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的放逐与重构——浅析萧红作品与生命中的母亲形象
一、前言
萧红是一位命运悲苦但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一生颠沛流离、悲凉短暂。传统观念里的“母亲”一直是伟大和崇高的化身，是牺牲和奉献的代名词，而萧红划开笼罩在“母性”之上的灼人光辉，使被施予了华丽外衣的“母性”骤然赤裸，她笔下的母亲不仅形体、相貌丑陋，而且大多在无爱的婚姻中进行着动物似的生育，游走在生死的边缘，为“物”而疯狂，都是自私、冷酷、残暴的母亲。萧红之所以淡漠母爱，颊覆母爱，与她成长历程中母爱的缺失、贫穷的流亡生活及萧红对母性的颠覆性认识密切相关。
萧红影视形象
本文通过萧红小说作品描写多样貌的母亲形象，归纳出“罪恶母亲”群像，再回溯萧红散文作品及其他著作中描写真实母亲与后母的文字书写，开展母爱的殒落对于萧红生命历程的影响，最后论及萧红内心深处如何重构母亲形象及泯除“怨母情结”。
二、萧红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以小说角色为例
萧红笔下的母亲大多是缺乏母爱的，呈现出母爱是与仇恨、痛苦、厌倦、悔恨和失望交织在一起的，揭去母亲形象神圣面纱后的真实本相──失去人性的恶母群像。萧红作品中母亲形象，大抵可以从三大面向谈起：“非人化”、“失职化”、“否定生育”。分点叙述如下：
（一）非人的母亲：丑陋、强悍、变态畸形
萧红喜欢将母亲/女性人物转化为各种动物意象，运用动物、禽类或昆虫等意象形构，得到内部隐喻的空间与力量。 而此书写技巧在萧红名作《生死场》中屡见不鲜。如描写二里半的妻子麻面婆：
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
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
首先以非人化的母亲姿态出场的便是象征愚昧村妇的麻面婆，她那双比牛还大的双眼是萧红刻意丑化女体空间，并用熊、猪等动物强调其不敏感、痴傻的个性，另一方面更用“猪叫”形容麻面婆在传统封建父权体系毫无发言权。甚至连麻面婆刻意展现自己的黠慧，萧红不客气地用“像一只在柴堆上的狗” 点破麻面婆自以为是的愚蠢，俨然是戏台上的“丑角”。
又如第二位粉墨登场的王婆：
在星光下，她的脸纹绿了些，眼睛发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有时她讲到兴奋的话句，她发着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邻居的孩子们会说她是一头“猫头鹰”。
灰色的老幽灵暴怒了：『我去唤你的爹爹来管教你呀！』
她像一只灰色的大鸟走出场去。
王婆宛如一阵风落到平儿的身上，那样好像山间的野兽要猎食小兽一般的凶暴。
虽然王婆在小说中是位有见地、比丈夫老赵三更具才干胆识的女性，然而对于子女的管教照顾，母性慈爱的成分丝毫未见增长。她的孩子平儿只是偷穿父亲的靴子，王婆就以野兽扑人之姿教训平儿，这种叙述也可参见萧红描绘金枝的母亲“和老虎一样捕捉住自己的女儿”，只因为金枝怀有春意而工作时失神错摘青柿子，在贫苦饥迫的穷乡僻让，“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的价值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因此金枝当然被母亲打到鼻青脸肿，甚至流血。毕竟，生活物资的极度匮乏让母亲注重的焦点不再是孩子本身，而是维持生命和生存需要的外在物资。
然而，这类母亲形象最变态畸形者，莫过于萧红笔下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令人发指的程度媲美张爱玲笔下“罪恶母亲”之集大成──《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试举几段描写小团圆媳妇被婆婆严刑拷打的文字画面：
