璐瑶：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璐瑶：巴别梦想家发起人
她留学归来在广西田阳县巴别乡创办了巴别梦想家，用十年时间陪伴了92名孩子，让他们认识了自我，逐步认同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责任，提高了自信，走出了大山。孩子们长大后，很多人又返回了故乡，他们通过创建社会化学习的实践共同体，解决乡村孩子“信息与情感“封闭的问题，服务了超过10000个乡村孩子。他们都是梦想家，他们说：离开是为了回来。
2009年，我在英国刚刚读完金融研究生，来到广西田阳县这个叫做巴别乡的地方支教。这个缺水、缺少耕地的山村，当时的人均年收入不足1400元。我的学生90%都是留守儿童。
上课第一天，我给孩子们看外面的照片，孩子们问我：“老师，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平的？”生活在大山深处，他们甚至不能想象世界上有些地方是平的。
这个可爱的小朋友名叫苏光富，我们都叫他“秘书”。“ 秘书”的家在巴别乡三坡村多曲屯。一个美好的周末，我在他家楼顶和他对坐着。放眼望去，果然看不到任何平地。我问“秘书”：你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梦想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长大可以养猪、种玉米，猪肥了就可以卖了、玉米熟了也能卖钱。”支教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天清晨，我偶然间看到一群孩子蹲在树下吃早餐。
他们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光着脚，抱着一个搪瓷饭盆。我突然联想到小时候经常在北京看到的一个场景：在建筑工地的门口，有一些打工者蹲在那儿，衣衫褴褛、汗流浃背。
那一瞬间，我仿佛一眼看到了孩子们未来的样子。我感觉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眼泪开始止不住地流。
在巴别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事情震撼着。我渐渐意识到，乡村教育的问题不是贫困，而是情感和信息的封闭。他们的世界是封闭的，他们的想象力也是封闭的。他们缺少发展机会，被社会边缘化，对未来的可能性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成为谁。
因此，我一直在试图探寻一种方式来回应、来解决乡村教育的封闭问题。因此我发起了巴别梦想家：一个社会化学习的实践共同体。支教结束后，我带着“秘书”和上百个孩子的资料回到北京，为他们寻找一对一的长期捐助人。捐助人提供微薄但稳定的助学金、和孩子保持通信，关怀他们的成长，也是孩子看到世界的一扇窗。
就这样，12岁的“秘书”有了许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领助学金；
第一次去邮局寄信；
第一次收到来自北京的包裹；
第一次思考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与此同时，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北京的金融街，每天透过写字楼的落地窗望着平整的繁华，却总想起“秘书”家楼顶“没有平地”的世界；我看着电脑屏幕上雀跃的象征着财富的数字，却忘不了孩子们蹲在树下吃早餐的样子。
有些事情看到了，真的没办法装作没看到。我知道通过捐助和通信，无法真正解决孩子们情感和信息的封闭问题。因此我从投资银行辞职，来到一家公益组织工作。在那里系统地学习如何去做一个公益项目，什么是参与、什么是权利。于是，梦想家的孩子们有了暑假工作坊。
2011年夏天，14岁的“秘书”和很多巴别乡的小伙伴一起，来到了梦想家工作坊。从那以后每个寒暑假，他们都会一起在工作坊中经历许多。
他们一起做各种好玩的游戏，彼此分享故事，一起唱歌跳舞，排演话剧。
他们一起去服务乡村社区、体验城市生活、亲历打工者的一天、到集市上摆摊卖东西、用镜头记录家乡老人的故事。
2014年，“秘书”和梦想家的小伙伴们第一次去到陌生的百色市，任务是每组500元6个小时，看哪组赚钱最多。“秘书”的小组选择去卖魔方和气球。胆怯的“秘书”围着一棵大树往返踱步了十多圈，愣是不敢上前和陌生人说话。过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涨红脸走向一个带小朋友的男人：“叔叔，买个气球么？”那个男人却凶巴巴地说：“骗子！小小年纪不学好！”许多年后“秘书”说，那是他在梦想家第一次忍不住哭了，也是他第一次真正突破自己内心的封闭，收获了勇气。
就这样，“秘书”在梦想家中有了更多第一次：
14岁，第一次参加工作坊；
15岁，第一次写信给10年后的自己；
16岁，第一次去动物园、第一次走进大学、第一次吃西餐；
