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有坏人，就怕坏人比好人能干
俗话说，好人多无用。
按照过去的说法，最上等的人才是德才兼备，其次是有德无才，其次无德无才，最后是无德而有才。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的好人都是无德无才的那种，也就是所谓平庸的人，有德无才的算是好的了，真正有德有才的少之又少。
对皇帝来说，麻烦的地方在于，他是需要有人替他办事的，尤其是皇帝还经常必须办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看不起的俗事，也就是事务性的工作。所以，皇帝用人不能光注重道德水平，还得看办事能力。而那些经常为皇帝办事而且办得好的人，很显然也更容易得到皇帝信任。
宋太祖和宋太宗作为开创之主，能力当然是比较强的，所以他们识人用人的能力也更好。即使碰到有才无德的人，他们也能够驾驭得了，可以把这种人的才能用好，同时尽可能避免他们无德的一面带来的弊端。
但真宗只能说是中主，识人用人能力都要差不少，所以他一方面要用李沆、王旦这种才德兼备的人，也要用寇准这种小节有亏但大节无亏而且有决断力、有担当、工作能力比较强、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必须用王钦若、林特、丁谓这种品行不端但是工作能力特别强的人。
王钦若家乡江西新余的王钦若塑像
澶渊之盟是在寇准的主持下才达成的，换来了宋辽两国长达百年的和平。所以，真宗在之后也是很看重寇准的。但是王钦若跟真宗说，寇准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孤注一掷的赌博，而陛下你就是寇准的赌注。因为，澶渊之盟达成之前的宋辽战争，宋军并无必胜的把握，寇准却力劝真宗亲临前线，鼓舞士气。所幸宋军的临场发挥不错，这次并没有遭遇重大挫折，所以真宗完好无恙的回到了汴京。
可是打仗这种事，两军交战之际，本身是有很多偶然性因素会影响到战争的形势发展的，如果出现不利的情况，宋军再像之前几次北伐那样突然全军崩溃，真宗就很危险了。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王旦在奉命回京主持留守的时候，才特意问真宗，如果十天没有捷报，我怎么办？而真宗想了一会儿，也只能回答他，立皇太子。也就是说，真宗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从客观上说，寇准的做法当然是很危险的。真宗实际上也清楚，但真宗之前并没有像王钦若这样想过，他在澶渊之战中充当了寇准孤注一掷的赌局的赌注。王钦若这样说，带给真宗心理上的冲击可想而知。接着，王钦若又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真宗就更加心里不舒服了。然后，王钦若就劝真宗开始搞封禅，来挽回颜面。
王钦若除了“有智数”，反应快，很会说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他肯亲细务，干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从五代到宋真宗的时候，历代欠税积累下来已经很多了，但是没有人整理过。王钦若做三司使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让下面办事的人全部整理好，拿给真宗，请真宗直接宽免。真宗看了之后大惊说，积欠这么多，先帝难道不知道吗？王钦若说，先帝当然知道，只不过先帝把这些留下来给你收买人心的。
真宗听了王钦若的话，就想搞封禅，但是他也知道，这事儿很费钱，就担心国家财政是不是困难。这时候是丁谓担任三司使，就找丁谓来问。丁谓知道真宗其实内心很想干这个事，所以就迎合真宗的意思说，国家财政足够支持搞封禅。真宗一听财政能够支持，就决心搞封禅典礼，同时在全国各地大建宫观祠庙，靡耗财政。
影视剧中的真宗封禅
封禅之后，真宗又按照王钦若所说，想建造玉清昭应宫，但是又担心外界影响不好。丁谓说，陛下建一个玉清昭应宫，是为了奉祀上帝，而且祈祷皇嗣，谁敢议论，你就用这个理由回复他。果然，当时的宰相王旦听到这个消息后，密疏劝谏，让真宗别搞，真宗就照丁谓说的说，说我建玉清昭应宫是为了祈皇嗣。王旦果然就无话可说了。
丁谓少负才名，曾经和自己的朋友孙何拿着他们的文章，一起去拜见宋初著名的文人王禹偁，王禹偁称之为奇才，时号孙丁。丁谓人也很聪明，“机敏有智谋，憸狡过人，文字累数千百言，一览辄诵。在三司，案牍繁委，吏久难解者，一言判之，众皆释然。善谈笑，尤喜为诗，至于图画、博奕、音律，无不洞晓。每休沐会宾客，尽陈之，听人人自便，而谓从容应接于其间，莫能出其意者。”
真宗时期，四川发生了王均之乱，朝廷调贵州、湘西、鄂西一带的少数民族前往参与平叛，但这些人本来就对朝廷不满，到了前线，反而投降了王均。丁谓刚好奉命到四川工作，他到任后，很快就搞定了这些少数民族，他们不仅不再参与叛乱，反而利用盐粮贸易充实了当地的军粮储备，为军队平叛提供了支持。“召其种酋开谕之，且言有诏赦不杀。酋感泣，愿世奉贡。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蛮地饶粟而常乏盐，谓听以粟易盐，蛮人大悦。先时，屯兵施州而馈以夔、万州粟。至是，民无转饷之劳，施之诸砦，积聚皆可给。”