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着点狠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是打狠了一点，全身也都打青了，也还出了点血。可是立刻就打了鸡蛋青子给她擦上了。也没有肿得怎样高，也就是十天半月地就好了。这孩子，嘴也是特别硬，我一打她，她就说她要回家…因此我也用烧红过的烙铁烙过她的脚心。
若是那小团圆媳妇刚来的时候，那就非先抓过她来打一顿再说。做婆婆的打了一只饭碗，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她丢了一根针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她跌了一个觔斗，把单裤膝盖的地方跌了一个洞，她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总之，她一不顺心，她就觉得她的手就想要打人。她打谁呢！谁能够让她打呢？于是就轮到小团圆媳妇了。
在民智未开、封建保守的东北小城，将穷人家的年幼女儿迎进门当作先聘的媳妇，实际上如童工一样的被全家使唤与虐待，长大后也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引文中的团圆媳妇被口头上也是喊声妈的夫家婆婆凌迟致死，悲剧的起源来自团圆媳妇不符合传统封建父权制度下对于媳妇 /女儿角色的社会期待，过于外放、健谈、大方。因此婆婆以象征旧道德家族体系的大家长，在传统信仰的掩护与大众目光的凝视下，一切加诸在小团圆媳妇身上的刑罚，从私欲的惩处升格为道德的拯救，此处烘托出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年轻时也是深受其害，却将自身痛苦经验再施诸于年轻女性，萧红眼里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此。
萧红
男性封建父权下的女性对于自身的委屈、痛苦内化成无语的屈从与认同，在贫苦与死亡在线挣扎的女性群体，被男性木然的继续践踏、侮辱、毁灭后，自身却再继续凌迟、毁灭着比自己更弱小的女性， 形成了一个“同类/同族相残”的悲剧。虽然，团圆媳妇的婆婆自称“儿子也舍不得打”，但回到文本中团圆媳妇的婆婆打儿子惊心动魄的程度却不亚于打别人家女儿：
除了他自个儿跌的摔的不说，就说我用劈柴棒子打的也落了好几个疤…有一次，她的儿子踏死了一个小鸡仔，她打了她儿子三天三夜…不打他，哪儿能够不打呢？我越想越生气，我想起来就打，无管黑夜白日，我打了他三天。后来打出一场病来，半夜三更的，睡得好好的说哭就哭。可是我也没有当他是一回子事，我就拿饭勺子敲着门框，给他叫了叫魂，没理他也就好了。
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自认养鸡比养孩子更娇贵，因此当孩子踏死鸡时，在母亲眼里看来等同把金钱撒在水里般浪费，加上贫穷困顿如枷锁、匕首挟持乡村中每一户人家，农人们所关心的无非就是一头猪、一只牛、一只羊，甚至是一株野菜，所以个人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变得一文不值，更遑论伦常血缘的亲疏关系了。由此引文揭橥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在萧红笔下是最为畸形、变态的母亲形象之一。
萧红
（二）失职的母亲：冷酷、自私、不告而别
母亲之所以被神圣化，无非在于母亲所承担背负的职责。质言之，就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关心备至，无条件似的对孩子付出一切。然而，到了五四运动新女性作家意识抬头认为母爱神话必须解放，这才是解放妇女的第一步。因此，“母爱淡漠”、“母爱过度”是女性作家书写母爱时两种极端的表现。
萧红笔下的另种母亲形象之一，即书写“母爱的淡漠”，刻意将母亲所承载的职责加以泯除，塑造出无能、自私的母亲群像。如《生死场》中金枝的母亲：
