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专家呼吁大力发展慈善组织，政策亟待突破
9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扎实做好民政在全面小康中的兜底夯基工作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副部长高晓兵、王爱文、詹成付介绍扎实做好民政在全面小康中的兜底夯基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如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第三次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途径，也是人类发展的文明方向。
《公益时报》就相关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就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进行解读。
国新办发布会
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慈善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20年底，全国认定的慈善组织达到了9480个，净资产近2000亿元，注册志愿者达2.09亿人。
发布会中，有记者提问民政部如何参与第三次分配?王爱文表示，民政部将采取三方面措施，进一步发挥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作用。
第一，要完善慈善制度与政策，推动完善税收优惠和扶持政策，大力发展互联网慈善。第二，要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形成“人人皆可慈善”的氛围。第三，要培育慈善组织，提高慈善资源的组织能力、配置能力。
民政部门在第三次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慈善事业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内容，慈善资源是第三次分配中的核心资源，政策扶持、项目规划、组织监管等职能均在民政部门。
邓国胜认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短期靠慈善政策的刺激和干预，中期靠慈善组织的发展壮大，长期来看需要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文化的作用发挥。
他谈到，从短期来看，慈善政策的干预相对容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税收激励(遗产税、股权、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等)。毫无疑问，这会激励更多企业和高收入群体参与其中，对慈善捐赠起到强有力的刺激作用。
中期来看，发展慈善组织是关键。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的重要载体，是动员慈善资源的主体，慈善组织的数量规模与能力、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与透明度直接关系到慈善资源的募集、分配、使用和管理。慈善组织能力强、公信力高，对慈善资源的动员有较大的正向效果。然而，慈善组织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培育和扶持。
长期来看，慈善文化是根本。“日行一善”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将慈善当成一种生活方式，需要现代慈善文化的普及，这是一个更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慈善组织、公众持续不断地努力，久久为功。
慈善政策、慈善组织、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缺一不可。慈善政策的出台相对可以较快达成，而现代慈善文化的形成则需要经历很长时间。邓国胜说，“这并不是说现在不需要发展慈善组织、培育慈善文化，而是指达成目标需要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
陶传进认为，民政部门对于社会组织有着向上引领和向下监管的作用，政府政策引领、支持、鼓励对社会组织至关重要。同时，社会组织规范性监管、政府对规范性的理解、依法行政也至关重要。应该形成底部监管、顶部引领的状态。
制度出台更要落地执行，尊重社会运作规律，尊重专业力量，尊重社会组织发展，这才能让政策真正有效落地。陶传进表示，“第三次分配核心是慈善事业，这也是广义上的慈善，相比于狭义慈善要丰富得多。其不仅包括捐赠，环境保护、社会治理、人的尊严满足都包含其中。第三次分配并非简单捐钱，从富人手中消去财产，而是一种有理由、合理的、有效益的分配。”
互联网公益场景
发布会中，王爱文透露，参与第三次分配，民政部门将大力发展互联网慈善。
中国是传统慈善文化占主导的国家，互联网兴起、拇指公益、行为公益的发展使得现代慈善逐渐被年轻一代接受，个人捐款上升较快，有着明显进步，促使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变。
但互联网公益发展中，也伴随着阵痛发生，正不断被纠偏，促使其良好发展。
今年“99公益日”中，“明明”报销善款被指套捐一事引发舆论关切，互联网募捐问题再次成为热议焦点。
邓国胜认为，一些慈善组织为了获得配捐采取了不恰当的方式，“当然这也说明慈善组织生存不易，筹款渠道有限，大家都想挤99公益日独木桥获得配捐，但不能触犯底线，不能违背公德。”
邓国胜表示，互联网公益是新生事物，政策法规还未完善，监管可能不到位。“第一，政府部门需要加大互联网公益的管理，制定规范，互联网公益平台也需要更多自律和行为规范。第二，公众需不断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和培养现代慈善理念。现在互联网公益更多是私人赠予，并非透过慈善组织进行捐赠，这样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赠予行为不需要信息披露，不受慈善法监管，这都需要政府和行业不断完善相应规则。”
陶传进表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的完善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如果我们将社会力量分成参与者、旁观者、政府作为引领和监管者，这三者间，政府的态度就显得十分重要。”
他谈到，政府对参与者、旁边者有引领和监管的功能，遇到风险大家共同面对，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发展趋势。当社会组织面临发展困境时，如果政府只选择监管，将抑制健康社会发展。“政府部门以怎样的态度和思路去面对社会组织，决定着建构公益生态体系的速度。”
“公益生态构建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存在风险，公益生态构建一定带有风险。第二面对风险，政府的选择决定社会效益的优劣。第三迎接风险，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参与，在监管的同时形成一种积极建设力量，这可能是未来最终的解决答案。”陶传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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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89.4万家社会组织，是建国初期的两万多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80倍。我国社会组织广泛作用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方面，各级民政部门做了大量工作。
专家表示，社会组织搭建了一座桥梁，一头是基层群众的需求，一头是社会组织的供给。民政部门的工作就是推动供需见面、自主选择、精准互动、依法运行。
邓国胜认为，这几年社会组织成立数量在增加，从业人数也在增加，但增速有所下降，这是必经的发展过程。“造成慈善组织增速放缓的原因，可能与各地对社会组织登记政策尺度理解不一有关，从而导致社会组织登记困难，导致慈善组织发展放缓。”
在他看来，当前一些地方的慈善组织登记并不容易，政策也需要更加明晰。慈善组织直接登记如何落地、社会组织如何分类管理，都值得加强研究。
“慈善法出台时公众充满期待，实施后发现还是存在一些局限。例如，慈善组织的登记、备案慈善信托是否享受税收优惠未在慈善法中获得解决，这极大抑制了设立慈善信托的积极性，政策层面亟待突破。”邓国胜谈到。
陶传进则认为，与数量相比，社会组织质量的提升更重要，社会组织能力、规模、服务质量、专业性都需要提升。一线服务机构应该提高自身专业性，另外，支持性社会组织比例也应增加。不同领域都要回应国家重大战略，乡村振兴、双碳(碳减排、碳中和等)这些领域社会组织应该增加。关注传统慈善领域的同时应该扩展至新慈善领域，与时俱进，回应更多元的社会需求。
“社会组织稳定有序增长是一个基本共识，质量远比数量更重要。怎样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发展，亟待考虑。”陶传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