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谁是护书人
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要从一座小楼说起。
湖州附近有一处富庶地方，叫做南浔镇。咸丰年间，当地有一个叫刘镛的人做蚕丝生意发了大财，成为南浔首屈一指的富豪。刘镛本人十分看重子女教育，他的儿子刘锦藻考中了光绪二十年的进士，是一代文史大家。他的孙子刘承幹虽没赶上科举，但对于古籍文献同样无比热心，尤其精通版本学，往来人物都是罗振玉、王国维、叶德辉等大家。
1920年，刘承幹在南浔西南郊的小莲庄修起了一座小楼，足足花费了十二万两银子，占地二十多亩，前后修了四年才告竣工，起名为“嘉业堂”。他花了这么大力气修起嘉业堂，不是用来给人享受的，而是用来放置自家苦心搜集的诸多藏书。
刘氏家族三代都是爱书之人，关键还特别有钱。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财主有文化。到了刘承幹这一代，藏书已多达二十万册，其中不乏宋元精品与明清孤本、珍本。所以嘉业堂一落成，立刻一跃成为民国最大规模的藏书楼，成为中外学者心目中的一个大宝库，堪与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常熟铁琴铜剑楼齐名。
时间推移到1940年2月，嘉业堂依旧矗立在小莲庄内，只是外面多了一圈栅栏和几个巡逻的日本兵，楼门紧锁。至于嘉业堂的主人刘承幹，却远在上海寓所，陷入焦灼与矛盾。
他即将迎来两位日本客人，一个叫高仓正三，一个叫田中老人。
高仓正三是京都大学的高材生，刚刚年满27岁，专门从事江南地区的吴语文献研究，如今获得外务省聘任，是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驻苏州特派员。他精通中国文化，尤其对江南藏书了如指掌。所谓“驻苏州特派员”，其主要任务就是收购各种珍稀汉籍，运回日本。
而田中老人的来头更大了，他来自于伪满铁大连图书馆，背后是赫赫有名的满铁调查部。
一个是眼光毒辣的汉籍学精英，一个是来自强力情报机关的特务。这个组合前来拜访刘承幹只有一个目的：满铁希望买下嘉业楼的全部藏书。开出了三十七万元的高价。
论识货，日本人是真识货，看价格，也是真心想买。
但问题是，此时不比从前。江南沦入倭寇之手已逾两年半，在这种形势之下，日本人上门购书，就算是单纯的商业行为，也必然掺杂着巨大压力。
这个麻烦，是刘承幹自己惹出来。
早在1938年3月，他曾出售了44册《永乐大典》给伪满铁大连图书馆。那一次交易，让日本人意识到，嘉业堂的书是可以买的，这次可以买44册，下次能不能多买点？
当时的大连图书馆顾问松崎鹤雄，直接找到日军驻屯嘉兴地区部队的牧次郎少将，请他派部队去接管嘉业堂，置于日军的“保护”之下。刘承幹索性搬到上海做了寓公。
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大连图书馆一直想把嘉业堂的藏书全数买下。刘承幹一方面舍不得自家珍藏，另外一方面却也想早点脱手，避免更多麻烦。他犹豫不决，百般拖延，现在终于拖不下去了。
刘承幹怀着复杂的心情，静等两位恶客上门。谁知道他从2月一直等到4月，一贯守时的日本人却迟迟没有登门。
说来可笑，高仓与田中两人没来的原因，不是老天有眼，而是因为同行倾轧。
日本向来有内斗的传统，比较著名的比如陆军马鹿与海军八嘎，两个军种势同水火。其实情报机构之间也互相看不惯。高仓与田中的背后是满铁调查部，他们即将出发之际，却被东亚同文书院紧急叫停。
这个“东亚同文书院”，又叫做“日本东亚同文会”，早在1898年便已成立，第一任会长正是近卫文麿他爹——近卫笃麿。这个组织，原本是一个研究所谓的“保全中国”以及“协助中国和朝鲜进行改革”的民间团体。九一八事变之后，它彻底蜕变成一个情报机构，以上海为基地，打着文化交流的旗号进行文化侵略。
东亚同文书院听说满铁调查部派人来抢嘉业堂藏书，勃然大怒。湖州是同文书院的地盘，岂能容满铁马鹿插手？传出去我们面子要不要了？同文书院是地头蛇，跟日本驻沪部队以及特务机关都很熟悉，它不许高仓和田中前往，满铁调查部也无可奈何。
但有了满铁调查部掣肘，东亚同文书院也不好亲自出面，只委托了一个二手书商——北平旧书店来薰阁的老板陈济川前来咨询。
但这个消息，并不能使刘承幹多松一口气。因为更多的竞争者，也纷纷凑上来了。
