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芷萌 | 艺术与精神——康定斯基《点线面》中的玄学思想研究【2021届优秀论文选】
艺术与精神
康定斯基《点线面》中的玄学思想研究
刘芷萌/撰
根据前文中的论述，《点线面》与布拉瓦茨夫人以及鲁道夫·斯坦纳的玄学理论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并且那种充斥在其文字中的数学暗示原来也在玄学中有迹可循。然而，我们不清楚数学之于两位玄学家们的意义，也不清楚科学在玄学世界中的地位，因此便更不能理解《点线面》为何要以数学甚至是科学化的面貌示人——此时，人们不禁要问：玄学和科学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自1881年起，布拉瓦茨基和她学会中的'灵魂向导’们逐渐搭建起了一个复杂的哲学大厦，其理论涉及宇宙论、精神层级以及灵性媒介的存在”[1]，而那时，欧洲正在思想上经历生物进化论和现代物理学所带来的冲击和痛苦。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凭一己之力夺去了人类在神圣秩序中的崇高地位，用现代科学的物质力量覆灭了圣经权威。当时，许多重视精神的人因科学的发展而苦恼，但布拉瓦茨基夫人则表现得不那么忧虑，她甚至直抒胸臆道：“（基督教的上帝）是一堆矛盾和逻辑上的不可能。”[2]对布拉瓦茨基而言，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一种古老的神秘宗教，它剥去了盖在每个人外在身体上的遮蔽，显示出当今一切宗教的同根性，证明了世上存在着一个孕育了宇宙和万物的绝对原则，“因而拒绝接受一神教的任何神，即人类以自己的形象和肖像创造出的神”[3]。这种宗教原本延伸出了人类的全部知识（例如柏拉图的哲学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几何数学），于是在千年之前，学科与学科、领域与领域间全无隔阂，在今天被认为是立场相左的学术门类可以为同一个信仰服务，彼此交织，人间呈现出真正的“大同”。但是，由于基督教的兴起，神秘宗教被埋没了，那个万象统一的时代也消失了，现今残存下的，是上帝造人的传说，是相互否定的众教，是立足于表面现象的、以物质主义对抗神学的现代科学和单纯立足于精神的、片面抵制科学解释的唯心论。直到后来，达尔文提出了“进化”（Evolution，更贴切的译法应为“演化”）的观点，包括人在内的所有自然生物都被认为是经过了由一个种到一系列变种再到一个新种的过程逐渐演化来的，而飞速发展的现代物理学又用粒子学说将好似固定不变的物质继续解剖为原子结构，用粒子的分裂和流动组合破坏了物质存在的稳定性。布拉瓦茨基认为她看到了希望，同时也看到了现代科学的致命缺陷。
一方面，布拉瓦茨基认为现代物理学的新研究成果恰恰证实了唯物主义并不可信，她引用了与物理学家们的发现无比近似但却实际上是出自古印度文明的箴言来说明远古智慧早已洞见了物质的真面目并且指明了它们所同时拥有的精神内核：“一个物质原子、一个粒子或一个分子，它们即使是在最令人捉摸不透的气态状态下，也内含着（具有精神意识的）生命，无论这生命潜伏得有多深或者表现得有多么地无意识。”[4]——在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中，同样的论断被表述为：“在客体中不仅能看到物质的东西，还可以看到某些比现实主义时期的客体更超脱形体的东西。… …过去，一直有人试图'照其本来面目’、'不加想象’地复制这个客体。——人们常在此时谈及'物质’或'非物质’，以及'多少有些’物质的中间状态。但一切是否都是物质的？一切是否都是精神的？”[5]甚至于，康定斯基在听闻原子裂变学说时称自己倘若看到一块石头在眼前化为乌有也丝毫不会感到惊讶[6]，因为生命本就变化无常，不是吗？
另一方面，“达尔文是对的，”布拉瓦茨基在《玄秘教义》中写道，“但也仅仅是部分正确。”[7]进化论的正确之处在于它粉碎了基督教的创世和人类起源说，为自然众生勾画了一条循序渐进的演变道路——这是布拉瓦茨基最欣赏达尔文的一点，但相应地，她在《爱色斯揭下面纱》中把达尔文形容为“站在在一扇敞开的门前”，而我们则可以选择“要么继续呆在门外，要么跨过门槛”[8]，可以选择去探寻“门槛之外的不可思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无法言说的伟大'超越’”[9]，因为当现代科学在为自己的胜利欢呼雀跃时，布拉瓦茨基质问他们究竟何为“自然选择”并最终断言：“我们的现代科学否认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或'上帝’但却依旧承认世上存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或看不见的原则。”[10]现代科学的弱点由此被揭开。