澶渊之战，丁谓奉命在山东方面工作，“知郓州兼齐、濮等州安抚使，提举转运兵马巡检事。”辽兵来了之后，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逃，在渡口争渡，而本来在渡口来往渡人做生意的船夫们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就不太积极，故意抬高价格，造成渡口秩序混乱。大战之际，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是很危险的。丁谓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把当地监狱囚禁的死罪罪犯找来了几个，冒充船夫，然后在河边行刑。船夫看到了，都吓坏了，就不敢再故意抬高价格、耽误转运了。
真宗前期任用的宰相如李沆、王旦，都崇尚清静无为，虽然个人品德方面都很不错，但过于清静无为，他们引用的人也大多数是他们这个风格，有德无才，乃至无德无才的居多。这样，就造成了很多事情因循守旧，缺乏担当，干部普遍办事能力不高，官僚主义横行。在这样的环境中，王钦若和丁谓这种聪明能干的人就很容易出头，尤其是在平叛这种特别需要临机决断能力的事情上表现比较好，他们就得到皇帝了的欣赏。
不光皇帝欣赏，寇准也一度很欣赏丁谓。丁谓也巴结寇准，寇准就引荐他当了参知政事。两人都在中书省办公，寇准吃东西沾到胡须上了，丁谓就起来帮寇准擦掉。寇准为人比较直爽，就开玩笑说，你都参知政事了，还给人擦胡子？这样就得罪了丁谓，丁谓就怀恨在心。后来，真宗病重，太监周怀政阴谋搞政变，拥立太子，重新让寇准做宰相。丁谓发现了这个阴谋，告诉真宗，真宗就加重了对寇准的贬责，直接贬到雷州司户，编管居住。
丁谓画像
真宗后期沉湎于营建宫观祠庙，崇奉道教神仙，很大一部分责任在王钦若和丁谓。所以，当时的名臣张詠曾直接跟真宗说，“乞斩丁谓以谢天下，然后斩臣以谢丁谓”，不惜以自己一死来搞死丁谓。这当然不能成功。当时的另一位宰相李迪，为了把丁谓拉下水，不惜在皇帝面前直接和丁谓吵起来，希望皇帝能把他和丁谓都罢相出外，但结果是他真的被罢相出外了，而丁谓却在第二天接着陛辞的机会又让皇帝回心转意了，收回成命，他又继续当他的宰相。
王钦若和丁谓劝导皇帝大搞封禅、祭祀，虚耗财政，搞得民怨沸腾，不光是他们迎合皇帝的意思，而且他们自身确实也比较喜欢搞迷信这一套。王钦若还曾自己主编过一套道教经典，丁谓在后来被贬官到崖州和雷州的时候，也曾写过不少佞佛的诗文。
真宗临死时，遗诏让刘皇后同处分军国事，诏书经过中书省画押时，丁谓给加上了个“权”字。这当然是为了方便他自己弄权。不过，也因此，他也得罪了刘皇后。之后，因为太监雷允恭在监修真宗陵寝的时候擅自移动了方位，事发后被诛，丁谓也以交结雷允恭被贬官。之后，他私通一个女道姑并帮她搞各种迷信活动，而被进一步贬官，直至贬往崖州。而王钦若则一直混得不错，仁宗亲政后，他还曾回朝担任过宰相，一直到他死，皇帝都没有把他当坏人。直到他死后过了许久，仁宗才发现，王钦若是个坏人。
王旦很有识人之明。他曾跟人说，丁谓的才具可以做宰相，但是他人品不好，不能独相，如果能有品德好一些的人从旁辅助，会更好一些。这意思是说，有能力的坏人不是不能用，而要看皇帝能不能驾驭得了，能驾驭得了也可以成为干吏能臣，驾驭不好就会败国丧家。丁谓如果碰到的是太祖、太宗这样的皇帝，大概也可以以能干出名，但是他碰到的是不过中人之姿的真宗，驾驭不了他，他就独揽大权，飞扬跋扈了。而且，当时的其他名臣们在与他的斗争中纷纷败下阵来，也无法制约他。也就是说，不说工作能力，光是搞政治斗争，丁谓也要比当时的寇准、李迪、马知节、王曾等人高不少。但对宰相这样的工作岗位来说，政治斗争难道不也是工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吗？
除了政治斗争能力，就是以工作能力而言，当时其他重臣中，大概也就只有寇准比丁谓强，其他人都比不上他。而且，王钦若、丁谓早年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就是以工作能力突出而得到快速提拔的。能力本身是没有错的，就像钱一样，这是中性的，可以用来办好事，也可以用来办坏事。到底是用来办好事还是办坏事，就看这些有工作能力的人被放在什么位置上，希望他们干什么。
所以，人常说不怕坏人多，就怕坏人有能力。这话不完全对，如果有好人也有能力，就用不着这种有能力的坏人了。真正可怕的是好人也无法制约坏人用他们的能力来干坏事。像王钦若和丁谓这种人，并没有特别固执的观念，只是投机分子而已。他们完全可以用来干好事，也可以用来干坏事。那种心术不正，而且有自己特别固执的观念和理想的坏人也并不多，可是一旦有，而且到了重要的岗位上，那可能就要干不一般的坏事。北宋后期的新党章惇差不多就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