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基层干部敢于说话

周兼明，《凤凰周刊》2020年25期、总第734期

“千万别让人知道是我说的。”“别写进去啊，咱可是兄弟，我才跟你说这些的。”“领导可能嘴上不说，但会给我小鞋穿。”如今，“不提名字”已经成为不少干部打开心扉讲真话的前提。

这是来自大陆媒体《半月谈》的报道。该刊记者采访发现，干部在面临各类采访或询问时，不管主题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希望能在事后的新闻报道或者调研报告中隐去名字。在基层，干部“匿名化”倾向正在加剧，一种新的治理悖论渐渐形成——越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越需要匿名反映；越是匿名反映，问题往往越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半月谈》认为干部“匿名化”折射出基层治理存在很多问题。一是问责泛化，担心被追责。一位基层干部无奈地说，一旦具名反映的问题引发关注，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难免会被问责——谁反映问题谁解决问题，提意见的人很可能变成“接锅侠”，面临问责泛化、加重的风险。

二是评价机制不健全，干好干坏取决于主要领导的评价。做出成绩时，“都是领导重视、各级关心的结果，领导能力强”等等。基层干部不仅不能抢领导“风头”，还要千方百计把“功劳”全部算到领导头上，给领导“争光”。

三是担心“秋后算账”。在一些光鲜政绩的背后，不排除有些是踩着政策红线干上去的。基层干部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甚至亲自参与了其中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一旦正面典型经不住时间考验，事后被曝出问题，参与干部就难辞其咎。

除了《半月谈》文章分析的上述三点原因外，也与一些地方政府机构频繁出台的政治纪律和各种规范有关。这些纪律对基层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做了统一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各地方和部门“一把手”的权威，对违反规定的处罚力度也在加大。某些地方的官员，借加强政治纪律扩大个人权威，采取霸道强横的工作作风，在地方或部门内部大搞“一言堂”，打击敢于提出问题和反对意见的基层干部和民众，滥用权力。从近年落马的大量官员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在这种机构氛围中，基层干部自然不敢表达任何与领导相左的意见，以免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这可以说是导致基层干部“匿名”和“失语”的主因。

其次，电子网络迅捷的传播方式，也对基层官员的“匿名”与“失语”构成了一定影响。因为政府事务大多与民众生活有关，很受网民关注，一言不慎极可能成为网民批评的对象，加上各种录音录像软件的普及，即使在私人场合都可能被偷拍偷录，一旦被发到网上，很可能引发舆论的关注。而对这类舆论事件，政府部门为了快速平息争议，往往采取处罚官员的做法。几起这样的事件发生后，基层干部愈发不敢轻易表达观点了。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本身就有“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沉默是金”一类的说法，奉行的又一直是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这些原因都导致基层干部将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将“匿名”和“失语”视为官场和社会交往的常态。

很显然，如果广大基层干部都把“匿名”“失语”视为个体常态，这对社会和政府机构的危害无疑是巨大的。这些基层干部都是公务员，他们不仅是公共权力“最后一米”的行使者，也是治国理政的“指尖”，他们对社会和民众的疾苦和困难往往了解得最多，感受也最深，他们如果敢说真话、实话，对于上级部门了解社会的真实状态极为重要。他们不愿说真话、实话，那么上级部门和官员就无法获得对于社会的全面、真实的信息，做出的决策就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对基层干部个人也是如此，如果长期不能或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对所在机构的认同度和信任感也会降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会成为一种官场常态。更严重的是，基层干部的“匿名”和“失语”，会让一些地方的政府机构失去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能力。大家如果都奉行“沉默是金”，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全社会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想法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各地政府和组织机构甚至想创新时，也难以获取创新的意见和机会，进而减弱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从目前情况看，某些地方官员如果不改变“一言堂”的机构作风，政治纪律如果不设明确的边界以防止各种形式的上纲上线和小题大作，必然没有多少基层干部愿意承受“妄自尊大”或“政治妄议”这种心理压力与指责。那么，要改变基层干部“匿名”“失语”的现象几乎没有可能。

此外，也要完善用法律的方式来保护基层干部合法权益的机制，不能仅凭上级领导的一个不满就随意问责和处罚公务员。当公务员不服行政机关做出的处罚决定时，法律应当提供救济渠道，让公务员可以通过法律来保护自身不被伤害的权益。中国虽然2005年就有了《公务员法》，去年又进行了修订，但似乎并没有成为公务员群体维护自身权利的依赖，这很值得深思——要么法律保障还不够健全有力，要么基层干部的思想观念还有待现代化。毕竟，如果基层干部和公务员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思维始终固化在仰赖“上级领导评价”而不是法律基础上，想改变现状，自然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