不过，正如前文所言，布拉瓦茨基不是要拒绝达尔文的著作，也不是要彻底否定现代科学的成就，她赏识达尔文的解读、赞同“演化”的这个概念，但又坚持认为达尔文和现代科学只关注物质层面而完全忽略了精神和意识，并且把进化的动因归结于一个盲目的、没有程序设计的、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拒绝被形而上的“精神”所解释的自然选择。布拉瓦茨基称，真正的演化之路应该包含两个部分，即“向下”和“向上”。（如此的想法也体现在康定斯基的画作中，例如图1、2）起初，神秘宗教信奉的远古灵性智慧在绝对原则的运行中沉降（“向下”）为物质，诞生出宇宙和自然生灵并使后者在这种精神的下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由上至下的层级关系，最终孕育出我们的地球和自然界；随后，当“向下”的过程已经完成，绝对原则开启新一轮的演变，一条“向上”的道路徐徐铺展开，物种在达尔文式的进化中蜕变：“整个自然秩序表现出一种朝向更高生命演化的进步。在那些看似受盲目力量驱使的运动中，（绝对原则的）设计存在着，进化的整个过程及其无穷无尽的适应性就是一个证明。那些永恒不变的法则淘汰了弱小的物种，为更强者腾出空间，并且确保了'适者生存’，尽管它们是如此残酷——要朝着伟大的目标前进。”[11]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拉瓦茨基的神智学就是在为人类的“向上”服务、指引人们向更高等的生命进化，通过复归对神秘宗教及其绝对原则的信仰来真正地揭示出真理，而在这个基础上，布拉瓦茨基认为我们必须要重提那些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的古代智慧，重现人类知识曾经有过的“大统一”并继而破除众生各自怀抱着的偏见、使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都亲如兄弟姊妹，因为与许多唯心论者不同，她肯定现代科学为人类做出的贡献，肯定它们的发展，把作为其基础的数学和几何学认作绝对原则运行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但她同时认为，当今的科学家不懂得物质与精神的正确关系，不了解数学本应在精神领域中所具有的地位以及它与宇宙起源的密切联系，更不明白他们通过归纳和分析一些细枝末节的现象并不能最终推导出一个贯穿人类生活各方面的普遍性原理，而如果现代科学甚至是这世上所有的学科、学说都迫切想要接近真相的话，它们就必须要联合起来，以合力去追寻万物起源，以团结去回溯绝对原则在混沌中创世的盛景：“通过对科学、哲学和宗教的玄学研究，神智学誓要发现人类潜在的力量，提供一条实现社会和谐与平等的首选途径——这将预示着（也可能在现实中达成）一种神圣的大和谐。”[12] ——在这里，玄学从来不是什么充满谬误的骗人术，也不是莫名其妙的歪理邪说。
图1 康定斯基，《上升》，1929年，纸板油画，70 × 49 cm，佩姬·古根海姆美术馆。
如此，布拉瓦茨基构想出了一幅壮观的理论蓝图，但可惜的是，她的文字太过琐碎（甚至时常口说无凭，为了自证而弄虚作假），而且神智学会在后期也更加偏重于意识方面，无力支撑她理想中的“神圣和谐”，所以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把她当作痴人说梦的邪教头子。相比之下，或许是因为早早地离开了神智学的团体，以歌德研究出道的鲁道夫·斯坦纳则显得没那么受“歧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斯坦纳同布拉瓦茨基也全然没有联系。
“我的头脑里有两个概念，起初，它们自然是不明确的，但早在八岁之前，它们便已经对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我将事物分成'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13]正如其本人所说，斯坦纳在很小的时候就感应到这个世界或许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组成的，直到长大以后，他从德国文学和哲学中找到了他认定的答案。不过，斯坦纳显然更关注“科学和灵性如何才能得到统一”的问题。早在1894年出版的《自由哲学》[ Die Philosophie der Freiheit ]中，他就指出：人的头脑里有感觉（或知觉）也有思维，前者是完全主观的，后者必须要与现实合一，并且，在思维中，我们只能在某种形式的概念框架被运用之后才会感应到一种与此相应的知觉——斯坦纳说，数学就属于后面这样的一个例子。但在1922年12月29日的答群众来信中，斯坦纳进一步指出：数学是人类精神或一般人类精神的产物，当人们进一步深入纯粹的数学领域（用数学术语描述的领域）时，现实将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这就意味着，数学更像是一种可以串联起精神与物质的绳索，它自由地伸展，在两个世界里延长，一方面展现出了我们的精神意识，另一方面又成为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只可惜，面对着眼前的自然科学，斯坦纳不免会为其感到担忧，因为它们“对地球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14]，它们本应“是研究这样一个专业领域所能产生的一般知识的总和”[15]但却没有那样做，反倒使得“我们面临着机械的、非数学的世界观的不利后果”[16]，即迫使我们面对一个凡事都无法深入人之内在本心的世界。