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王次炤：我的民族音乐情结

第九届华乐论坛获奖者自述系列展播

我的民族音乐情结

王次炤

一

我从小喜欢音乐，但家庭条件不好，别说学音乐，就是想要听音乐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记得我最早接触到音乐是在邻居阿姨的家里。那时，我们和外公、姨妈家住在一起。所在的院子里有五户人家，其中一家的男主人是农学院的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家境比较好，但没有孩子，所以对邻居的小孩都比较喜欢。我和两个表兄弟时常到他们家里玩耍。女主人阿姨喜欢音乐，家里有一台老式唱机，她总是手摇唱机播放音乐给我们听。他家里唱片的种类很多，有越剧、绍剧、婺剧等戏曲，也有二胡、琵琶、笛子等民族器乐，还有中外声乐作品，有民歌也有西方歌剧和艺术歌曲，此外还有小提琴、钢琴和管弦乐。她时常播放葛朝祉演唱的中国民歌给我们听，还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这位歌唱家曾经是她在上海读书时的同学，追求过她。女主人也喜欢小提琴音乐，她有几张奥伊斯特拉赫演奏小品的唱片，每次都边放边讲，日复一日，我们也就记住了这位小提琴家的名字。也正是在邻居阿姨家，我第一次听到了二胡、笛子、琵琶等民族乐器的声音。听过的乐曲有二胡曲《良宵》《病中吟》《空山鸟语》《二泉映月》《听松》等，笛子曲《喜相逢》《鹧鸪飞》《三五七》等，琵琶曲《十面埋伏》《阳春白雪》《月儿高》《大浪淘沙》等。这些音乐不仅深深地吸引着我，也日积月累深藏在我的潜意识的记忆中。

我学的第一件乐器是二胡。我的外公曾是大法官，也是典型的中国文人。他的房间里挂着一把龙头二胡，每次走进他的房间，我总是好奇地仰望许久。有一次趁外公不在家，我端着凳子爬上去把二胡取了下来，竟然在对二胡演奏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胡乱拉了起来。由于玩得太投入，连外公回家都未发现。猛然抬头见到外公就急忙说对不起，但外公却微笑着对我说：“你喜欢就拿去玩吧。”这是我拥有的第一件乐器，如获至宝。自那天以后，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玩几下二胡。我表哥的一位同学学过二胡，他常来家里玩，每次听到我在滋啦滋啦地拉琴，总是走过来给我做示范，拉几段曲子给我听，还帮我纠正姿势。他还送我一本二胡演奏法的书和几首手抄的简谱二胡曲。为了学二胡我自制了一个简易的二极管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晚上睡觉前戴着耳机收听电台里的音乐节目，在那里我听到了许多名家演奏的二胡和其他乐器的名曲。几个月下来，我居然学会了刘天华的《良宵》和曾加庆的《山村变了样》等二胡曲。

1962年我考上了杭州第二中学，这是杭州最好的中学。当时的班级辅导员都由高中学生担任，我们班的那位辅导员会吹笛子，每天下午放学前，他总是要来我们班上转一转，并带着笛子给大家露一手。耳濡目染之下，我竟然省下几顿午饭钱，去杭州新声乐器厂买了一支笛子，回家吹了起来。后来又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笛子演奏法和几张活页简谱笛子曲。二胡、笛子一起练，每天回家总是要吵到邻居。多亏我学琴神速，不久就能奏出几首悦耳的曲子，博得邻居的欢心。且不说中途有一段学习小提琴的故事，就民族乐器的学习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街面的邻居家，听到里面有琵琶声，就走了进去。一位大哥哥正在弹琵琶，他见我好奇的样子，就客气地招呼我坐下来听。不同于二胡和笛子，琵琶的音色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那种颗粒性的连贯，撩人心弦。每次放学回家，只要有琵琶声，我就会进去听。日复一日，那位好心的大哥哥居然借给我一把琵琶，还教我弹、挑和轮指。于是，我家就成了乐器小铺。幸亏我学习成绩很好，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还荣获全校数学竞赛和毛笔字比赛第一名。所以，我父母从未阻止过我玩弄乐器。后来，我才知道那位邻居大哥哥是评弹世家，他还给我展示三弦演奏，也把三弦借给我弹。因为面临中考，我只练了三个月三弦就把乐器还给了他。二胡、笛子、琵琶和三弦这些民族乐器，还有小提琴，一直伴随着我的少年时代。但我从未在学校里展示过我的音乐爱好，老师和同学们只知道我热衷于数学和体育。无论如何，我和这些民族乐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民族音乐的艺术印记也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上。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带着一颗赤诚的心奔赴农村，到浙江务农。临行前，我把琵琶还给了邻居大哥哥，带着笛子、二胡和小提琴来到钱塘江湾围海造田。我在兵团一呆就是十几年，对艺术来说，那是样板戏盛行的年代。由于我会小提琴，先后被营部、团部、师部和兵团部的样板戏团选中，均担任乐队首席，参加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的排练和演出。后来，兵团部文艺宣传队正式成立，我担任乐队指挥和作曲，为宣传队到基层巡演创作了不少歌曲、小歌剧和舞蹈音乐。这期间先后在《浙江歌声》《杭州文艺》等刊物发表了数十首歌曲，还入选当时《战地新歌》的送审。在兵团部文艺宣传队的几年里，我除了在创作上保持向民间音乐学习以外，还开始学习和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理论。先后阅读和研究杭州籍的民族音乐理论家周大风和洛地等前辈的论著，并向他们请教。后来又到浙江图书馆借阅其他音乐理论家关于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著作，如：黎英海《汉族调式及其和声》、赵宋光《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李西安、军驰《中国民族曲式》等等。1978年我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当时为音乐理论系）时，递交了数十首已发表的歌曲和数篇未发表的关于民族音乐研究的文章。记得在上海考区面试时，考官于润洋、汪毓和、董维松等老师问了我许多问题，最后问我将来打算从事哪方面的音乐理论研究，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民族音乐。考试结束后，我回到杭州，为了加深中央音乐学院招生老师对我的印象，又赶写了两篇关于民族音乐研究的文章，邮寄到中央音乐学院招生办公室，再次表明我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热爱。这些小文章最终是否对我的录取起到作用至今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文章是我最早对中国民族音乐问题的思考，也是我当时报考中央音乐学院时递交的唯一与音乐学有关的成果材料。

