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相恺：三十年学术征程杂忆、杂谈(上)
黄霖兄主持“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三十年自由谈”，邀请部分八十年代出道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者与会，我也忝列受邀者的行列之中。因为偶染小恙，未能莅会，又承黄兄雅意，约我写一篇回顾自己三十年研究征程的文章，我亦迟迟未能应命，直至只有我和伯俊兄尚未交稿的今日。我之所以迟迟未敢应命，一是未曾与会，没能感受整个会议的氛围，对会议的内容宗旨了解不深；二是顾虑写这样的文章，可能引来自我吹嘘之诮。但黄兄屡催，盛意难却，而鲁德才、王汝梅、侯忠义等先生均已有大作寄酬，我得附骥尾，实乃幸事，不应推辞，因鼓舞命笔，颜曰《杂忆、杂谈》。
发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与会者合影前，黄霖兄写有这样几句话：“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术研究重返春天。这个年代，肃杀的寒冬已经过去，腐败的气息还没有弥漫，风正气清。这个年代，上下一致，人心思齐，拨乱求正，生机勃勃。”看过这一段话，不禁心潮激荡，思虑万千。那个时代，真可谓新桃旧符，天公抖擞，不拘一格，人才波涌。这确实是个值得所有人忆念的时代！一个值得所有学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学人感恩的时代！我常想，也常说，假如不是那个时代，我绝不可能跨进庄严的学术殿堂，成为一个学术研究者！
萧相恺先生2009年在台南
我出生在江西永新的一个山村，1960年，毕业于江西省立永新中学，时年虚一十八岁。高考前体检，发现得了肺结核，不准参加考试。一下子从希望的巅峰，跌落到失望的深渊。前路茫茫，颇似孤舟一叶，无依无凭，在深渊中跌宕。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那样一个缺医少药的山村，患肺结核，无异于宣判死缓啊！为了活下去，同年，我踏着长江，来到我大哥工作的地方——江苏省淮阴市就医。为了能在那里呆下去，为了生存，我参加工作，做了一名中学代课教师，每月工资二十五元。存着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的梦想，我没有转正，这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人也早过了而立之年，迈进了八十年代。
到淮阴后，我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亦靠参加徐州师院中文专科函授，过了中文大专这一关。但函授毕竟只是函授，那学历实无含金量可言。因了那个时代，我却由一个普通的代课教师，做到淮阴一中的教导副主任，清浦中学的副校长。又因了那个时代，我开始了小说研究，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科研论文，还与欧阳健合作，出版了《水浒新议》一书。到1984年，又被调进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专职研究工作。我常常想，假如当日亦像今日，我也许可以是某中学的教导副主任、副校长，可哪个杂志肯发像我这样学历的人的文章？哪个科研单位肯要我这样学历的科研人员？我能不对那个“肃杀的寒冬已经过去，腐败的气息还没有弥漫，风正气清”，“上下一致，人心思齐，拨乱求正”的时代心怀感激？
《水浒新议》，欧阳健、萧相恺著，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说到感激，就我的学术生命而言，该感谢的人很多。比如南开大学的朱一弦先生、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杭州大学的徐朔方先生、北京大学的侯忠义先生、福建师大的齐裕焜先生、上海师大的孙逊先生。朱先生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给我以支持；章先生为我的一个项目出主意；徐朔方先生在我从事考证性研究时给我以指导；侯忠义先生编《中国小说史丛书》时提携我作编委；齐先生、孙先生器重我，曾想调我去福建师大、上海师大工作。而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好友欧阳健以及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原领导刘冬、刘洛二先生。是欧阳健把我推荐给社科院文学所领导。我要求调动的时候，淮阴市领导不放（这是他们对我的器重，我亦很感谢他们），刘洛先生带着时任社科院党委书记徐若通先生写给当时淮阴市组织部长的亲笔信，与欧阳健亲赴淮阴，为我协调调动有关事宜，我才得从淮阴教育学院，调职江苏社科院。而刘冬先生作为一个研究者，有自己的主攻——施耐庵和《水浒传》，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树起了榜样。作为文学所的负责人，他为文学所制定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规划，一直是所里从事小说研究同志致力推进的工作，更成了我此后的研究纲领、我孜孜以求实现的目标。这个规划，无愧“宏伟实在”四字！