比如有一位叫桥川时雄的日本汉学家，也跑过来洽谈购书事宜。这位桥川所代表的单位，叫做“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来头不小。庚子退款之时，日本人成立了一个“对支文化事务部”，从事文化渗透，后来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名字在中国太容易引起敌意——你们特么也知道啊——遂改成“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以北平为基地，专门在教育、文化领域从事研究与渗透。
除了桥川时雄之外，还有不少来自北平的中国二手书商通过关系找来上门来，诸如文禄堂、修绠堂、邃雅斋、修文堂等等。不消说，他们背后也都有伪北平、伪满和日本的各个文化机构，甚至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也来插了一脚。大家听说嘉业堂有出卖的可能，都纷纷赶来淘金。
一时间，嘉业堂仿佛成了一块沾满鲜血的肥肉，引来了无数蚊蝇。他们虽然互相掣肘，一时未能落下，但长久下去，藏书势必不保。无论书落谁家，必然造成中华典籍外流不保。
刘承幹正在为难之际，最后一位买家出现了。
这是一个中国人，身材高大、相貌英俊，一见面便自称姓郑，叫做郑振铎。
郑振铎是一代文化奇才，举凡小说、诗歌、戏曲、文学评论、翻译、版画、文物收藏、文献研究等等，都有极高的造诣，在海内外尤其是日本学术界声誉殊高，属于顶尖大学者之列。
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位藏书家与鉴赏家，对于旧书买卖十分熟稔。不清楚他和刘承幹之前有无私交，但两人一定是听过彼此名字。
这一次，郑振铎自然也是为嘉业堂藏书而来。而他代表的团体，与前面所列的那些大机关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名字叫做“文献保存同志会”。
俗话说，盛世藏古董，乱世藏黄金。第二次淞沪会战之后，江南士绅们预感到乱世将至，纷纷把自己手里的藏书抛售，套取现金。所以从1938年开始，上海二手书市场出现了大量精品藏书，海外尤其是日本人掀起了收购狂潮。
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史，先夺其籍。无论购书的日本人是出于何等崇高或纯粹的目的，在抗战的大环境下，这就是一次文化层面的掠夺与毁灭。
郑振铎一生爱书成痴，面对这样的局面，实在是无比痛心。日人夺书之痛，他已经体会过一次了，早在1932年第一次淞沪战役，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结果他存放在内的几十箱藏书毁于一旦。
之前还只是他个人藏书，现在却是整个古籍界面临浩劫。郑振铎沉痛地描述当时的心境：“目击心伤，截留无力，惟有付之浩叹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叹，哀此民族文化，竟归沦陷，且复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
郑振铎是一位学者，但也是一位战士，不是简单地怨愤感慨几句就完事了。
当时上海文化界人士纷纷向大后方出逃，然而郑振铎却毅然留在危机四伏的孤岛。他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书生报国，阻止古籍外流，即便只挽救一小部分，也是有价值的。
于是1940年1月，他集合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徐森玉等人，结成一个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决心要在文化领域，与日本人打一场仗，一场力量悬殊的游击战。
（文献保存同志会部分成员：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
“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 ——这是文献保存同志会全体同仁发出的宣战书。
在沦陷区跟日本人打游击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军事上很难，文化上更难。同志会的工作方法是：利用人脉在市场上搜集各种古籍出售信息，抢在日本人之前择其精华完成收购，然后设法妥善保存，以待重光。
这项工作听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极难，每一个环节都难。