母亲拿着金枝的一元票子，她的牙齿在嘴里埋没不住，完全外露。她一面细看票子上的花纹，一面快乐有点不能自制的说：“来家住一夜明日就走吧！”金枝在炕沿捶酸痛的腿骨；母亲不注意女人为什么不欢喜，她只跟了一张票子想到另一张，在她想许多票子不都可以到手吗？她必须鼓励女儿。“你应该洗洗衣裳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必得要行路的，在村子里是没有出头露面之日。”为了心切，她好像责备着女儿一般，简直对于女儿没热情。
从引文可以看出金枝母亲见钱眼开，对于如受委屈的小兽的金枝，丝毫不加以关心与呵护，难道看不出来女儿满腹的辛酸委屈吗？又难道没察觉女儿脸上寻求母亲呵护的渴望吗？金枝母亲一定看得出来，只是母爱的神圣光辉不敌钞票的金光夺人。当母亲拿着女儿被迫以肉体交易换来的钞票，那张见猎心喜的嘴脸，彻底粉碎金枝内心期盼母亲能带来怜悯与慰藉的希望，在在呈现金枝母亲的冷酷与自私。同样的笔触出现在《过夜》中的母亲形象，母女的对话更彰显为人母自私到了极点：
从打开着的房门，老妇人捧着雪球回来了。 “不，妈呀！”她赤着身子站到角落里去。她把雪块完全打在孩子的身上。“睡吧！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金铃子这丫头还不中用……也无怪她，年纪还不到哩！五毛钱谁肯要她呢？要长样没有长样，要人才没有人才！花钱看样子吗？前些个年头可行，比方我年青的时候，我常跟着我的姨姐到班子里去逛逛，一逛就能落几个……多多少少总能落几个……现在不行了！正经的班子不许你进，土窑子是什么油水也没有，老庄那懂得看样了，花钱让他看样子，他就干了吗？就是凤凰也不行啊！落毛鸡就是不花钱，谁又想看呢？”
“我说我要用雪把她活埋……不中用的，男人不能看上她的，看那小毛辫子！活像个猪尾巴！” 她回转身去扯着孩子的头发，好像在扯着什么没有知觉的东西似的。
此段引文出自萧红的散文作品，讲述寒冬夜里萧红寄宿在一位老妇人家里所发生的事情。原来小金铃之所以被打，不是因为偷了萧红的鞋卖掉，而是因为不能接客，她母亲也就是那位老妇人。老妇以前年轻的时候从事妓女，老了没人要，只好成天酗酒、打骂女儿，甚至强烈希望也把女儿推入火坑，好赚取生活费用。这是一个从萧红眼里如实反映扭曲变形的母爱──极度的自私与失职。
再回到萧红小说作品中塑造失职的母亲形像，如《汾河的圆月》、《莲花池》中的母亲在丈夫死后，撇下孩子而改嫁的叙述：
小玉从妈妈走后，那胖胖的有点发黑的脸孔，常常出现在那七八家取水的井口…假若有人问她：“小玉怎么还不回去睡觉呢？”
那孩子就用黑黑的小手搔一搔遮在额前的那片头发，而后反过来手掌向外，把手背压在脸上，或者压在眼睛上：“妈没有啦！”她说。
豆子的父亲是木匠，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又过两年嫁了人。对于母亲离开他的印象，他模模糊糊地记得一点儿。母亲是跟了那个大胡子的王木匠走的……母亲那天是黄昏时候走的，她好像上街去买东西的一样，可是从那时就没有回来过。
从以上两段引文都显示出母亲的角色彻底淡出亲生子女的生命，从此随着另外一个男人展开一段新的家庭生命。萧红曾写道：“乡村的母亲们对于孩子们永远和对敌人一样”。透露出女人在狭窄的父权社会，只能依附男人过生活，当象征生活支柱的男人倒了，为人妻、为人母必须再依附新的男人，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一种生存下去的利益。 笼罩在这种利益下的母亲形象，是自私、麻木、不告而别的，将自己的亲生骨肉视为生命的“累赘”。
萧红和朋友
（三）否定生育：罪恶孩子/受罪母亲
萧红经验生命所认知的孕妇分娩，表现出女性生育过程的痛苦与血腥，直接否定女性生命创造的内心喜悦。换言之，我们无法从萧红描述母亲生育的过程中，获得任何有关母性幸福的直观感。
其中描写对女性生育的作品莫过于《生死场》中村妇们声嘶力竭、满额汗珠生孩子的画面，最甚者即五姑姑的姐姐在火坑上临盆的画面：
罪恶的孩子，总不能生产，闹着夜半过去，外面鸡叫的时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全家为了死的黑影所骚动。