他强调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要从从基础做起，一，先做《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次做《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再做古代通俗小说的思想艺术研究（后来由周钧韬、欧阳健和我一起主编的《通俗小说鉴赏辞典》便是这一计划的成果之一），复次编著《中国通俗小说史》；二，完成《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进行文言小说的思想艺术研究，编著《中国文言小说史》；三，编著《中国小说史》。为了使全国的古代小说研究者有一个交流的平台，有一块展示成果的园地，离休后的他，仍然为创办《明清小说研究》期刊竭尽全力。1985年刊物创立，他也一直担任刊物的顾问，指导杂志的编辑工作。他为刊物制定了科学的办刊原则和方针：“兼容各种观点，贯彻双百方针。篇不计长短，文不论家门。考证务以翔实见长，论述当以深颖取胜。论难不避，言当有据；评说当新，力戒浮华。”这原则和方针，亦一直是我主持刊物编辑工作的原则和方针。
从基础做起，这正是我的研究轨迹中的重要一点。我和欧阳健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做的就是个基础工程。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
为了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我几乎天天泡南京图书馆，图书馆的管理员上班，打扫卫生，我也到馆帮着打扫，查阅资料。管理人员戏称，我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之一。终于，编出了《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初步目录，写出了《总目提要》的样稿《醉菩提》等书的提要，有些稿子，后来陆续发表在《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上。此后我又和欧阳在全国各大图书馆访书，北起哈尔滨，南至广州，经历了大半个中国，甚至连吉林省吉林市图书馆、镇江市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常熟市图书馆、芜湖市图书馆等都去过。这样前前后后，共跑了四十来个图书馆，得见许多珍籍、秘籍。搜罗书目，从访书做起，所得多为第一手资料，虽不敢夸称“竭泽而渔”，今尚存而《总目提要》未著录的通俗小说，虽还有遗漏，却确实不多，比起几部文言小说书目来，甚至可以称得上“全”。
这部《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著录了散藏于国内外各图书馆的通俗小说1000余种，每种都注明其卷数回数、作者、主要版本，并对其作者生平、版本源流进行考证，对每种书的内容也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录出每种书的回目，注明其收藏的图书馆。出版以后，境内外十余家媒体如《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文学报》等都作过介绍，境外台湾、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报纸也作了报道，进行评论。由李一氓领导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要报》发表的冯行之《近年出版的重要古籍目录简况》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等都具有总结性意义。”指出《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全目共收小说1164部，较孙楷第、阿英目录增出不少（按：共多出约250部）……许多条目都是精心研究的结晶，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巨大成果。”许多刊物都称其为“一部继往开来的基础工程”。韩国的《中国小说会报》不仅报道了此书的出版消息，还全文刊发了《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序》。该书出版以来已印行三次，并由韩国的汉学家译成韩文在韩国蔚山大学校出版部出版，凡五卷五大册，第1卷1993年出版、第2卷1996年出版、第3卷1997出版、第4、5两卷1999出版。
《珍本禁毁小说大观》，萧相恺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拙著《珍本禁毁小说大观——稗海访书录》，则是我个人在全国四十几家大图书馆访书，得见许多珍籍、秘籍后写成的一部论著。它运用叙录、评论与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许多未见著录以及稀见、罕见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内容进行介绍、论评，对其版本源流、作者生平进行考证、研究，所据全为“第一手资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禁毁小说的研究专著”。书中不仅载录了许多前辈学者从未发现过的小说文本和版本资料，而且纠正了鲁迅、郑振铎、阿英、孙楷第、赵景深、谭正璧、刘修业、胡士莹、戴不凡等许许多多前辈著名学者论著中的错失。国内多家报刊杂志对该书作了介绍、评论。比如《文汇报》1992年11月8日发表了《一部会长留后世的书》，称“该书对被禁毁小说的版本、人物、故事、和作者情况都作了详细考辨，同一种书有哪几种不同的版本，异同何在，凡作者所知，也都作了评述，……学术性、资料性很强，治明清小说者不可不读。”《书与人》第2辑（1992年12月）发表的《新的发现·新的纠误·新的评论》则说：这部书“新见、新论迭出”，书中的“评价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但又不是故作惊人之论，而是切中肯綮，一语中的。”“是一部难得的、优秀的学术著作。它将长留后世是可以肯定。”《图书评论》（1993年第1期）《且说禁书大观》则称“所谓‘有伤风化’的小说一目了然，无法回避”，因此该书写作的“难度很大，但作者把注意力放在版本与考证方面，以禁毁小说张目，写成了一部学术性的专著。”1993年韩国的《中国小说会报》也刊登了该书的全部目录，日本的一家刊物又转载了《中国小说会报》所刊登的此书的全部目录，法国的一家汉学杂志也撰文作了评介。该书出版后短短两个月，就印行两次，销售了1万2千余册。后又修订再版。