首先就是购书所需资金。那些珍本古籍，一本价格动辄数百上千元。以郑振铎自己的交易为例。他曾购得明抄本《云台编》等九种，共计二百五十元；又购得宋刊宋印本《荀子》一部，价四百元。
可想而知，要买下整整一库存书，得需要多么巨大的财力。尤其日本人财大气粗，他们仅仅只靠同志会自己筹款，实在杯水车薪。郑振铎千方百计，联络到了内迁的中央图书馆，请重庆方面拨出专款。中央图书馆也不容易，他们恰好有一笔中英庚款的补助，用来修建新馆舍，一听郑振铎的请求，新馆索性先不修了，充作收购书籍之用。
有了资金支持，还得有人来执行。这就更难了。
古籍二手书市场的水很深，想在这个漩涡里救出有价值的书，资历、人脉、声望、学识一样不能少。换句话说，这一场游击战郑振铎没法假手他人，非得亲自出马不可。
但问题是，他声望太高了，早就上了日本人的重点监控名单。
有多重点呢？
外务省在上海设有单独的情报文化机关，叫做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该所定期发行《中国文化情报》期刊，其中有一个栏目叫《上海现在的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录》，专门披露文化名人的近日动态，郑振铎是榜上常客。
有鉴于此，郑振铎行事极为小心，上海沦陷之后，他化名“陈思训”，以“文具商”的身份，蛰居于上海居尔典路一小楼内，还改换装容，从西装换回马褂，深入简出，不是至亲很难接触到他。
汪伪政府想利用郑振铎的名气，曾派出过一个叫樊仲云的特务，去上海搜寻郑振铎。樊仲云与郑振铎原来相熟，知道他有书癖，喜欢去中国书店、开明书店、来青阁等地。他先去这些书店询问，但书店伙计们得了叮嘱，都说长久不见郑先生。樊不死心，就蹲守在四马路附近死等。
等了几天，果然被他在棋盘街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读书人，正在书店门口翻书。樊仲云走过去，拍拍肩膀，郑振铎一回头发现是他，反应极快，二话不说，撒腿就跑。四马路很宽阔，他腿又长，跑得比国民党军队还快，转眼便消失在街头，樊仲云追赶不及，只能喘着粗气大骂。
这段逸事甚至登在了1943年重庆《中外春秋》上，山城轰传中国文化界出了一位长跑健将。
（右一为郑振铎先生，以这个身高，想不被人认出还挺不容易的……）
由此可见，郑振铎身处的环境有多么险恶。但他矢志不渝，依旧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
那一位代表满铁来买嘉业堂的高仓正三，其实之前跟郑振铎暗中交过一次手了。
苏州有一位名士叫做刘公鲁，继承了其父刘世珩以精善秘本而著名的“玉海堂”藏书。1937年11月，日寇入侵苏州，刘公鲁不幸蒙难，藏书也因此流散。高仓正三在39年12月抵达苏州，立刻找到日军驻苏的辻部队，要求接管玉海堂，把藏书控制在手里。
没想到辻部队到了刘家一看，书没了，再一问，这批书恰好在三天前刚刚卖掉，收购者是苏州书商孙伯渊，而且藏书已直接运去了上海。高仓正三极为懊恼，想继续追寻，但他没想到，郑振铎在旧书界人脉太广，嗅觉灵感，早早便获知这些藏书落在孙伯渊手里，第一时间登门求购。
孙伯渊是个商人，原本打算待价而沽，价高者得。但郑振铎对古籍版本精熟，又拉出来商务印书馆的大佬张元济作陪，最后成功说服了孙伯渊，从他手里购回玉海堂藏书，让高仓正三空手而回。
偏偏高仓正三是郑振铎的狂热粉丝，在日本时就极为仰慕郑的文名。他39年到上海以后，疯狂到处托人求见郑振铎，甚至还去各个书店寻找，却始终未能亲见。哪知他痴痴地蹲点郑振铎的同时，郑振铎却正在抢购玉海堂藏书——可谓是人书两空。
高仓为此一直抱怨，觉得是东亚同文书院的人工作不到位，所以才让他抓不到偶像面基。
高仓是个纯粹的学者，终究不明白郑振铎当时为何避而不见。以那时候上海残酷的政治环境，郑振铎完全转入地下，等闲熟人都不见，怎么可能去见一个身份敏感的日本人，何况还是一个一心要把中华古籍弄回日本的人。
这个细节也能看出，高仓对于中日战争的残酷性完全没有体察，也并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居然还天真地认为，中日学者可以继续如朋友一样交流。这种对“恶”的无意识或漠视，同样也是恶的一种。
如果他对郑振铎了解得足够深刻的话，就该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偶像是持何种态度。
（高仓死于1941年的苏州，一生未曾亲见郑振铎）
回到1940年的嘉业堂购书。
郑振铎向刘承幹陈明了来意，希望他能把这批藏书卖给文献保存同志会，以保存中华文物精粹。刘承幹对于郑振铎的心志十分钦佩，对藏书去向的重大意义亦是深知，但仍旧优柔寡断，犹豫不决。