17岁，第一次在街头卖艺、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被大家叫做“秘书”；
“秘书”在梦想家中的“身份”，也在慢慢转变。刚加入时，他会躲在一边怯生生地不讲话。他是观察者，认为 “我是来看你们玩儿的 “。学习通过接收信息和与自己对话发生。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营造安全、互信的环境，给予他无条件地接纳。
渐渐地，他开始认同自己梦想家成员的身份，成为了“边缘性参与者”，觉得“我是来跟你们玩儿的”。学习通过浅层的体验、参与发生，伴随着和同伴的对话。通过交换信息，他也开始移动自己在共同体中的位置。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信任孩子，适当使他承担被动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认可他的价值。
2012年，因为梦想家的活动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我从公益组织辞职，来到上海的一家上市企业工作。2015年，我的联合创始人研究生毕业，我们约定一起回去发展梦想家。我于是辞职回到了田阳，但她却没有回来。那是我十一年来第一次想要放弃梦想家。没钱、没人、没社会关系，机构没注册、连间办公室也没有。夜深人静时，我一个人躺在县城的招待所里哇哇大哭，心里想着：“撤吧，回北京算了！”
可也就是在那个夏天，梦想家有了第一批大学生，“秘书”和5个梦想家的孩子们参加了高考，并全都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和“秘书”在田阳县的路边摊一起喝绿豆沙，翻阅高考指南。“秘书”笑眯眯地对我说：“老师，我长大了。”那一瞬间，我心中那句酝酿已久的“我想撤了”没有被说出口。
升入大学，“秘书”在梦想家的许多第一次还在继续着：
2014年，梦想家第一次招募工作坊小助手时，“秘书”并没有报名。他说：“当工作人员就没办法玩了，我也想去玩游戏。”
到了2016年，梦想家组织数码故事工作坊，“秘书”主动承担起了小组协调员的工作。一天深夜，我看到他一个人默默地对着电脑学习剪辑视频，准备第二天的小组活动带领。
就这样，18岁的“秘书”，第一次剪辑视频、第一次在古城公演、第一次做小组协调员；
19岁，第一次回到巴别乡招募新成员，第一次成为机构理事；
20岁，第一次给母校的老师做培训，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见到捐助人；
21岁，第一次统筹乡村阅读活动，第一次独立发起小营。
在持续的共同实践、经验分享、文化传递的过程中，“秘书”渐渐成为了“充分参与者”，他知道“我是来带你们玩儿的”。
学习通过中度参与行动和实践发生，同伴间形成深厚的信任、网状的支持，与复杂、真实、多元环境的对话也得以发生。在这个阶段，需要为孩子们创造空间，让他们自愿地承担责任，也有机会遇到更多挫折和挑战，在真实的历练中找到学习的动力。
2017年暑假开营，梦想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一直高烧不退，濒临崩溃。深夜我独自坐在办公室掉眼泪，刚好被回来取物资的“秘书”撞见了。压抑多年的我再也憋不住了，于是向“秘书”吐了心声：“真的太苦太难了。有时我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对不对，值不值得。”“秘书”对我说：“璐瑶老师你知道么？就算明天梦想家关门了，我的命运已经改变了。不只我，阿国啊、佑佑啊、亮啊，我们大家的命运都改变了。难道这还不够吗？”
2018年9月，“秘书”才刚升入大四，就成为梦想家除了我的第一个全职员工。我问“秘书”，你为什么要回来？他说：“下一次你再哭着问我对不对，值不值得的时候，我可以说：我的命运改变了，并且我已经有能力支持更多乡村孩子改变命运了，难道这还不够吗？”之后就有了“秘书”的更多第一次：
22岁，第一次成为项目负责人，第一次独立统筹大营，第一次成为机构全职；
23岁，第一次成为一本书的作者，第一次共创群岛大会，第一次将TOTS工作流应用于梦想家；
今年“秘书”24岁了。他是“奇点计划”项目负责人，是孩子们心目中的榜样，是梦想家的接班人，也是我生活中最好的朋友。
当孩子们渐渐在实践中发现和认识自己，找到热爱和使命，从参与者到贡献者的质变发生了。学习通过“深度参与所有行动和决策” 发生，相应的对话，转变为通过这个共同体，辐射出去的与外部世界的多元链接和广泛对话。在这个阶段，是时候把选择的权利和能力交还，让孩子们得以自主发起行动、作出决策。责任和义务由被动转为主动。这样的转变又反作用于整个梦想家，组织的价值使命和个人的价值使命相互交织、持续进化。
