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8日，胡仲文走进天津军管...

1949年1月18日，胡仲文走进天津军管会上交一份清册，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打开清册，不禁大吃一惊，清册中登记着2000余件文物。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纯金铸造的大编钟，不止金编钟本身具有极高的价值，更因为它高达11439两的重量也足以让人目瞪口呆。金编钟由16只金钟组成，高28厘米，最大口径的有16.5厘米，背后都铸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字样。

据史料载，为了效仿康熙六十寿辰铸造金编钟，也为了彰显皇帝的尊贵，富足，乾隆在八十大寿之际就打造了比康熙的那套规模更大，也更精致的金编钟。

在《光绪大婚图》中，还能看到金编钟被置于太和殿，末代皇帝溥仪的大婚典礼上，金编钟还曾奏响。胡仲文只是一个民间银行家，国宝重器怎么会出现在他手里？

清王朝虽然灭亡了，但溥仪依然过着奢侈的生活，财务上早就捉襟见肘。1922年12月1日，溥仪的婚礼又极尽奢华，没钱只能四处借钱。有借就有还，为了偿还债务，只有典卖一条出路。

于是陆陆续续的，各种玉器，瓷器，古籍和金器等都被拿来抵押，而金编钟以40万元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此后，金编钟被放在北京盐业银行的地下金库中。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阎锡山都曾派人寻找金编钟的下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北京城也笼罩在战火的阴霾之下，国家博物馆都开始转移国宝，北京盐业银行也开始为他们地下金库的宝贝寻找藏身之地。

最终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决定，把国宝转到地处租界的天津盐业银行，由天津盐业银行的经理陈亦侯亲自经办。

陈亦侯也知事关重大，不敢让别人插手，每天深夜，他都开车把装好箱的文物从北京运往天津。不知道运了多少趟，金编钟和2000多件文物都藏到了天津盐业银行的地下金库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人也开始寻找金编钟的下落，顺藤摸瓜，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身上。

为了让陈亦侯交出金编钟，先是日本领事馆的副领事带着女儿要认陈亦侯为干爹，又是让日本女人对陈亦侯投怀送抱，都被陈亦侯一一拒绝。

陈亦侯唯恐日本人狗急跳墙，只得向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求助。吴鼎昌是北洋军阀安福系的大红人，1935年他还被蒋介石任命为实业部部长，且此时的盐业银行也是他当家。

又担心泄密，于是陈亦侯让人从天津坐车到西安，用银行密码从西安发电报到上海，再由上海经香港转发给身在重庆的吴鼎昌，但回复只有一个字:毁。

金编钟是乐器，你把它做成金水，金条，那还有什么意义！陈亦侯觉得这是他见过的最混账的一封电报，金编钟绝对不能毁，他决定继续保护金编钟。

其实，这一万多两的金编钟之所以能被隐藏的如此隐秘，主要原因是它属于盐业银行的账外资产。而盐业银行有规定，凡处理账外物资，所得60%归责任经理所有。

如果化成金条，陈亦侯得到的是个天文数字。而就在此时，北京盐业经理岳乾斋正把存放在他那里的皇太后，皇后册封金册，偷偷化成了金水，做成金条藏在家中。

危险和利诱面前，陈亦侯不为所动。盐业银行高大气派，太容易引人注意，他必须要想办法把它们都转移到别处，可是谁能接手呢？他想到了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的经理胡仲文。

四行储蓄会是由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四家银行联合设立，且经理胡仲文是北京盐业银行一位副经理的女婿，于公于私，都跟盐业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跟盐业银行大楼相比，四行储蓄会很不起眼，它的地下密室也特别隐秘。而陈亦侯之所以选择胡仲文，是因为胡仲文虽然表面文绉绉的，但是为人正直，做事严谨，又特别本分。

果然，当陈亦侯把想法跟胡仲文和盘托出后，胡仲文一口答应。为了不引人注目，陈亦侯特意将原本300米的距离绕了20多公里。此后跑了多次，终于把金编钟和2000多件宝物都转移到了四行储蓄会。

安顿好宝物后，胡仲文借口时局不好，要存一些煤炭，一部分倒在地下室，一部分倒在密室里掩盖宝物，又把密室的门彻底堵死。自此后这批煤炭再没有用过，谁也不知道煤炭下面埋着宝贝。

而不久后，日本人为了寻找金编钟的下落，把盐业银行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幸好此时金编钟已经转移了，日本人只能无功而返。

抗战终于胜利了，但是日本人前脚刚走，国民政府的财政总长孔祥熙也派人来要，陈亦侯只说已经按照吴鼎昌的回复毁了。孔祥熙被打发走了，戴笠找上门来。

期间有人诬陷陈亦侯是汉奸，戴笠让天津警察局抓捕他，多亏这位局长从中周旋，此事才不了了之。原来抗战期间，这位局长由于抗日被日本人通缉，陈亦侯曾冒险藏匿他，又助他逃离天津。

此后金编钟似乎被人忘记了，这才有了开头胡仲文拿着清册上交国宝的一幕。1951年10月，这批宝物被重新检查封存，1953年9月底，它们被重新运回北京故宫。

而今天我们还能看到金编钟，还可以再次聆听它美妙的声音，幸亏有陈亦侯和胡仲文这样护卫国宝的人在，才有幸保住了金编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