二

在中央音乐学院五年的本科学习中，我有幸在于润洋、冯文慈、汪毓和、耿生廉、袁静芳、蒋菁、张鸿懿、罗映辉等许多名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音乐学各方面的知识，也撰写了一些音乐学方面的文章。1983年我毕业，由于当时音乐学系正在组建音乐美学教研室，急需年轻教师，我有幸被选中留校任教，和音乐美学教研室的几位老师共同创建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经过数年的努力，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教学成果也十分显著，我和于润洋、何乾三、张前、蔡仲德、潘必新等六位教师荣获1993年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一等奖。尽管在音乐美学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始终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把音乐美学的研究目光转向对中国传统音乐，包括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或者反过来说如何赋予中国传统音乐，或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以文化学和美学的品格。对这个问题思考的基本依据是：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音乐思想的研究始终循着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条是对传统音乐的观念，即中国古代音乐思想的研究；另一条是对传统音乐形态，即对中国传统音乐各门类形态学方面的研究。但实际上，某种文化形态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以及与它在同一块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某种文化观念不可能没有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并不那么直接，但却根深蒂固。所以，把音乐的观念和形态放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之中作综合考察应该是音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990年我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研究生开设了一门专业选修课《中国传统音乐与传统音乐思想》，主要内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特质”，包括“中国传统音乐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内倾性特点”。第二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审美价值观及其对音乐实践的影响”，包括“美善合一的审美价值观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物我同一、情景相即的审美情趣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中庸平和的审美理想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音乐思想的分类综合研究”，包括“文人音乐及其音乐观”、“中国宗教音乐的精神”、“民间音乐的文化背景”、“宫廷音乐与礼乐思想”等。其中的主要内容分别成文发表在《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等刊物。

为了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关注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我于2008年创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问题”的学科方向，并建立该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点。到目前为止，已招收8届博士生（其中一届为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并有五届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他们都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发挥骨干作用。2013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与我的学生程乾、陈燕婷、段蕾和冯晓四位博士共同完成了该课题（邀请苗建华博士完成附录内容的撰稿）。该研究成果包括绪论、附录和五个章节，分别是“文化学、美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音乐”、“士与音乐的生生之美”、“京剧音乐中的悲情之美”、“南音的乐感之美”和“社会关系中的傩戏音乐审美及其他”。2019年以专著的形式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19年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招收民族器乐演奏的博士研究生，受民乐系的邀请，我和程乾、陈燕婷为首届民族器乐演奏专业的博士班开设《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专业必修课，深受欢迎。今年段蕾也加入这个行列，为第二届该专业的博士班开设这门课。这门课的开设对全面提高民族器乐高级演奏人才的培养质量起到十分有效的作用。

2010年，我首次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问题纳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之中，压缩原先的教学内容，增加四讲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问题的教学内容。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音乐美学基本问题》的教材，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并于2015年和2016年分别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增加了“课后练习题解”和插图。该课程荣获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018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教材）一等奖，201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质本科教材。

