作必不可少的品质就是读者读完以后可以认为，他不仅可以告诉自己说，这些社会中的各种角色在被记录在案的场合下之所思、之所做、之所图，他还可以说在其他可以想象的场合下他们会（至少是他们可能）有什么想法，他们会如何应对其他情况，如何应对发生在他们那个时代的一般情况、事件、思想和自然/人造物体。要想象生活在一个不同于自己社会的情形，没必要引入什么神神秘秘的观念，诸如让自己回到过去，或者飞入恺撒（科林伍德几乎就要如是说了）的意识，以便了解他为何入侵英国，他当时的感受、抱负和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能对所说的社会有一种想象上的把握，我们就能回答一些假设的问题，即使答案远非确定。这就是说，只有当历史学家给出了有关一个社会的具体构造，它的结构，它的“灵魂”，它的道德、思想类别和价值观，我们才能将试图描述这一社会的他看作是一位有天赋的历史学家。做不到的话，我们甚至还可以指责他缺乏深度。顺便提一下，深度和伟大都是哲学家们不太常用的概念，尽管我敢说如果他们多用用会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们不仅仅是华丽的辞藻。“深刻”是一种隐喻性表达——也许来自水井。这是什么意思呢？要是说（无论说得正确与否），帕斯卡是一位比笛卡尔更为渊博的思想家，蒙森或库朗日是比那些辛苦的编纂史者或爱国教材的作者更为伟大的历史学家，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无意在此深究这个问题，只想坚持说仅仅从考古意义上来重现过去是不够的。仅有自然科学的范畴也不行。这关乎通常被称作知识的概念与狄尔泰之所谓理解之间的差异。我想坚持说我们之所谓知识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上都是一样的——要涉及行为人、他们的动机、目的、恐惧、希望、感受、思想、行为等：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还是某团体的、某阶级的、某次运动的、某一机构的或整个社会的。讨论这些行为人的生活、观点和行动涉及的概念与范畴未经拟人化就无法用于自然科学主题，处理两种科学之间中间地带或无人地点的话题会造成自身的问题。要理解一个特定社会的道德规则、社会目的、文化或精神潮流，就是要理解假如活在那个环境下会是什么样子。这种洞察力需要一种类似艺术家的天赋，只有这种天赋能够将干巴巴的研究和有关事实积累（只能通过经验考察获得的事实）融合起来，让它们栩栩如生。

当然，这些也都是老生常谈。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一项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更有用的任务，说起来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那就是分析历史解释的逻辑。这意味着分析诸如“因为”、“因而”、“到一定时候”、“不足为奇的是”等词语的使用。这种分析充当各种有关过去命题的联系，将它们以不同于这些逻辑充分用于自然科学的方式结合起来。自然科学本身不是历史思想，它们是历史思想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把以下学科统统都归在自然科学门下：考古学、古文书学、金石学、人口统计学、自然地理、人类学，以及星相学的、化学的或生物学的计时方法，还有所有其他测量时间间隔，分析影响人类生活的环境和其他物质因素所需的附属学科，没有这些就没法得到关于过去的准确知识。

我所说的也许是异端之言，既不同于科学导向的分析哲学的立场，也不同于那些具有黑格尔路线倾向的哲学立场。也许这点也还是异端之言：我无意撤回，除非迫于理性争论的绝对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