刘氏还有一大家子人。从伪满到汪伪，从北平到上海，无数势力觊觎窥探，如果不能有一个好的理由拒绝，只怕会引来报复。如果不能击退这些觊觎者，刘承幹便不敢卖书给文献保存同志会。若他不肯出卖，这批宝贵的藏书将会沦为敌虏之手。
“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也。” 郑振铎如此评价这段时间的紧迫。
好在郑先生早有成算。别看他在上海近乎神隐，可论起古籍买卖的眼光和手段，当世少有人敌。
首先被击退的，是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当初为什么起意要买，按照刘承幹自己的说法，是北平的来薰阁老板陈济川从中策动，“欲与同文联手，分取嘉业堂”，而具体前往上海洽谈的，也是陈本人。
来薰阁是琉璃厂最大的古籍书店之一，陈济川也是行业内的一代人杰。郑振铎跟陈济川是老熟人，得知他亲自来上海洽淡购书，先行一步堵住，先动之以大义，然后拿出一张五千元的支票，说是请其代在北平买书的佣金。陈济川被郑振铎这么一游说，便主动放弃了，他事后还把来薰阁在上海的库房打开一间，提供给郑振铎作为临时容身之所，避免被日本人搜捕。
刘承幹认为陈济川是幕后主使，未必可信。陈老板长袖善舞不假，做事却有底线，抗战期间给重庆和解放区暗中输送了许多书籍。
无论如何，陈济川一退，北平其他书商也纷纷知难而退。郑振铎一举奏功，先扫平了同文书院和北平书商这两路大军，紧接着又把精力放在了满铁调查部。
比起漫不经心的同文书院，满铁更为棘手。
刘承幹跟王季烈、罗振玉、许汝棻等人关系非常好，这三个都是满清遗老，还在伪满洲国任要职。购买嘉业堂的书，就是他们几个一手促成。刘承幹跟满铁大连图书馆关系也不错，还记挂着松崎鹤雄找日军“保护”嘉业堂的人情。甚至当同文书院一度试图用武力威胁刘承幹就范时，居然是满铁出面向上级告状，希望保全刘氏。
当然，这种人情也并非全无代价。日军军队名义上说是保护嘉业堂，其实动辄乱进乱拿，还在周围竖起栅栏，逼迫刘承幹买复兴公债。指挥官牧次郎也多次索取珍贵书籍，让刘承幹后悔不迭。
但总体来说，刘承幹这个人与满铁关系密切，思想上左右摇摆，如果郑振铎手里筹码不够，说不定他就直接把书卖掉了。
怕什么，就来什么。
郑振铎还在劝服刘，满铁很快又派了燕京大学一个叫刘诗孙的教授过来。这一次，他们开出了六十万元的天价，几乎是初次报价的翻倍。
文献保存同志会，绝不可能出得起这样的价格。郑振铎向重庆的中央图书馆的一封报告里说：“某方亦在竞购，嘉业主人殊感应付为难，且某方愿出四十五万者，近忽愿增价至六十万，此数亦非我辈力所能及。”
无论人情还是利益，郑振铎都全面落于下风。虽有民族大义，但对刘承幹能有多大影响，实在难以预料。
幸亏这时候，敌人帮了个大忙。
满铁内部对于花这么大价钱购买中国古籍，也颇有争议。满铁理事中西敏宪、以及满铁调查部部长田中清一郎两个人一直勾心斗角，中西敏宪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推动者，那么田中清一郎自然是从中作梗。他一会儿拒批款项，要求重新评估价格；一会儿宣布就算把书买回来了，也不算大连图书馆的财产，而该归满铁调查部所有。
这么反复折腾，差点把刘承幹的心气儿给拖没了。
郑振铎趁这个机会，再次游说刘承幹。这一次，他提出了一个两全之法：
“某方必欲得之，万难运出，恐怕要牺牲。惟多半为普通书，不甚重要。最重要者，须防其将存沪之善本一并售去”
郑振铎清楚地认识到，日本人势力太大，嘉业堂的书想全数保住，是不可能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挑选藏书中最有价值的珍本单独摘出来买走。这样一来，刘承幹也不必为难，其他的普通书籍，随便日本人去买好了——所谓“丢车保帅之法”。
这个计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琐碎。哪些需要保住？哪些可以放弃？这需要深厚的古籍鉴识能力，而且嘉业堂有足足二十万册书，卷帙繁浩，逐一翻检，所耗精力该有多少？更何况，时间不等人，动作还要足够快。
这个艰巨的任务，唯有郑振铎能够担当。
他将嘉业堂藏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部分宋元本、明清罕见刊本、全部稿本和部分批校本；第二类是次要之宋元明刊本及卷帙繁多之清刊本；第三类是普通清刊本、明刊复本及宋元本之下驷。
第一、二类是务必要保留下来的，第三类则可以留下来搪塞日本人。
