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斯特恩1979年的中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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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20-2001)去世二十周年,新近出版的一本斯特恩传记再次回忆了他1979年著名的中国之行。

《艾萨克·斯特恩的多重人生》(The Lives of Isaac Stern)一书由诺顿公司出版,作者是艾奥瓦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舍恩鲍姆(David Schoenbaum)。

《艾萨克·斯特恩的多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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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生于曾由沙皇俄国长期统治的克列梅涅茨,一岁两个月大时移民旧金山,日后在这里受教,在纽约成名,是美国人民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小提琴大师。

冷战时期,他致力于打破文化壁垒,作为非官方的美国文化大使,展开世界巡演,努力推动外交政策的变化。

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的第二年,费城交响乐团访问了中国,作为破冰之旅而轰动一时。

斯特恩也跃跃欲试。

他多方奔走,甚至找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均无功而返。

后来他听说,一位化学家邻居要邀请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的外交部长黄华吃饭,于是设法同席,这才得到了访华邀请。

1979年6月,斯特恩带着二十多人的团队抵达中国,开始为期三周的参观、演出和授课之旅。

留苏多年的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到机场去接他,又在北京与他同台,演出了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两个协奏曲。

斯特恩(二排中央)1979年在北京与中国音乐家在一起。他右侧是徐惟聆,下方戴红领巾的小朋友是何红英。图片: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

他们私下用俄语交流,当着其他美国人的面,则改说英语。翻译在场时,李德伦就讲汉语了。

那一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往热烈。在斯特恩访华前后,还有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卡拉扬率领的柏林爱乐乐团和另一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分别来访。可似乎是斯特恩的这一次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留到今天的印象也最深。

为什么?

因为斯特恩带来了一个电影摄影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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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队由沃尔特·朔伊尔招募。他是纽约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卡内基音乐厅的受托人、长期的艺术赞助者和斯特恩的朋友,但对电影制片毫无经验。

除了一个场景之外,片中的任何镜头都没有经过排练,一切都是实时拍摄的。

他们拍回来六十个小时的素材,既没有剧本,也没有情节。导演还跟朔伊尔发生了争执,撂挑子不干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朔伊尔雇佣了两位受人尊敬的纪录片制作人默里·勒纳和艾伦·米勒,请他们点石成金。

勒纳和米勒花了一年时间,从六十个小时的素材中剪出一部八十八分钟的电影。斯特恩不想让中国朋友的感情受到一点点可能的伤害,又从中剪掉了四分钟。

那是在上海演出前,他发现钢琴受潮,键盘变形,无法演奏。主人说这是现有最好的钢琴了,但斯特恩坚持换琴,还说如果不给换,他就往北京打电话,调解放军的飞机给他空运。最后他们剪掉了斯特恩闹情绪甚至发脾气的画面,直接跳到了皆大欢喜的第二天:一辆解放牌卡车从上海电台运来了另一架能用的钢琴。演出得以顺利进行。

于是观众在片中看到,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他的欢声笑语、观众的欢声笑语和两国音乐家之间的互相赞叹。

罗筠筠在所著厚逾六百页的《李德伦传》里也说,“这个电影拍得很精彩,把中国描写得非常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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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恩营造的热情之旅与三个月后的卡拉扬之行构成了有趣的对照。

张德生当时为柏林爱乐乐团担任翻译。2009年春天,他在《中国文化报》撰文回忆,在中国观众和中国音乐家面前,卡拉扬常常表现出傲慢的态度。在北京饭店五百人的大宴会上,当七十六岁的大音乐家贺绿汀“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向卡拉扬敬酒时,“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

不仅如此,在首都机场下飞机的过程中,卡拉扬的乐团里还有两位音乐师“从五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三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去抢救”。

就连乐团内部也有人对卡拉扬不满。副首席施特恩(与斯特恩同姓)曾把张德生约到自己的房间,痛陈评论界对卡拉扬的过誉之辞,“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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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美国媒体和美国观众对中国充满了好奇。《斯特恩在中国》一片因此大受青睐。它展示出一个立意开放、谦虚好学的中国,尤其是曾中断了十年、此时已重新走上正轨的音乐教育事业。在片中亮相的很多年轻和年幼的学生,如王健、徐惟聆、潘淳、李伟钢、贾红光、唐韵和何红英等,都在音乐事业上大有成就,甚至享誉世界。王、徐、潘和指挥家李德伦还共同参加了1999年斯特恩二十年后重返中国的纪念演出。

《斯特恩在中国》二十周年纪念版的海报

回到1981年,吉恩·沙利特已是一言九鼎的电视明星,担任全国广播公司早间名牌新闻节目《今天》的常驻评论员(这个位置他保持了四十年),对这部纪录片给出了热情洋溢的评语。斯特恩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佛罗里达看到那一期节目时,喜不自胜,发出了响彻整个大陆的欢呼。

首映半年后,《斯特恩在中国》已在美国六个州的七家影院和加拿大上映,另外十三个州和首都华盛顿也将公映。

它也为出资的卡内基音乐厅赚了钱。

影片初步预算为213,989.06美元,而仅到1981年底,收入就已经达到了1,205,934美元。

英国的查理王子与戴安娜王妃大婚时,斯特恩亲自送上了一份《斯特恩在中国》的拷贝作为贺礼。《纽约时报》总编罗森塔尔正要前往北京,斯特恩于是托他向黄华转呈拷贝一份。朔伊尔还给基辛格、当红青年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丹麦女王分别寄去了录像带。

《斯特恩在中国》获得了那一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1982年,戛纳电影节也放映了该片。

除此之外,《艾萨克·斯特恩的多重人生》还讲述了他对年轻一代音乐家,如马友友、五嶋绿、珀尔曼和祖克曼等人的大力提携,从而全面回顾了他留下的持久遗产。

(中华读书报记者/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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