在梦想家里，和“秘书”有着相似故事的小伙伴们还有许多许多，我们称之为“出栏梦想家”。这是从2009-2020年我们18次开营的合影。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照片里的孩子们，他们是同一群人。他们就是这样相互陪伴、共同经历、一起长大。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有长期持续的共同实践、有文化传承和经验传递。这就是实践共同体。
左上角这个姑娘叫苏婷，来自田阳县巴别乡更表屯，在首师大读书。2010年加入梦想家，2019年成为机构理事，是行动研究项目负责人。
右边第二个小伙子叫梁振宝，在济南大学读大三。2010年加入梦想家，2017年成为机构理事，是梦想家自造血分舵负责人。还有林世辉、黄君沁、岑丽俏等许多走出巴别乡的大学生们，都成为梦想家的得力干将。
梦想家用十一年陪伴了107个孩子，他们中43个已经成年，41个在读大学。正是他们在管理和运营着我们的组织。这些走出大山的孩子们，在过去两年中发动了超过600名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了故乡的10000个孩子。他们说“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在我们身后无法走出去的人们”。梦想家的孩子们在自己打破了封闭，改变了命运之后，还主动承担起了社会责任，发生了了不起的变化。那么孩子们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相信，教育的客体不是孩子，而是环境。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一颗草莓的种子，需要你告诉它“嘿，你是草莓”吗？一颗草莓的种子，它与生俱来拥有长成一颗草莓的全部生物信息。它远比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芽、什么时候该开花、什么时候该长红皮、什么时候该结黑籽儿。那它需要的是什么呢？种它呀。我们把它放到土壤里，它自然会生长成自己应有的样子。好的教育也是一样。
实践共同体，是塑造环境。社会化学习，是提供养分。教育最终的目的，是让孩子有机会发现自己，有勇气成为自己。
我们还相信，教育不应只关注一个人学到了什么，还应该关注一个人通过学习成为了什么样的人。而一个人如何学习、学习什么，是他对自己的身份识别的投影。换言之，身份是学习的动机，实践是学习的载体。
那什么是身份呢？身份是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而身份识别的本质是个体对自己在集体中的权力和义务的持续深化的体悟。因此，只有通过持续地设计创造孩子们身份的转变、让他们不断地实践新的权利和义务，才能使学习发生得更多、更深。
梦想家的孩子们，在十年的陪伴中，经历了从观察者、到参与者、到贡献者的身份转变。推动他们去学习和成长的“身份”，也从最初的在家庭中承担责任，到在梦想家中承担责任，到为家乡、进而为社会承担责任，从而完成了“社会化”的过程。在持续进化的对自己的权利义务的体悟中，梦想家所培养的人不再是追求个人利益和阶层流动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承担社会责任，追求自我实现的青年人。他们是梦想家这个共同体的主人，同时也是社会共同体的参与者、贡献者。
今年，因为县域某些部门的原因，我们的办公室被清出、助学工作被迫暂停、自己筹建的阅读空间也无法使用。面对困难，梦想家的孩子们积极行动起来，有的动手写了陈情信，附上机构十年的工作报告等材料共计400多页，呈给有关部门；有的孩子自己跑到县政府、市教育局讲述他们的成长故事，表达继续服务家乡、改变家乡的愿望。
令人欣喜的是，孩子们的真诚和故事打动了百色市教育局，我们也因此得以在百色开展夏令营，并迁移田阳县的经验，在百色市创建教师成长共同体和阅读示范校。谈到这里，我必须代表巴别梦想家的10000名服务对象，郑重地向百色市教育局表达感激。同时，这件事也标志着孩子们社会参与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又一次飞跃。
正因为孩子们的社会认识的一次次飞跃，梦想家从一个服务巴别乡的组织，发展为一个服务田阳县的组织，进而成为一个服务百色市的组织。我们服务的人群，也从学生、发展到教师、家长。比如，我们迁移了实践共同体培育经验，深度支持陪伴乡村教师成长；我们通过故事和案例进行传播和倡导、呼吁全社会关注乡村教育的封闭问题；再比如，我们筹建乡村教育博物馆和区域性的教育创新中心，推动本地教育创新的变革。最后，我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件事：巴别梦想家是谁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巴别梦想家是我的，因为我是发起人。后来我觉得，不对。梦想家应该是孩子们的。现在我觉得，这也不对。现在我知道，梦想家是大家的，是在场所有人的，是全社会的。打破封闭、重塑教育，这不是一件小事。希望我们所有人联合起来，让它发生，让它成为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