为了提高效率，他还特意写信，请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徐森玉从重庆秘密潜回上海。两个人每天披沙拣金，盯着《嘉业堂书目》一本本验看。
这个时候，就看出郑振铎先生的不凡眼光了。他仔细检验了刘承幹偷运到上海的一批宋元本，发现一个问题。嘉业堂的宋元本以下品居多，“非不唐唐皇皇，按其实际，则断烂伪冒，触目皆是”。反而是明代的很多文献，属于极珍贵的孤本，尤其很多关于倭寇的记载，既有史学价值，亦有现实意义。
于是他果断做了个惊人的决定，舍弃全部宋元本，集中精力在明代文献上。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两次小意外。美国人和汪伪政权里的大汉奸梁鸿志，也来询问买书的事。刘承幹两次都有些动摇，幸亏被郑振铎及时制止。
到了1941年4月，选书工作正式结束，郑振铎和徐森玉一共挑出明刊本1200余种，钞校本30余种，这可以说是嘉业堂的菁华所在。文献保存同志会迅速谈妥了价格，以二十五万元把这批书购走。至于其余的藏书，到底还是被满铁大连图书馆一波带走。
毕竟是敌我悬殊的游击战，纵有缺憾，也只能抓大放小了。
但这个时候，麻烦又来了。
郑振铎只是买到了嘉业堂藏书的所有权，但在抗战形势越发严峻的情况下，这种所有权是很脆弱的，随时可能被抢走。重庆方面指示，要把这批书尽快运出去。
郑振铎把嘉业堂和其他抢救出来的藏书统一整理了一下，先把最为宝贵的82种善本选出来，交给徐森玉亲自押运到了香港，再辗转送至重庆。剩下的数千册书，郑振铎找到一个叫唐弢的人，请他想办法。
唐弢是上海抗日文化运动的骨干之一，一直在沦陷区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他除了写作，一直还在邮局工作，对于邮政系统十分熟悉。他接下郑振铎的委托之后，把包括嘉业堂在内的所有宝贵典籍打了足足3800个包裹，寄去香港。
3800包，这是个极为惊人的数字。即使是现在，让我们发3800份快递，都无法保证不会出错。而他们在沦陷区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居然能发出3800包书籍，而且无一遗漏，用心之深之细，着实令人钦佩。
这3800包书陆陆续续抵达香港，当地负责接收的人有两个：一位叫许地山——我们至少读过他的《落花生》——还有一位叫叶恭绰。叶恭绰是著名书画家和大收藏家，他曾担任中国交通总长，任内曾干了一件事，把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道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合并，改称为——交通大学。
叶恭绰为了抗战期间保全中国文物，也是殚精竭虑。他撤离上海之前，曾存了七个箱子在公共租界，其中有一个箱子里放的东西，名声赫赫，就是毛公鼎。这件国宝的经历，也是好大一篇故事，这里按下不表。
且说叶恭绰收到这批藏书之后，装成111箱，以“中央图书馆”的名义存放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到了41年秋天，重庆方面决定把这些箱子装到格兰特号轮船，跨越太平洋运到美国，存在中国驻美国总领事馆内。
可惜这时日军开始进攻香港，格兰特号未能及时启航。1941年12月28日，日军宪兵冲进香港大学，把这111箱书连同大学里的其他收藏一并掳走，并于42年3月运到东京。郑振铎闻讯，悲痛万分：“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压与烧毁么？一念及此，便捶心痛恨，自怨多事……这个’打击’实在太厉害了！太严重了！”
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但国势如此，却也无可奈何。
这批书抵达东京之后，在两年时间里在多家机构辗转，从陆军参谋本部转至文部省，再转至上野的帝国图书馆。倒不是因为日本人有拖延症，而是他们认为这批箱子里的书应该没太大价值，有价值的书肯定早就被中国人转移走了，怎么会留到现在？
这一拖，就拖到了1944年的1月。文部省开始招募有古籍经验的专家，准备开箱验货。负责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司书官冈田温，他从叶山请来一位老同学来负责验货。
这位老同学叫长泽规矩也，乃是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但他还有另外一个厉害之处，用现在的叫法，应该叫做“古籍猎人”。