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天渐亮了。恐怖彷佛是殭尸，直伸在家屋……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
这边孩子落产了，孩子当时就死去…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
萧红刻意不提五姑姑的姐姐姓名，用意是象征在传统封建父权体系下的女人拥有共的宿命，母体在生育时受到的濒死经验，是属于女性生理上的磨难；母体在生育时依旧受到父权社会的压迫，更是造成女性的高度恐慌。五姑姑的姐姐在妻子临盆时仍然喝得酩酊大醉，甚至冲入生产场域企图伤害正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妻子。萧红痛诉母性生产时常被忽略的痛苦、难产和死亡的主题外，更是直指以女性为传宗接代工具的男性所埋下的“种子”，在母体内形塑成日后造成母体受苦难的“罪恶的孩子”，就母体本身而言更是何其“无辜受罪”。
综合上述，归纳出萧红作品中的母亲形象皆缺乏母性的光辉，甚至是与孩子处于“敌对”的状态。推究其原因，不外乎回扣时代背景下而产生的悲剧，在这闭塞守旧的乡村和传统宗法父权文化结构下，女性早已被男性夺去话语权，男权社会以母亲神话来制约女性社会角色。 加上生活物资贫乏，人人都过得最低限度的生活，一旦缺乏仰赖存活的资源，人伦分际关系理所当然会有所变异与动摇，而这也是萧红笔下“恶母群像”的其中由来。
三、萧红生命中的母亲形象与母爱重构
美国小说家海明威曾表示“不愉快的童年”是对一个作者最好的训练，而萧红似乎是在这样训练下成长的。许多作家都有失去母爱的不幸童年多半是亲生母亲去世而受尽继母的虐待，他们往往对亲生母亲产生满意的亲切回忆。萧红有其特殊性：生母姜玉兰（1885-1919）早逝，与萧红那短暂相处期间又多冲突，而后父亲续弦梁亚兰，这位后母也对萧红相敬如“冰”，因此母亲之于萧红是至深的伤害，母性的爱对萧红而言，可以说是遥不可及的希望。
萧红的散文作品无不反映自己内心的精神家园、童年琐事、坎坷爱情，书写的核心往往围绕在一个爱字上面。是以，萧红的散文是在追求永久的爱，一个广义层面的爱。这个爱其中也包含了童年殒落的母爱。
以下分点论述萧红眼里的母亲形象(包含后母)以及探究萧红童年放逐而殒落的母爱，如何影响萧红未来看待异性与自己的关系与挑战母职之失败，最后开展萧红内心对母爱修复之路：
（一）重男轻女、封建道德规范——生母：姜玉兰
在谈萧红生命中母爱形象之前，必须先厘清萧红笔下谈及“不幸童年”的客观性。有如张爱玲笔下“漏写一段”关于父亲如何帮她打针治病，此即作家在真实与自我演绎的抉择，基于此检视萧红之于亲生母亲的关系，是否真如萧红所言“恶言恶色”呢？萧红本身“骄纵”的性格，如萧红在《蹲在洋车上》一文分析自己“过于娇惯”，连她弟弟张秀珂也说：“我家生活状况是比较优越的…对姐姐也算得上娇惯了”。
反观萧红性格骄纵偏执的原因，推测是祖父张维祯（1849-1929）过于溺爱她的结果，如生母姜玉兰曾说：“这孩子都让他们（祖父、母）给惯坏了”，由于萧红的祖父、父亲仅名义上的父子，彼此都知道是为了家族血脉得以延传，因此祖父张维祯与父亲张廷举关系极为疏离隔阂。祖父又是这个家里面的闲人，家中经济支出管理都是由萧红祖母总管，因此，萧红出生的时候，看在张廷举与姜玉兰眼里极为失望，毕竟传宗接代的压力难以负荷；但看在祖父眼里却是难掩的喜悦，而这个喜悦让张维祯从家族闲人转变成有义务、职责，能够含饴弄孙的祖父， 也因此对孙女萧红所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
透过列表呈现出萧红笔下的亲生母亲所采取的管教是传统式打骂教育，在那时讲求伦常关系的封建父权社会，应该算是正常范围的管教方式。之所以，姜玉兰以此法管教萧红，原因一则是萧红娇惯强拗的脾气，二则萧红所作所为也不合乎本身是传统封建意识的姜玉兰所期待的大家闺秀。
总的来说虽然萧红说“母亲并不十分爱我”，然而，持平而论这样的说法是以祖父无限包容的爱作为判准，据此审视母亲姜玉兰“正常范畴”的爱。换句话说，母亲的爱或许还在正常范畴内，祖父的爱却显得过于宠溺，间接使得萧红与父母的距离疏远。
蹲在洋车上
