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抗疫功臣，1960年去世
1910年12月24日，一个31岁的医生进入了一座“死城”，疫情蔓延的哈尔滨。
迎接他的，不是“勇士”“最美逆行者”等称呼。
而是质疑、谣言、谩骂，以及愤怒。
事发大清末年。一百多年前的事，今夕何夕，恍如昨日。
▲伍连德（1879—1960）。
6天前，清政府外务部右丞（副部长）施肇基拍了一封急电。
接收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伍连德。
施肇基要伍连德火速入京，有要事相商。
见面后，施肇基告诉伍连德，近一个月来，哈尔滨暴发一种烈性传染病，死亡率高达90%以上，并向长春、奉天一带传播，控制不好，很快就会传入京城和关内诸省。
情势万分紧急。
同样紧急的是，作为外交部副手的施肇基，知道疫情的处理事关东北的国际较量。
当时的东北，俄、日两国各有势力范围，虎视眈眈。
驻哈尔滨的俄国、日本等国的领事馆已经再三借疫情之名，向清政府地方官员施压，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他们将派出自己的专家和军队接管当地防疫。
疫情背后，关乎人命与主权。
因为与伍连德是老相识，施肇基直言，政府原先拟定的疫区总医官人选，以有生命危险为由拒绝奔赴东北。
言外之意，伍老弟你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伍连德却没有拒绝。
他是一个专家，没有疫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只是一个人在墙根走着，无人认识。但有疫情爆发，他就要求自己必须站出来。
伍连德带着唯一的助手，奔赴疫情中心，出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伍连德冲到防疫第一线。
哈尔滨傅家甸，聚居2.4万中国贫民，疫情在那里大爆发。
高峰期每天数百人死去。
整个东北的地方官都认定，这是鼠疫，给赏金号召民众捕杀老鼠。一天能杀几万只，疫情却越来越猛烈。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第三天，傅家甸一家小客栈的女老板因疫病死亡。
伍连德和助手对尸体进行秘密解剖，从心脏、脾脏和肺部抽取少量血液以备化验。
然后他们将尸体缝好，套上衣服，再装进政府提供的棺材内。
这是中国第一例现代意义上的尸体病理解剖。
经过此次解剖和化验，伍连德最终确定，哈尔滨爆发的疫情是一种新型的“肺鼠疫”。
▲伍连德在实验室。
此前，科学界所称的鼠疫，是通过跳蚤叮咬染有鼠疫杆菌的老鼠，再叮咬人而传播的“腺鼠疫”。因此捕杀老鼠、改善卫生条件是有用的。
但这次没有用。
有别于科学界的认知，伍连德发现的“肺鼠疫”，是通过人呼吸和咳嗽产生的飞沫传染的。
进一步溯源发现，疫情最早发生于1910年春夏之交的俄国西伯利亚境内。
起因是中国劳工捕捉旱獭（土拨鼠），剥皮用于仿制貂皮。染病的旱獭传染给了人。
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发现疫情的沙俄地方政府只是将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并把他们的衣物和居住的棚屋一烧了事。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次出现暴死患者。
东北铁路线发达，人员流动密集。半个月后，疫情就传到了东北中心城市哈尔滨。
人员流动又把疫情带到了铁路沿线城市。
到1911年年初，北京出现了病例，天子脚下也不安全了。
用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的话来说，疫情“如水泻地”。
控制不住了。
恐慌的人们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鼠疫的上一次大爆发，是在遥远的中世纪。当时，它有一个恐怖的名字“黑死病”。死人以千万为单位计算，仅仅3年内，整个欧洲约减少三分之一人口。
控制不住，历史随时重演。
伍连德是第一个弄清楚此次疫情传播机理的专家：
这是“人传人”。
但他要面对的是，不懂疾控的地方官员，愚昧而顽固的民众，以及高高在上的顶级权威。
说服他们，比研究疫情本身要困难得多。
这注定了这名突然身处风暴中心的专家，要迎接无数的考验。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出生在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17岁获得女王奖学金赴英国读书，成为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1907年，28岁时，他接受了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聘请，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
发现疫情传染机制后，他请了地方官员在显微镜下观看标本，告诉他们疫情致死的原因。
他是要地方官员明白，通过灭鼠来切断传染源作用不大，要将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隔离才行。
这些地方官员，连当地有多少病患都搞不清楚，要他们接受看不见摸不着的疫病传播理念，那得有多难。
今天看来，伍连德的防疫理念，就如同2003年非典、2020年新冠一样：口罩+隔离。
▲伍连德推动设立的疑似病例隔离医院。
但当时人看来，此人明显穿越了。
不仅地方官员一开始难以接受，就是他的同行，来自法国、日本、俄国的鼠疫权威专家也不接受。
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梅尼，在伍连德到达哈尔滨约10天后，也来到了哈尔滨。