记得李梦生先生《禁毁小说百话》序中曾说：此书有叙有论，颇有学术性，但书中所载，有非禁毁小说者，倒是封面小字“稗海访书录”的名字更为切题（一时未找到《百话》，记忆中大意如此），说得极是。此书再版时，我在《再版前言》中说明道：“此书原名《稗海访书录》。《珍本禁毁小说大观》之名，系出版社的同志所拟，原题被移作副（误作“附”）题，这自然是为了经济效益。我很能体会出版社同志的苦衷，故再版时书名仍旧，而题义则请读者诸君理解为‘珍稀小说及禁毁小说之大观’可也。”
《宋元小说话本集》，欧阳健、萧相恺编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说起访书，脑海里一下子又浮现出那个时候的种种情事。访书确是件苦事，长期在外，奔波劳顿，精神紧张不说，饮食睡眠也从无规律，常常是几个干面包便作了一天的早餐和中饭。但访书又确是件乐事，每当得了一种珍籍、秘籍，什么疲劳呀、艰苦呀、不愉快呀，便都一扫而光，留下的只是一种喝过甘醇般熏熏然的愉悦，一种莫可名状的兴奋。而这种兴奋和愉悦，是无论到哪个图书馆皆能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获得的。许多外出访过书的同志，每每抱怨图书馆的管理不善和不合作态度。我却十分幸运，几乎是凡我到过的图书馆，都给了我方便和支持，特别是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芜湖市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语言研究所资料室、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资料室、黑龙江大学图书馆、东北师大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对我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黑龙江大学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芜湖市胡书馆，还特许我进库查找。说实在话，我对他们是十分感激的。访书的那些日子，也遇到过一些不愉快的事。记得有一次到某图书馆访书，第一天下午进馆，发现有一部明刊的小说，因为时间关系，未能细看，还书时兴奋地对管理员说：想不到这里还有这样好的明刊本小说。第二天再去提阅时，管理员告诉我，这部书不外借了，终于没能再看到此书。又一次去某图书馆看书，问管理员有没有分类书目，管理员说有，但那是工作人员使用的。我请求他让我查一查，还是不允。后来我拿出记者证（因为我是杂志的主编，那时我有一个记者证），说我是特地从南京来访书的。管理员略一犹豫，竟将分类书目的卡片盒子抱了出来。我提了两种书，都不是我需要的小说，而是弹词。原本图书馆规定，提书出钱。还书时我问管理员：一共多少钱？管理员竟说不要了。我曾经将这两次遭遇告诉朋友。对于前者，朋友说你书呆气太重，怎么在管理员面前说那书的价值，“好货可居”嘛；对于后者，朋友告诉我：是那张记者证的功劳。还有一次去芜湖图书馆，要看的是阿英捐给该馆的藏书。但这批书尚未编目。我们先和管理人员闲聊，帮他打扫卫生，然后再说看书之事。管理人员痛快地答应了，让我们进库查阅，而且告诉我们一件事：北大某教授来看书，他大喇喇的，我就告诉他：书目还没编好，无法出借。他问我什么时候能编好？我说，按我们规定的工作量，三年后再来吧。开始我们以为他是向我们示好，故意编这样的故事。后来在某报看到一篇署名小文，说某篇报道该馆的文章，只有“图书馆坐落在风景秀丽的烟雨墩”一句话是真实的（记忆之中大意如此）。如今忆起这些往事，不管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我都会无端哑笑。
《话说水浒传》，萧相恺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还是基于“从基础做起”的观念，我常致力于罕见、稀见小说及其相关资料的发掘。拙著《珍本、禁毁小说大观》是本着这种观念写成的，我的一些论文，如《石成金及其著作考论》（《文学遗产》1994年第6期）；《宋元市人小说辑佚》（《文教资料简报》1997年第5期）；《新发现瞿佑〈妙集吟堂诗话〉考索》（《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邹弢和他的〈浇愁集〉——兼与〈聊斋志异〉比较》（《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和邦额文言小说〈霁园杂记〉考论》（《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未见著录小说两种叙录》（《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未见著录〈聊斋志异〉续书三种叙考》（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叙考》，《中正大学学术年刊》2007年第2期；《从〈金瓶梅〉到〈姑妄言〉〈红楼梦〉——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座》，（载《在现代文学馆听讲座：点评金瓶梅》，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9月）等，亦是我在这方面实践的结果。