（二）疏离冷漠、相敬如“冰”——后母：梁亚兰
如果说萧红在亲生母亲那体会到的是守旧强悍，在后母这里则经历冷漠疏离。梁亚兰对于萧红算是客气，不至于到像张爱玲的后母“阴损调唆”。但是看在童年萧红眼里却也不是滋味，即使萧红犯错，后母多用指桑骂槐式的管教，毕竟不是自己肚皮生出来的。就连半夜萧红请后母陪同到厕所，后母直接回绝，母爱到此真可谓冷漠疏离到极点。
此外，萧红还写到与后母争执时，后母说了一句：“我管不了你，我也不是你亲娘，你还有亲爹哩”，听在年幼倔强的萧红耳里，岂不是再揭疮疤？毕竟生母过世代表纯粹至亲的母爱已失落，在继母威权下（之于张爱玲的后母比较下，萧红后母梁亚兰还算厚道），连萧红亲弟弟想吃一颗梨子的权利都被剥夺，可见失去生母的痛与无奈在两个孩子心中造成多大的伤害烙印。无怪乎萧红在朋友眼里不太常提起母亲，脸上还摆出一副“抑郁”神情， 也因此萧红作品多描写子女与父母、继父母之间冷漠隔阂的家庭状况。
（三）被放逐而殒落的母爱——萧红两性关系与对母职的退却
整体从萧红母亲角度来说，她对萧红的疼爱属于“爱之深责之切”的合理范围，然而萧红童年清澈的眼里却不是这样解读母爱。同时萧红自身倔强、执拗的性格与其家庭俨然系重男轻女、传统父权的结构，加上父亲与祖父之间不可说的龃龉，造成祖父转向过分宠溺孙女萧红的事实，整体来看这样的家庭是“失序分化”的，也对萧红往后的生命造成极大的扭曲与挫败。
如果谈萧红之于父亲的憎恨是聚焦在张廷举这个人本身，而非父亲所象征的情感符号，后者作为一种精神存在，也是萧红一直渴望、追求的；那么萧红之于母亲的埋怨也仅针对生母的“守旧管教”、“重男轻女思想”，以及对后母的“淡漠疏离”，而对于母亲背后的情感符号，更是萧红念兹在兹的。
萧红对所有人的爱都偏执拿去与祖父无穷无尽的溺爱做权衡比较，才让萧红心灵渴望的母爱自我放逐而殒落。而萧红这样的一个自我抉择，也让她对于异性的依赖与恋爱的过程尝尽苦头。
又由于萧红对母亲情感欠缺正确的认知，加诸见识到父亲与继母之间互动关系，让她进而省思婚姻中女性角色如何被父权体系塑造成社会期待的角色。从她与萧军、端木恋爱相处上便可得知萧红时常操劳家事、动不动打扫清理或是下厨烹饪，还要一直唠叨、操心对方所有事情，过度关心下连萧军都说“厌烦”。因此萧红在与异性恋爱关系上隶属传统社会中委曲求全、欠缺自信的“家庭主妇”形象。
整体观之，萧红抗拒母职的原因除了童年与母爱“绝缘”外，也牵涉萧红本身现代女性意识抬头，最后还有一点是“男性/丈夫的缺席”所造成对女性生产的精神虐杀。换句话说，男人扮演丈夫/父亲的角色，女人扮演妻子/母亲，在父权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冠上崇高期待，然而，女人却不能期待男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这是多么讽刺、悲哀的一件事。男人的冷漠与无情在女人怀孕生产时表露无遗的呈现，丝毫没有想过受罪的母体何以 “受罪”？为人妻、做人母必须忍受生育的濒死经验，还得忍受男性冷漠视为平常的精神虐待，所以说在生存极限下呻吟痛苦的女性，依旧是男性肉体或精神上践踏的对象。
（四）呼唤母爱——母爱的重构：大地母亲原型／消弭“怨母情结”
“母亲”在萧红的生命和作品中是一个相当大的议题。因为母亲带给她的爱若有似无，却深深影响萧红日后对于感情上的偏拗、依赖、不安。全感，也让萧红对于为人母及母职生育的挑战感到踌躇不前。
萧红中后期作品对比前期作品来说，对于母爱的呼唤溢于言表。即使现实生命中的母爱已被自我放逐，但其作品中时常刻划对于母亲/母爱的重构，甚至最后萧红在创作与生命经验中也修复内心潜藏的“怨母情结”。母亲对于子女的爱，在萧红眼里看来比不上对一只猪、一株草，而这样刻划大前提必须回到作者与作品所具有的文化传统时空背景来谈。在吃穿都成问题的时代，孩子生下来有何用处？是累赘，是包袱，是一个拖垮个人生存问题的“物”。然而，回到萧红童年经验，撇开祖父的溺爱来说，其实大家对她都是有爱的──合乎正常范围的爱。时而喜欢，时而赞美，时而劝说，再不行就是打骂。只不过，萧红娇惯又过度捍卫自尊的性格，蒙蔽了她清澈的双眼，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寻不到母亲关爱孩子的慰藉后，进而转向回忆童年时的“精神家园”──后花园、储藏室。