（长泽规矩也在1933年 ）
此人对中国文献典籍极为熟稔，曾多次往返于中日之间，代日方购买珍本。他眼光极为刁钻狠辣，总能从浩荡旧书中选到好物，屡屡中的，令中国藏家愤恨不已。以至于他每次来中国，这边都如临大敌。
有一次他来北平，北平图书馆专门派人贴身盯防，结果仍被他偷偷买回世界仅有五本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千金方》和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两种；还有一次，他宣布要来华访书，中国藏家知道他喜欢搜集戏曲，提前在市面上搜购了一遍，几乎渴泽而渔，但长泽还是掘地三尺，不知从哪里淘出几百本珍稀曲本，高高兴兴带回日本去了。
其淘书能力之强，眼光之毒辣，大概只有郑振铎可堪匹敌。
其实郑振铎和长泽规矩也两人关系非常好，学术兴趣都在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所以惺惺相惜。郑振铎于1931年辑印《清人杂剧》初集时，长泽还把自己珍藏的孤本漂洋过海寄到中国来，供其参考，可见两人交情匪浅。
不过七七事变之后，长泽规矩也便与中国同行彻底断绝了音信，几乎没有任何来往。他虽然对郑振铎在这期间的学术成果略有关注，但对他秘密的购书活动全然无察。当他踏进帝国图书馆见到这111箱书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书背后，寄托着多少中国学者们拼死挽救的心血。
尽管长泽规矩也对书箱的来历一无所知，但他的学术眼光依旧锐利。开箱简单地验看过一遍后，他便敏锐地觉察到，这绝不是普通的藏书，价值非常高，必须要整理出一套详尽的目录才行。
长泽规矩也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工作，逐本为这些藏书编写解题。所谓“解题”，是指在编写目录时，要详细记下其书名、卷数、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款式、版刻、题识、印记、得书经历等。
（长泽的解题）
长泽规矩也很珍视这批收藏，但也因此让进度变得极为缓慢，战争结束前夕，他们也只完成了不到六分之一的解题编目。长泽规矩也确实凭借几十眼光毒辣，凭他几十年的书海经验和几张简单的目录，便准确地识别出来这些书的来源，分别来自于嘉业堂、群碧楼、玉海堂等等江南藏书楼。
很快美军开始轰炸东京，这批书先疏散到了长野县立图书馆，然后又转移到饭山女子高中的体操场。
长泽规矩也意识到，战争恐怕很快就要结束了，势必要面临中国的追讨，必须要设法赖下来。有意思的是，他对图书馆的人是这么说的：“进驻军一来就要把书拿走呢！就像以前我们在中国所做的事情一样。”——可见他对日本军在中国做了什么，也不是一无所知。
为此长泽规矩也主动提议，把这些书一分为二，最有价值的一批，藏到伊势原的寺院里，那里是深山老林，不大容易被美军间谍发现，另外一批挑剩下的，则留下来应付中国方面。
于是，这111箱书被分成两部分，最好的菁华转移到了神奈川县的高部屋村，藏在村长小泽家的地窖里；另外一部分，则放回到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里。
长泽规矩也千防万防，以为防住了中国人，没想到却漏算了一个英国人。
这个英国人叫博萨尔（Charles Ralph Boxer），是一个沉迷于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也是个军官。香港陷落的时候，他把家里的藏书存到了香港大学，随后被日军俘虏。等到抗战胜利之后，博萨尔被释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写信，问他说我的书呐？
日本宪兵掳走香港大学藏书的时候，陈君葆就在现场。他告诉博萨尔，你的书可能是跟那111箱书一并运到日本了。
（陈君葆先生像）
博萨尔当时的身份，已贵为英国派驻远东委员会官员。他当即奔赴日本，找到接收这批图书的文部省官员，然后按图索骥，来到上野的帝国图书馆。
一打开地下室，博萨尔果然寻获了自己的627本藏书。与此同时，他也见到了其他箱子里的藏书，遂通知了中国驻东京代表团。代表团当即派人前往帝国图书馆要求查验。
不过代表团并非专业人士，而长泽规矩也有意隐瞒藏匿，各种误导，让他们对图书的迁移过程和数量掌握不清，反复扯皮。这个扯皮，一直持续到李济、张凤举作为专家奔赴日本，交涉被劫图书问题。
