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乾隆的皮鞭

——读《清代文字狱档》

翻开《清代文字狱》档，我看到这样一个世界——作为一国之君的乾隆挥舞皮鞭，驱使着众多的奴才与走狗，替他看管成群结队的牛羊，假如有那头牛不肯听话往前走，或那只羊脱离了大部队，抑或那头牛不肯安安静静吃草长膘的话，走狗就会扑上去狂吠，奴才就会挥着木棒追打。这些走狗奴才们啊，简直比他们的主子还尽心尽力。当然，主子的心思走狗奴才们永远无法猜准，否则还怎么做主子呢，所以，有时走狗奴才误伤了牛羊，主人心疼自己的财产受损，也会对他们怒斥一番的。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曾经诞生了孔、孟、老、庄、墨子等巨人的民族，在乾隆和其他清代皇帝们满天飞舞的皮鞭下，就又放弃直立行走，重新匍匐在地，乖乖地用四个蹄子行走了！

在乾隆二十年三月丙戌《胡中藻等俟拿解到京交大学士等审拟谕》中，乾隆这样说道：“我朝抚有方夏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其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而胡中藻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不过是在其《坚磨生诗钞》中写了“一世如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但乾隆认为“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皥盖远过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在乾隆眼中，天下既然是我的祖先打下的，就是我家的。我家提供肥美的水草供你们食用、繁殖，让你们不至受冻挨饿，你们还不知感恩，还要发牢骚，简直不是“人”！只不过这里的人等同于牛羊而已。这种不听话的牛羊，留着何用，最后，胡中藻“依大逆凌迟处死，该犯的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核定胡中藻等罪名旨》）。

在《伪孙嘉淦奏稿案》中，乾隆这样批示：“此等悖逆诬谤之词肆行传播，实为风俗人心之大害……盖此案捏造首犯固为罪魁，其辗转传抄罔识天高地厚，已非我国家豢养黎民之所应有……”（《金汝政当以谋逆首恶如罪谕》）黎民不过是我国家所豢养，而国家就是我家的呀，我豢养黎民如豢养鸡鸭猫狗一般耳。同一案中，他告诫这些牛羊们，“凡属此案例应拟罪人众，蒙朕格外宽宥，务宜痛自改悔，动尊君亲上之天良，戒造言喜事之恶习，安静守分，庶不致良苗化为稂莠，永受朕保全爱养之恩”（《正犯已得昭告中外谕》）。你们这些牛羊啊，要安守本分，静静吃草，好好长膘，不要乱叫胡跑掉膘，更不要把我的一片好心当作狼肝肺！乾隆的期望说高也不高，主子自然有豢养保全爱养之责，牛羊也有安静守分吃草长膘之任啊，要不，养你们干什么呢？

而牛羊是不准称呼主子名讳的。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江西新昌县举人王锡侯因为删改《康熙字典》，另编了本《字贯》被举报，乾隆看后勃然大怒：“……及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庙讳及朕御名字样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将王锡侯迅速锁押解京严审治罪谕》）国法不过是他家的法律，人心也不过是他的人心而已！最后，王锡侯被斩决，其三子四孙也被秋后处决。办理此案不利的江西巡抚海成也被判处秋后处决。其他被处分官员亦不在少数。牛羊的本分是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吃草喝水长膘，这样主人才会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假如你吃着牛羊的草，而去思考人的事情，那就危险了，王锡侯就是最好的例子。

非但牛羊也，就是那些千方百计讨主子欢心的走狗，一旦不安本分，惹厌主子，也会引来杀身之祸的。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身为大理寺卿的尹嘉铨上奏折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号被乾隆斥责，这个笨走狗不知悔改，居然随后又上奏折请求让其父“从祀文庙”，这下激怒了乾隆，他朱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他觉得，眼前的这条走狗不听我的话，反复狂吠，恐怕是患上了狂犬病，非处置不可，“今尹嘉铨乃敢妄称已在德行之科，既为请谥，复请从祀，如此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其视朕为何如主耶？”最后尹嘉铨被抄家，“此种败类自断不可复留，尹嘉铨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由此，乾隆不得不再一次告诫手下的奴才走狗们：

此朕为世道人心起见，不得不明示创惩以昭炯鉴，凡内外大小臣工天下读书士子均当洗心涤虑，各加儆惕，引以为戒，若再有如尹嘉铨之狂悖不法，一经发觉断不能复邀尹嘉铨之末减也。（同上）

鹰犬只不过是用来看管牛羊的，还应适当地同主子保持一定距离的。

有些越轨的牛羊即使已经死了，但为了教育其他牛羊，也万万不能放过的。《清代文字狱档》中收集的唯一雍正朝的案件便是“曾静遣徒张倬投书案”，先是湖南郴州人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造反，由此深挖下去，牵扯出已故吕留良的诗文，及吕之子吕毅中，雍正为此气愤地写道：“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其日记所载称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于逆藩吴三桂连书亦称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吕留良罪大恶极谕》）是啊，没有我大清王朝，怎有你吕留良一家，吕留良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却不知感恩戴德。如此之人，怎能一死了之。最后，“吕留良、吕葆中俱着戮尸枭示，吕毅中着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着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吕留良之诗文书籍不必销毁，其财产令浙江地方官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将吕留良等戮尸枭示谕》）。

不但戮尸，就是其衣冠也不能留着。在“屈大均诗文及雨花台衣冠冢案”中，乾隆指示，“阅屈大均文内有雨花台葬衣冠之事，此等悖逆遗秽岂可任其留存？着传谕高晋（两江总督）即行确访其处，速为刨毁，毋使逆迹久留”（《着高晋确访雨花台葬衣冠之事谕》）。如此对待那些不听话的牛羊，亦可谓彻底矣。

乾隆所举起的皮鞭上，还可以裹着丝绸、彩带，从而使其看上去不那么恐怖。在依大逆凌迟处死胡中藻，将其家十六岁以上男皆斩立决后，乾隆这样写道：“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廷诸臣和进诗册何止数千万篇，其中字句谬戾亦所时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恶于胡中藻一人，实以其所刻《坚磨生诗》内连篇累牍，无非谤讪诋毁之词，不惟谤及朕躬，且敢诋毁国家。”（《核定胡中藻等罪名旨》）还有“朕办理庶务大公至正，轻重务期得中，过犹不及皆所不取”（《陈安兆著书案》）。只是不知，这些裹在血淋淋皮鞭上的丝绸、彩带，能掩盖其血腥气吗？

希腊有剧场，罗马有斗兽场。剧场者，演出悲喜剧，探讨人的命运是也。斗兽场，罗马市民以流血为娱乐是也，比及古希腊，已然堕落。但无论如何，都远不及满清的圈全国为一大文字狱耳，举国之民，不为牛羊，即为走狗奴才，统统笼罩在主子皮鞭的淫威之下。在这座大监狱中，鹰犬们从天下地上，时刻监视着牛羊们的一举一动；即使如此，牛羊们还是动辄得咎。于是读书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粱谋”（龚自珍《咏史》）。如果说满人在征服汉人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仅仅消灭了反抗者之肉体的话，则高扬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上空文字狱的皮鞭，既消灭汉人之肉体，又伤及他们的精神。且精神的伤害犹如神经受损，一旦损坏，永难恢复，肉体虽在，行尸走肉耳。诚如林贤治所言，“长久的奴役比战争更可怕，一面培养傲慢，一面培养卑怯，使自由精神日渐沉沦”。乾隆死去已二百多年，清朝覆亡也已一百多年，但乾隆高高扬起的皮鞭，似乎就还未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二O一七年二月廿五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