三

对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既需要从微观的形态研究着手，以此深入到文化学和美学的观念层次；也需要从宏观的发展来考虑，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高度审视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系列问题。这两方面我都做了一些尝试性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008年应维也纳环球文化艺术学院（Globart Academy）的邀请，我参加了第十二届环球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和来自各国的学者共同讨论世界未来的发展。这届会议有一个重要的专题，即“中国的飞跃”，主持人特别邀请我做一个关于中国音乐速度问题的演讲。我选择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式的快板》，主要以中国民族音乐特有的急板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中国式快板的特征、中西音乐速度现象比较，以及形成中国式快板的审美背景和文化渊源。最后指出：中国式的快板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审美心理基础之上的音乐表现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心的文化”和“感性文化”思维方式的体现。该演讲得到很好的反响，会后以德文形式在奥地利各大媒体发布演讲的主要内容。该演讲内容后来多次用于国内外大学的讲学活动，也很受欢迎。时隔十二年我把它整理成论文，将在《音乐研究》发表。

中国音乐发展的宏观问题，往往与历史文化和当代社会文化意识联系在一起。如何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是近年来我国音乐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它关系到中国音乐理论未来发展的导向。2017年11月，我参加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和《音乐研究》杂志社举办的关于该论题的学术研讨会，并作了《语言、概念、跨学科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发言。提出四点看法：第一，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首先要遵循汉语言表达的一般法则和规律；第二，要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必须充分尊重中国历代乐论和文论所习惯运用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第三，面对当今学术界跨学科研究，如何保持中国音乐理论的学科品格；第四，面对吸收当代西方新兴学科的理论方法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精神。该发言内容，后整理成文载于《音乐研究》2018年第四期。

关于文化自信问题也是近年来音乐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论题。2018年9月应人民音乐出版社邀请，我参加了该社举办的纪念《音乐研究》创刊60周年座谈会暨“文化自信与学术反思—当代中国音乐研究专题论坛”，并作了《音乐学的历史地位和中国音乐学的未来发展》的专题发言，对中国音乐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三点看法：第一，音乐学作为人文学的重要门类，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中国的一席地位。尤其是当代的中国音乐学研究，已经在充分国际化的探索中备受世界关注。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音乐学者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民族的文化自信来自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充分认识；因而，深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依然是中国音乐学者的首要任务。第二，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思维的原因，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社会伦理、国家事务和非艺术思维的乐律计算；而现代的音乐学研究又更多的关注来自借鉴西方理念和方法的人文思考和精确的音乐分析。对音乐认知的原创性研究始终是中国音乐学的薄弱点。因此，音乐学研究的原创性追求，应该是中国音乐学未来发展需要充分重视的环节。第三，当代中国音乐学研究虽然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但从中国音乐的文化传统来看，如何建立中国音乐学自身的理论体系是中国音乐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多年，担任三届中国音协副主席兼理论委员会主任，也曾担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理论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始终积极推动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族器乐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曾多次组织有关发展民族音乐问题的各种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比如：“当代中国民族器乐创作学术研讨会”“当代民族器乐表演学术研讨会”“作曲专业民族音乐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学术研讨会”等等。为传播和推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和民族音乐研究工作，多次赴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苏格兰、波兰、丹麦、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国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举行《中国传统音乐及其当代发展》《中国民族音乐的审美特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美善合一的审美观念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物我同一、情景相即的审美情趣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中国式的快板》等有关中国音乐文化和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讲座。同时，为了推动我国音乐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在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人民大学、同济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全国各大音乐学院和高等院校举办有关中国传统音乐和中华美学精神的学术讲座。

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以来，我撰写了多篇我国当代著名民族音乐家，包括吴景略、蓝玉崧、林石城、张韶、陈泽民、闵惠芬、王国潼、曾永清、李恒、黄河、徐阳等名家的研究和评论文章。也为我国当代著名中国音乐和民族音乐音乐理论家廖辅叔、蔡仲德、赵宋光、袁静芳等撰写文章，为在音乐创作中倡导民族风格的作曲家江定仙、金湘、徐振民、施光南等撰写文章和出版序言，也为沈湘、郭淑珍、蒋英等歌唱家撰写文章，探讨如何演唱好中国作品。多年来，我也写过一些音乐会和音乐作品的评论文章，其中《无伴奏清唱剧“桃花扇”审美阐释》荣获第八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以上文章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人民音乐》《天津音乐学院学报》《人民政协报》等学术期刊和报刊发表；部分文章收集在2014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我和音乐与音乐家》文集中，该文集的续集也将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于明年出版。作为一名教师，我也经常为一些年轻的民族音乐工作者撰写出版物和音乐会序言，以鼓励他们为民族音乐事业做出贡献。

我的民族音乐情结源于青少年时代的民族音乐体验，催发于上山下乡时期的民族音乐实践，升华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和工作42年的音乐理想。我与新中国同龄，与改革开放同行，愿我的民族音乐情结将随着时代的进程，继续发扬光大。

▲ 2020年，王次炤先生在第九届华乐论坛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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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阳 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