他认为，现代科学专注于布拉瓦茨基口中的“细节”倒也没错，但更关键的是，它本应该把细节综合起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程度。于是，斯坦纳自脱离神智学会后便长久地致力于重新综合科学与灵性，重提“精神科学”[ Geisteswissenschaft ]，其理论探讨的范围涉及艺术、教育、医学以及人智科学，逐渐走上了一条与神智学不同却又暗合了布拉瓦茨基理想的道路，即精神统率下的“联合”与“统一”。
从此处再回到康定斯基，我们似乎对他的经历以及那段包豪斯岁月有了新的认识。康定斯基在初入德国时便接触到了神智学，其后又接受了鲁道夫·斯坦纳的人智学，于是开始思考艺术的内在精神，而这样的思考自然不会遗漏对艺术精神与科学之联系的深入探究。他在《论艺术的精神》中全面阐释了自己对于灵性方面的主张，随后着手准备对艺术和科学的讨论，这其中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希望苏联当局可以在学院里建立名为“物理心理学”的专业部门，从而联合起精神与物质、人的内在与外在，即便这个项目最终搁浅了。20年代，他返回德国，来到了包豪斯，而后者恰恰为其提供了一个实现研究理想的绝佳机会。
图3 卡尔·彼得·罗，《火柴星人》，1919年，草稿。
包豪斯的第一任校长格罗皮乌斯曾在发表于1923年的《包豪斯的理论与组织》[ The Theory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Bauhaus ]一文中宣称：“古老的二元世界观，即设想自我与宇宙对立的概念，正在迅速地失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一种普遍统一的概念，其中所有的对立力量都处于绝对平衡的状态。这种对万物及其表象的本质统一性的初步认识，赋予了创造性努力一个基本的内在意义。任何东西都不能再孤立地存在了。我们把每一种形式都看作是一种思想的体现，每一件作品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我展现。”[17]对他而言，“在艺术作品中，物质世界的规律、智力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功能与作用是被同时表达的”[18]。于是，按照他的设计，包豪斯在成立之初便尝试将这世上的每一种创造元素都融入进一个统一的项目，希望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和运动的综合来创造一个全新的、以人类自身为基础的统一体，继而使得创作者们也将在所有的创作过程中建立一种同样全新的、强有力的工作关系，团结于同一个集体任务——这样的理念意味着包豪斯除了要在艺术内部进行门类与形式的整合，还需要为之付出在两个方向上的努力：一方面，正如卡尔·彼得·罗[ Karl Peter Röhl ]在1919年创作的校徽（图3）中所展现的那样（该图章的中心是一幅抽象的线条画，所画为一个从达·芬奇的那幅《维特鲁威人》变化而来的、此时正被佛教符号所环绕的人，其中，它的头部让人联想到日耳曼文化中的象征男人和女人的双重月形图案或者中国的阴阳图，而它托举起的金字塔被认为是社会、艺术和宗教统一的古老象征）[19]，包豪斯意欲背离往昔传统，打破隔阂，将世界文化和世界宗教共同建筑成自身未来蓝图中的人文背景，期盼天下大同；另一方面，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科技迅猛发展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科学颠覆思想，技术改变生活，工业革命下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处于一种紧张不安的状态，机械大生产要求世界与工厂作业的节奏同步，在此滚滚浪潮之下，格罗皮乌斯提出“艺术和技术——一个全新的统一体” [ Art and technology－a new unity ] [20]的号召，使得培养学员的科技能力也成为了包豪斯学院的育人要求之一。两个方向皆为包豪斯施力的重点，而进一步地，在这样的综合和探索过程中，数学几何的关键地位在双向交会的地方被凸显了出来，包豪斯的艺术家们意识到简单的几何形式是自然的、有机形状的本质，他们在几何学中发现了美学[21]，懂得了一种可以用来沟通古今四海的语言。