李济不必介绍了，张凤举是知名作家和翻译家，同时也是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派他来接书回家，最是合适。
张凤举跟长泽规矩也有二十多年的老交情，这时故友相见，立场颠倒，也是一番尴尬。长泽甚至还不服气地表示：倘若不是运来东京，而是留在香港，只怕早就烧成灰了，你们该感谢我才对。”
书籍的下落已经确定，但讨回它们，却没那么简单。
当时盟军总部有要求，如要讨回被劫文物，必须提供详细的证明，何时何地如何被劫，劫持部队番号，是否有目击者等等，否则不予认可。
众所周知，在战争期间，哪有这么多余裕来保留证据。有人做过统计，中国在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三百万册，但归还的总共只有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三册。很多文物明知就在日本，但关键证据缺失，始终无法讨回。
博萨尔的藏书能顺利讨回，正是因为他身上带着一份藏书目录，和长泽规矩也做的藏书目录一比对，事实无可抵赖，顺利取回藏书。
然而那111箱藏书在香港编成的目录，却在频繁的转移过程中丢失了。长泽规矩也坚称自己从来没看到过这份目录。
没有目录，便无法讨回，这可如何是好？
这时候，郑振铎再一次出现救场。
作为一个专业学者，郑先生有着良好的学术习惯。他在沦陷区抢救下来的所有书籍，都细心地编写成目录解题，每一本书俱有根脚。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也没有把这仅存一份的宝贵目录丢掉。只消把这份目录和上野图书馆的存书目录一对，来源便一清二楚。
南京中央图书馆迅速派人赶到郑振铎家里，把这份目录抄录一份，并带到日本。张凤举拿着这份目录，赶到东京进行举证。
同期而至的，还有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证词。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少佐宫本博、中尉肥田木近等人掳劫的行为，写成英文证词一并提交。
第三个关键证据，则来自于叶恭绰。
他当年在给这些书籍装箱之前，每本书上都盖了“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两种印章，成为辩无可辩的铁证。
所以千万别小看这种细致工作，关键时刻，能够挽回极大的损失。
有了这些铁证，盟军总部很快认可了中方的主张。1946年6月，先归还了十箱古籍，到了1947年5月，包括嘉业堂在内的34970册古籍终于回归上海。这一批珍本颠沛流离的经历，终于告一段落。可惜的是，由于日方四处藏匿，没有善加保管，其中很大一部分品相受损严重。
长泽规矩也目睹着这批珍品送回中国，大受刺激，回去之后意兴阑珊，将自己的藏书全数卖掉，从此再不收藏中国古籍。他与郑振铎在互不知晓的情况下，隔空斗法了多年，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在《大公报》上连载的《求书是录》之中如此说道：“在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
郑振铎以及“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成员于危难之时，舍身护书，孤悬沦陷而志不移。他们的奋起抗争，除了保存了中华菁华之外，亦让后人知道，日寇不止是军事上的侵略，亦是文化上的侵略；抗战不只有物理上的反抗，亦有精神上的救亡。
郑振铎先生在《〈劫中得书记〉序》）如此说道：“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此十二个字，既可为往者见证，也足堪为今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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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吴真
《1940年，见郑振铎一面有多难？》：吴真
《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吴真
《抗战时期郑振铎抢救珍贵古籍新史料发掘研究》：吴真
《嘉业堂售书满铁图书馆叙 ——兼及郑振铎对中华古籍的竭心保护重点》：张廷银、刘应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