有人曾经估计，在我们国家，单古代通俗小说，便曾出现过一千六百多种。那些年访书，我们知道尚存的则只有一千二百种左右。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歧路灯》时，人们曾惊呼是发现了一颗被埋没的珍珠。实际，这颗珍珠在与众多的读者见面之前，还摆在一些图书馆的书架上，还见于前人的籍录中。怕只怕有些珍珠，至今还埋在垃圾一样的故纸堆中，甚至被虫蛀蚀、发霉腐烂。
萧相恺先生2013年在九江学院
听说，有位专家曾讲，优存劣汰，《歧路灯》的被埋没那是活该。我始终怀疑，这话会出诸一位小说研究专家之口!且不说埋没的便是劣次的这话的不合逻辑，就算那些故纸堆中埋着的是些远不如《歧路灯》而颇似我在《珍本禁毁小说大观﹒稗海访书录》这书中著录的专写床笫事的《浪史》、《奇僧传》、《杏花天》、《碧玉楼》，专为宣扬宗教而作的《达摩出身传灯传》、《吕祖全传》一类小说，是更“无价值”的，那也不是埋没活该。我以为，这“无价值”本身，也许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在一部中国小说史中，能占一席之地的也许不过三百部左右的小说，而构成中国小说史的，却应该是中国小说的全部。很难想象，一个小说史家会只读那三百部“有价值”的小说，更难设想，一个只读那“有价值”的三百部小说的人能够写出一部反映中国小说历史真貌的小说史来。更何况，“有”和“无”，“高”和“低”总是相比较而存在，无所谓“无”，也就无所谓“有”，无“低”，也就无“高”。即就我在《珍本禁毁小说大观﹒稗海访书录》中著录的一批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而言，单部单部地看，它们也许确无多少价值可言，但若是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不可忽略不计的巨大的历史存在。若缺了这个存在，小说史链上便少了一环，一部小说史中便也留下了空白。杰出的《红楼梦》难道真如某些红学家所言，是一座天外飘来、突兀而现的飞来峰？
我很佩服马隅卿、郑振铎、阿英、周绍良等先生的眼力，他们在别人尚鄙弃小说的时候就大量收集这方面有关的资料，抢救了一批宝贵遗产。就是一些外国人，也比我们的少数同志有眼力，他们便不管什么有价值无价值，能得着的便收起来，致令有些我们在国内见不着的小说，还得去他们那里寻求。大家都知道藏小说颇丰的大连图书馆，其前身便是日本人搞的满铁图书馆。自然，他们那时收藏中国小说，有他们的特殊目的。
《中国古代小说考论编》，萧相恺著，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基于从基础做起这一点，我治学特重文献资料。在给台湾中正大学王琼玲教授的《夏敬渠与〈野叟曝言〉考论》（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出版）所作的前言中，曾说过：“我有一种学术理念，进行实证性研究，第一是资料，第二是资料，第三还是资料。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我相信这理念并无大错。”在给北京大学潘建国教授《古代小说文献丛考·前言》（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中，又曾说：“我还认为，也在多个场合讲过，任何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史学的研究，都要以文献为基础，因为，对研究历史的了解是否充分，有时会决定一篇论文的价值甚至成败；而那种缺乏文献基础的宏论，则往往难使人信服”，“读某些论文时有恍入空中楼阁或者似是而非的感觉，则大多数是论者文献掌控不足造成的”。在给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韩国闵宽东教授的大著所作的序中，我也反复强调了这种理念。
我曾经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过一篇《龚开资料辑录》，后作为附录，编入拙著《中国古代小说考论编》中。那是我撰写《龚开和他的〈宋江三十六赞〉并〈序〉》一文时所收集的与龚开有关的资料。之所以附录它，一是窃以为它对研究者，尤其是对研究龚开其人（作为画家、诗人、遗民的龚开）和研究《水浒传》的学者还有点用；二是感慨于时下几乎所有科研单位和高校考核制度的不合理、不完善。在这种制度下，学人很难去“十年磨一剑”——写出传世的精品；许多时候，这种制度甚至成了制造“垃圾文化”的罪魁。我曾在多次演讲中抨击过这种制度。我甚至认为，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出现钱钟书；若是用如今的这种制度去考核钱钟书，钱钟书要还是钱钟书，怕也难于年年合格。研究实在是很艰难的事，特别是实证性的研究：一篇文章的形成，论者得耐心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于阅读中产生思想，产生论题；再选择与之相关的、所需要的资料论证论题。我写《龚开和他的〈宋江三十六赞〉并〈序〉》一文前所读过的书，少说也当以十计，许多书甚至与这论题无关（但决不是无用），这文章又哪里是一年之中能“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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