为梅尼的精神点赞。在一些专家贪生怕死远离疫区的同时，他跟伍连德一样在逆行。
但他的做法，是以权威的姿态要来取代伍连德。
施肇基赶紧去找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讨教。
“朝廷派往哈尔滨防治鼠疫的两名专家，因为对鼠疫流行的科学理论有分歧，闹到外务部，我因事情过于高深，特意向公使先生请教。”
朱尔典问，如何争论？
施肇基说，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认为，哈尔滨鼠疫通过呼吸传播，而就职北洋医学堂的法国军医梅尼认为是通过老鼠传播，两人各抒己见，不知谁对谁错。但法国使馆已递交照会，要求用梅尼取代伍连德。
据说朱尔典听后火冒三丈：法国的军医不过上三四年大学，而剑桥大学医学博士除了上学，还要到医院实习，到各地进修，往往要九年时间，其水平是军医能比的吗？
施肇基因此顶住压力，仍坚持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
但梅尼不肯放弃，他不听伍连德的建议，仍然按照防治腺鼠疫的老经验，在医院里未加任何防护地检查了四个病人。
到哈尔滨仅仅9天，梅尼被传染，去世了。
历史往往如此吊诡而悲情，以反对者的生命促成了伍连德防治方法的推广。
病人开始被送往隔离医院，接触者也被隔离，所有人佩戴加厚的口罩。
临近春节，号召大家就地过年，但没什么用。只好调动军队封城，切断交通，防止人员流动，疫情进一步扩散。
整个防疫局势，总算看到了扭转的势头。
伍连德后来回忆说，疫情当前，“严格刻板的规矩”非常重要。
▲抗疫防护工作必不可少。
接下来，伍连德要冲击的，是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火化尸体。
如果当时有微博，提出这个建议的伍连德一定会被骂到退网为止。
要知道，直到近些年，土葬与火葬之争，仍然在一些地方演变成流血冲突事件。一百年前，不可想象。
当时的现实是，尸体太多，在雪地上连绵排开，鼠疫二次传播风险极大。
光傅家甸一个地方，就有数千具尸体堆积。
这是肉眼可见的传染源头。
伍连德知道火化的阻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愤。
但他是专家，抗疫过程他唯一需要顾虑的是科学与理性。传统、习俗、误解、辱骂……这些都不是他首先要考虑的。
最终，清政府在他关于焚化尸体的申请书上批示：同意。
这才解救了伍连德面临的舆论之围，也使抗疫走向了关键的转折点。
可见，不管任何时候，负重前行的专家都需要高层的支持声音，才能继续前行，而不至于被舆论反噬。
1911年1月31日，是大年初二，也是焚尸的日子。伍连德不顾生命危险，亲自到傅家甸坟场监督。
从这一天开始，疫情死亡人数第一次下降。
一个月后，3月1日，哈尔滨疫情报告显示：死亡人数为零。
各地也相继控制住了疫情。
疫情被控制了，但参与其间的所有人，包括伍连德，都只松了一口气。没有人有理由高兴。
这是一场惨痛的终结，在爆发4个多月后，以付出近6万条人命的代价换来的。
站在今天，我们唯一可以说的是，感谢伍连德。
如果没有他，这个人命的代价后面可能还要加上一个零。
▲1911年万国鼠疫研究会，伍连德是大会主席。
1910年东北鼠疫过后，只要国内发生烈性传染病，伍连德都冲在一线。
十年后，他又带队两次保卫了哈尔滨，成功抗击了1919年夏季的霍乱和1920年的肺鼠疫。
蒋介石上台后，曾召见伍连德，请他出任军医司司长，实际是全面主持医务部工作。
伍连德婉拒了。
有疫情的时候，他站到公众的视线里，荣誉与骂名加诸于身，他无暇顾及。没有疫情的时候，他退回到日常状态，正常上下班，奔走组建医院和研究所，一个人沿着墙根走，恨不得所有人忘了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伍连德在沈阳被拘留。
抓他的是日本人，罪名“间谍”。
真实原因则是，伍连德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获释后，他南下，到了上海。
伍连德幸好在上海，上海幸好有伍连德。第二年，1932年，他成功帮助上海控制了霍乱——跟鼠疫“齐名”的甲类传染病。
1935年，伍连德获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
提名理由是，在肺鼠疫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发现了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
这一年，他已56岁，在中国跟传染病抗争了将近30年。
按照诺贝尔奖的规定，提名是保密的。当时的伍连德并不知道这一切。
或许他生前都未必知道。
这份提名名单直到2007年才解密，他已经去世将近半个世纪。
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伍连德在上海的寓所，被日军飞机炸毁。他的元配黄淑琼也去世。
他只好离开了中国，回到马来西亚的槟城。
在那个他出生的地方，他开了一家小诊所。
像个普通人一样生活。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病逝，享年81岁。
媒体致悼词说：“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将永远感激他。”
历史无声，只是时常以现实的模样在我们身边重现。
国士无双。
若当世也有国士，请多珍惜爱护。
参考文献：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程光胜等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20年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杨涵舒：《“发现”伍连德》，《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