萧红
我们不难发现萧红在小说作品中多次提到“后花园”、“储藏室”，如萧红创作后期的作品《呼兰河传》：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一到后园里，我就没有对象地奔了出去，好像我是看准了什么而奔去了似的，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我似的。其实我是什么目的也没有。只觉得这园子里边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活的，好像我的腿也非跳不可了。
储藏室好像变成我探险的地方了。我常常趁着母亲不在屋我就打开门进去了……后园虽然让冰雪给封闭了，但是又发现了这储藏室。这里边是无穷无尽地什么都有，这里边宝藏着的都是我所想象不到的东西，使我感到这世界上的东西怎么这样多！而且样样好玩，样样新奇。
可见萧红以一个儿童的视角传达在后花园、储藏室优游玩乐的情态，或许后花园、储藏室在成人的视角仅一个普通的花园景致与收容杂物的空间，然而，看在儿童时期的萧红眼里却不尽然，因为“后花园”、“储藏室”代表一切都是美好的涵义，这里充满生机盎然、新鲜乐趣、正向光明的色彩氛围。最重要的“后花园”、“储藏室”象征萧红躲避现实世界压力的桃花源，在这里除了是自由与自然的象征，也让萧红保有那份轻松恣意、自由玩耍的权利，更是提供庇护、包容性的场域。
后花园可以是小生物的家，是牠们的母亲，给予温暖呵护、蓬勃成长的母性空间，对于小小的萧红来说不也是影射现实生活中母亲无法给予的“母性情怀”，能在“后花园”、“储藏室”兑现的涵义吗？萧红曾说：“祖父、后花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质言之，此三者是三位一体的精神生命链系。其中祖父是身兼母职的角色，那后花园的意蕴便不言可喻了。此外，萧红在作品中不少透露出呼唤母爱的情绪，如萧红散文《十三天》、小说《孩子的讲演》：
我哭出来吧！没有妈妈哭向谁去？
但是那害怕的情绪，把他在小床上缩做了一个团子，就彷佛在家里的时候为着夜梦所恐惧缩在母亲的身边一样。
“妈妈……”这是他往日自己做孩子时候的呼喊。现在王根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又睡了，虽然他才九岁，因为他做了服务团的勤务，他就把自己也变作大人。
萧红在此道尽母爱的失落与变形，不管对于孩子或是成人都极尽伤感、悲怆。如同萧红本身轻视母亲所代表的重男轻女以及封建守旧的伦理道德观，也对母亲这一套管教方式感到愤怒不满，所以提到母亲，萧红总是郁郁寡欢，直称母亲“恶言恶色”。但是，萧红骨子里还是流着部份传统女性意识的血液，走的路也是传统家庭主妇的路子，正如汤崇玲所言“萧红对于自己逃婚离家、与人同居、未婚生子的缄默，不也表明她正承袭着母亲的道德观并默默地谴责自己的羞辱与难堪？死去多年的母亲借着萧红对自己的控诉和指责继续活在萧红的里面”。正因为如此，当萧红在感情路上颠簸崎岖难行的时候，在人生路上遭遇苦痛、不堪的时候，她都默默的一个人独自承担，这样的压抑情绪，终究还是在作品中流露出一丝寻求母亲呵护照料的渴望。
在1937年4月10号发表的散文《感情的碎片》，极具象征萧红重构母爱的作品：
近来觉得眼泪常常充满着眼睛，热的，它们常常会使我的眼圈发烧。然而它们一次也没有滚落下来。有时候它们站到了眼毛的尖端，闪耀着玻璃似的液体，每每在镜子里面看到。一看到这样的眼睛，又好像回到了母亲死的时候。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她病了三天了，是七月的末梢，许多医生来过了，他们骑着白马，坐着三轮车，但那最高的一个，他用银针在母亲的腿上刺了一下，他说：“血流则生，不流则亡。”我确确实实看到那针孔是没有流血，只是母亲的腿上凭空多了一个黑点。医生和别人都退了出去，他们在堂屋里议论著。我背向了母亲，我不再看她腿上的黑点。我站着。