1922年，随着建筑师汉内斯·梅耶[ Hannes Meyer ]的到来，包豪斯用它的新校徽（图4）宣告今天的人类将在几何抽象形式中施展其情感和智力、确立自己的中心地位[22]，教师们在课程和创作中有意地将数学几何与艺术、人类心灵相结合，例如：约翰内斯·伊滕[ Johannes Itten ]在其开设的预备课程中一边引导学生掌握几何线条以及线条的节奏、一边以“心理训练”的方式教导学生何以将身体和灵魂集中投入到工作学习中；保罗·克利[ Paul Klee ]的色彩理论试图在数学科学以及人的直觉、情感之间进行调和，尝试创造一个平衡的整体[23]，“从众多中创造统一”[24]；奥斯卡·施莱默[ Oskar Schlemmer ]的创作旨在以尺度、数量、比例为基础，将骨骼和肌肉作为重点塑造对象，把几何形状视作最重要的标准，由此绘制出人体（图5）并传达他的哲学沉思（施莱默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浪漫主义的哲学，他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的生物，是一种肉体、灵魂和精神的统一，是一种科学的、心理的、意识形态的完全系统）[25]。
图4 奥斯卡·施莱默，《简要轮廓》，1922年，草稿。
图5 克劳斯·巴塞尔姆斯，《裸体像——来自奥斯卡·施莱默课上的作业》，1922年，素描。
于是，我们不难看出，包豪斯的气质与康定斯基相当契合，意味着物质和精神终有理由能够合二为一，但或许更加深刻的是，包豪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也意外地与玄学眼中的理想世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随着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激进的政治变化昭示着新体系的建立，包豪斯的创始人像他的许多时代同僚们一样热切希望为创建一个新的民主社会做出贡献。对于继承了德国工人联盟之精神的格罗皮乌斯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旧世界的终结，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艺术和建筑都将被埋葬，新世界的建成需要崭新且进步的表达、创作方式。而如此巧合地，崇尚古老智慧的玄学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是同样地憧憬“弥赛亚”降临，以自身的信仰和学说“冲击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两大危机，即官方宗教的精神僵局和实证科学的智力僵局”[26]，随即影响了包括叶芝、莫里斯在内的早期社会主义者。此外，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起也不得不唤起玄学对其的注意。当布拉瓦茨基夫人察觉到了社会主义团体的力量并称赞了佛陀“宣扬了最明确无误的社会主义”[27]时，玄学、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等思想流派在19世纪无疑要确立一种携手关系。神智主义和改革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当时重叠并行，它们在“推动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初的思想运动的动荡中”[28]成为了互助的部分，而“这场动荡旨在推翻庸俗唯物主义、家长制、资本主义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恶劣文化”[29]。难怪弗兰克·托德莫尔[ Frank Podmore ]会在他的《现代唯灵论》[ Modern Spiritualism ]中直言：“社会主义的某些部分和玄学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天然的亲和。”[30]由此，无论是呼捷玛斯还是包豪斯，它们的社会（共产）主义理念与康定斯基的思想并不冲突（甚至在某些方面高度相似），且希望后者的思考能够为新艺术的诞生添砖加瓦。只不过，苏联的呼捷玛斯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逐渐陷入了无休止、无妥协的内部分歧，康定斯基在受到排挤后毅然选择离开，第二次来到德国，在彼时对其更加开放包容的包豪斯学院里大施拳脚、在实践中丰富和完成了他心目中的另一篇著作，《点线面》——是的，《点线面》与其说是康定斯基玄学思想的结束，倒不如说是他的一种“完成”，只有在这部书的叙述完结之处，康定斯基的理念和主张才算得上是被圆满的讲出了。
[2] Bednarowski, Mary Farrell. 'Outside the Mainstream: Women's Religion and Women Religious Lead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48, no. 2, 1980, p. 221.
