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天涯各西东.1949—传统知识分子在两岸的不同命运和结局

1948年，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经，开始了抢救学人运动，抢救的对象有胡适、陈寅恪、梅贻琦等，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最为顶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比如钱穆。在钱穆这个传统的士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

杏坛上的钱穆

钱穆与老师吕思勉的交谈中：留下虽无刀镬（huò）之弄，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那样做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人的尊严，这是学生万万做不到的。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1949年的风云，让著名哲学家、与梁漱溟、马一浮先生共同被尊为新儒家开宗立派之士熊十力 与自己的得意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对去还是留，经历了同样的挣扎和彷徨。

熊十力

熊十力在给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钱穆、张丕介等人的数十封急信中，他们讨论了大思想、大背景，学术方向，文化的影响，包括曾计划去印度、去香港、去台湾、去美国。

但熊十力还是选择留下，他不愿意效法明朝末年朱舜水出走中国而流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他要做王夫之逃进山洞同样可以为往圣继绝学。熊十力也劝得意弟子能留下来，但他的弟子终究因和老师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熊门弟子大都选择了走：特别是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都走了。

熊门三大士

留下的熊十力后来从广州的观海楼风光北上。1950年，熊十力给毛泽东去信，信中说：一辈子研究唯心论，哲学观点不易改变。“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 他还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恢复南京内学院（吕秋逸主持）、浙江智林图书馆（马一浮主持）、勉仁书院（梁漱溟主持）三家民间学校。

马一浮

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当众争吵，让熊十力愈发深感寒意。但熊十力拒绝“进步”和“改造”。此后几十年内，知识界一片乌烟瘴气，学术研究活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而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能幸免被抛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包括熊十力。

他被定格的最后形象是：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有人把哲学当职业，让怎么改就怎么改，毫无气节和文人筋骨，所以活得很好，比如冯友兰，

有人把哲学当生命，拒绝被侮辱被改造，否则宁为玉碎，这便是熊十力。

熊十力弟子徐复观在7月11日的《华侨日报》上写道。“他生命的终结，不能不使我感到这是中国文化长城的崩坏。”

熊十力、牟宗三 往来信札

选择出走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顺利转移到台湾，有的去了香港、美国等地，有的晚年又去了台湾。

不过台湾多年的“戡乱”，也没少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压。比如胡适在孤岛上屡受围攻；但蒋介石对这些知识分子依然也礼遇，起码学术研究、人格尊严还是相当尊敬的。

正如徐复观先生说：“在深切了解在真正地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除非一个人的良知心丧尽，把悲剧当喜剧来演奏。”

但这些远走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了对学术的兴趣，几十年如一日，在孤岛、或者海外积极传播中华远圣文化。他们在孤岛和上保住了传统学术的一脉，带出一批批衣钵传人。包括熊门三大士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师兄弟。

特别是牟宗三，被认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德国波恩大学从1987年秋季起，设立“牟宗三哲学”课程。更有今人学者将牟氏视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巨擘、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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