“母亲就要没有了吗？”我想。大概就是她极短的清醒的时候：“……你哭了吗？不怕，妈死不了！”我垂下头去，扯住了衣襟，母亲也哭了。而后我站到房后摆着花盆的木架旁边去。我从衣袋取出来母亲买给我的小洋刀。“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于是眼泪又来了。
花盆里的金百合映着我的眼睛，小洋刀的闪光映着我的眼睛。眼泪就再没有流落下来，然而那是热的，是发炎的。但那是孩子的时候。而今则不应该了。
藉此，从中理解萧红用“但也总算是母亲”来定义生母玉兰，肯定姜玉兰并非“缺席的母亲”，不难想象这是萧红鼓起多大的勇气重新审视自己与生母关系所下的定论。引文末句“而今则不应该了”彰显萧红看似坚忍强韧的生命长河，却有乍现软弱情感而苦恼的时候，尤其是面对生命记忆中看似消失数年的母亲形象，却因自己近来眼睛不适而照镜后，进一步联想到母亲离世前与自己短暂却深刻对话的过程。
若将萧红小说作品《弃儿》是谈萧红对于自己逃避母职的自我救赎，作品《手》则是萧红表达重新接受自己是“女儿”的身分，不再囿限于父权家族中“重男轻女”的枷锁，让萧红潜意识中与父亲紧张对立抗衡的心态消融化解，内心深处的“仇父情结”也在这篇作品中烟消云散。
再结合萧红终其一生历经离家漂泊、失恋弃子、病痛缠身等乖舛凄怆的过程，得知在萧红生命与创作后期中，“后花园、储藏室”正象征引领萧红返回精神家园、灵魂归宿的金钥匙，重新拥抱失落已久的童年欢乐，以及重构完善的母爱情怀，萧红也藉此消弭内心深处的“怨母情结”。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得出五点具体结论如下：
1、萧红创作中的母亲形象大致导向“非人化”、“失职化”、“否定生育”三大层面，而形塑出一连串“恶母”群像的深层底蕴来自于萧红生命里“审母”心态，揭橥母性生命本质的脆弱与不可信。通过解构神圣的母亲形象，直指母性是在父权宗法社会下的产物，然而在物资贫乏、穷乡僻壤的特定时空下，母性特质将不再具有父权体系期待的社会角色，反而露出狰狞骇人的面孔。
2、萧红生命中承受两位母亲的双重压力，一位生母背后象征的封建思想、重男轻女、打骂式管教；一位后母背后象征的疏离淡漠、指桑骂槐式管教，从两位母亲身上都无法满足萧红内心对于母爱的渴望。然而，持平而论萧红必须也得自我负责，她蛮拗、娇惯的脾气，唯有她“闲人”形象的祖父才有“资格”包容的。这样的祖孙情谊，也让萧红面对祖父以外的爱意都无法接受，甚至刻意回避、自我放逐，萧红所期盼的母爱亦就此殒落。
萧红
3、面对母爱的失落，让萧红的感情观异质化，过分依赖与难以依附两大极端并行，使得萧红感情世界走得崎岖颠簸；又因此萧红对于母职生育持否定的态度，揭示生育过程是受父权社会介入而异化的悲剧，同时以致萧红对于为人母的挑战裹足不前，甚而愧疚逃避。
4、由于萧红不愿意接受自己母亲那封建守旧的思维，母女情分也因此疏离隔阂。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寻不到母爱的慰藉后，萧红潜意识仍流露出想要母亲呵护疼爱的渴望。这种渴望对萧红外在的人际结交上获得满足，对内则回到萧红本身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将“后花园”、“储藏室”等具备母性特质的场域，藉由自我生命的创作书写，让萧红能在生命记忆中一遍遍流连忘返。
5、虽然萧红内心潜藏渴望的母爱失落，但萧红历经一生的乖舛与凄怆，俾使萧红生命与创作的后期有所反思与沉淀，再重新检视母女关系后，写下《感情的碎片》一文重构自我生命中的“母亲形象”，寻觅到失落已久的母爱情怀，俾使萧红消弭内心深处的“怨母情结”。
参考文献：
韩长俊编：《萧红全集（上下）》，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1991 年 5 月。
彭晓丰、刘云主编：《萧红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年 5
萧红：《生死场》
萧红：《呼兰河传》
萧红：《生死场》
哈尔滨学院学报：《母爱神话的颠覆——解读萧红笔下的母亲形象 》——高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