[3]Blavatsky, The Secret Doctrine: The Synthesis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Vol. 1, p. xx.
[4] Blavatsky, Helena P. Isis Unveiled: A Master-Key to the Mysteri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heology Vol. 2-Religion, Trow’s Printing and Bookbinding Co., 1877, p. 263.
[5] [俄]康定斯基 著、李政文等 译，《艺术中的精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6] [俄]康定斯基 著、罗世平等 译，《康定斯基论点线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
[7] Blavatsky, Helena P. The Secret Doctrine: The Synthesis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Vol. 2, Theosophical University Press, 1888, p. 662.
[8] Blavatsky, The Secret Doctrine: The Synthesis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Vol. 2, p. 190.
[9] Blavatsky, The Secret Doctrine: The Synthesis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Vol. 2, p. 662.
[10] Blavatsky, Isis Unveiled: A Master-Key to the Mysteri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heology Vol. 1-Science, p. 16.
[11] Blavatsky, The Secret Doctrine: The Synthesis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Vol. 1, p. 277.
[12] Washington, Peter. Madame Blavatsky’s Baboon A History of the Mystics, Mediums and Misfits Who Brought Spiritualism to America, Schocken Books, 1995, p. 69.
[13] Rudolf Steiner, the Story of My Life, Anthroposophic Press, 1928, p. 12.
[14] Rudolf Steiner, The Fourth Dimension: Sacred Geometry, Alchemy, and Mathematics, Anthroposophic Press, 2000, p. 148.
[15] Steiner, The Fourth Dimension: Sacred Geometry, Alchemy, and Mathematics, p. 113.
[16] Steiner, The Fourth Dimension: Sacred Geometry, Alchemy, and Mathematics, p. 113.
[17] qtd. in Walz, Robin. Modernism, Routledge , 2013, p. 132.
[18] qtd. in Robin, p, 133.
[19] Siebenbrodt, Michael, and Schöbe, Lutz. Bauhaus: 1919-1933, Weimar-Dessau-Berlin, Parkstone Press, 2012, p. 13.
[20] Siebenbrodt, and Schöbe, p. 41.
[21] Weber, Nicholas Fox. “The Bauhaus at 100: Science by Design”, Nature, vol. 572, 2019, p. 175.
[22] Siebenbrodt, and Schöbe, p. 17.
[23] 克利与风格派的蒙德里安[ Piet Cornelies Mondrian ]有过交往，并且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对于蒙德里安来说，数学几何同人的内在心灵密不可分，正如灵魂在毕达哥拉斯的理解中应该是正方形。进一步地，蒙德里安将正方形以及方形平面理解为垂线之间的关系结果或立体空间缩小的结果，讲求画面中的纵横对立和色彩平衡，这与康定斯基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契合。
[24] Siebenbrodt, and Schöbe, p. 56.
[25] Siebenbrodt, and Schöbe, p. 58.
[26] Beaumont, Matthew. “Socialism and Occultism at the 'Fin de Siècle’: Elective Affinities”, Victorian Review, vol. 36, no. 1, 2010, p. 225.
[27] qtd. in Beaumont, p. 220.
[28] Beaumont, p. 223.
[29] Beaumont, p. 223.
[30] Podmore, Frank. Modern Spiritualism Vol. 1, Methuen & co., 1902, p.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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