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宋朝的历史地位

上世纪 80 年代，我的老师邓广铭先生曾经对宋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过评价，他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在我看来，邓先生这一说法主要指宋代文明的创造力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最突出的。今天，我主要讲的是宋朝的历史地位，首先谈谈人们对宋朝历史看法的演变，然后从政治、地理、经济、文化四个方面来讨论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如何体现出来的，最后作一个简要的总结。

在开讲之前，我先介绍一些基础知识。

第一

“宋朝”和“宋代”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宋朝”特指由赵匡胤、赵光义家族统治、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占据中原核心地区的帝制国家。人们往往将宋朝所处的历史时代称之为宋代，但是这并非特指，而是概指以赵宋王朝为代表的，包括契丹、党项、女真、白、苗、瑶等民族政权在内的，公元10至13世纪时期的中国历史。

宋太祖赵匡胤

第二

宋朝的地理范围。

宋朝大范围的地方行政区划称为“路”，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省”。北宋至道三年（997），全国分为 15 路：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广南东、广南西，此后多有析置，北宋末年最多增至26路。南宋立国东南，淮河以北的国土被金朝夺去，剩下的疆域基本保持在16路。

第三

宋朝的人口。

中国古代关于人口数量的记载，大体可靠的是户数。若统计总户数，每户则以五口或七口计算，可以大致得出全国总人口数。北宋初年，全国 380 多万户（不包含尚未统一的南方地区），如果以户均五口计算，大约有 2000 万人。到了北宋末年，人口大为增长，达到 2000 多万户。这也是现在学术界基本公认的历史上全国总人口首次超过 1 亿。南宋初年，在南宋统治疆域内，人口为 1200 多万户。如果加上北方女真、党项等民族政权和南方大理国，总人口应该超过北宋，整体呈增长态势。



国人对宋朝看法的演变

历史上，国人对宋朝历史产生过多种看法。明代陈邦瞻在其编撰的《宋史纪事本末》一书序言中说：“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通俗来说，他认为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几乎完全是从宋代继承下来的。这不是因为人们特别喜欢宋代，而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如此。这种对宋朝历史的观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宋以后中国历史就沿着宋朝所确定的基本格局向前发展了。到了近代，不少学者仍然在延续这种看法。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著名学者严复先生。他提出：“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在这里，严复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暂且不说是好是坏，十之八九可以断言是宋人造成的。可以看出，陈、严二人都已认识到宋代历史对后代有直接影响。直到今天，这样的看法也一直受到认可。

民国时期，以钱穆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也对宋朝历史发表过重要看法，主要观点是： 积贫积弱。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先生提出： “在我们要讲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这种对宋朝历史的评价后来被写入中学教科书，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对宋朝历史的认识。

近年来，人们对宋朝历史又有了新的看法，评价越来越趋向正面化，并且出现了很多“宋粉”。2017 年 1 月，第 2 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故事”栏目主持人语写道： “宋朝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其实，在此之前，西方汉学界也有类似的看法。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在 China: A New History(《中国新史》，1992 年 )一书中说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

费正清《中国新史》

人们对宋朝历史的看法为何前后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她指出： “国内学术界对于宋代的认识，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反观历史的体悟。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 饱受列强欺侮，积郁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充溢着建设强国的期冀。在这种状况与心境之下，对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于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对宋朝历史看法的演变，反映了时代变迁对于人们历史观点的深刻影响。从认为宋朝积贫积弱到这些年出现很多“宋粉”，人们对宋朝历史的看法出现“逆转”，最主要的原因是近年来国力逐渐强大，人们不再纠结于军事上的成败，而更关注文明的创造力，所以宋朝的形象逐渐转向正面了。

如果客观地去观察宋朝历史，究竟应该把它放在什么地位？换句话说，宋朝的创造力表现在哪里？与宋以前的历史相比，它提供了哪些新的贡献？这些就是我今天试图要介绍的内容。当然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毕竟宋朝有300多年的历史，不是三言两语能够概括的。因此，我会通过举例子的方式来展开讨论。



政治文化

1043 年，淮南地区“盗寇”蜂起。当时，高邮军作为一个小州城，军事力量薄弱，知军晁仲约无力抵御，便让当地富人向“盗寇”送礼，请求他们离开。这种办法果然奏效，那拨儿人很快就退走了，使当地免遭抢劫和掠夺。但是，贿赂强盗显然是违规的。事情平息以后，有人向朝廷举报，晁仲约随之遭到弹劾，皇帝让大臣讨论处置办法。大臣富弼力主将晁仲约正法处死，范仲淹则力劝宋仁宗免晁仲约一死。富弼指责范仲淹处置不当，认为那样处置，将会致使天下法令不行，应当根据法令给予相应的处罚。范仲淹则悄悄对他说，自太祖太宗开国以来，从来没有随便杀大臣的，你现在何必为了晁仲约这件小事而破坏这么好的规矩呢。更何况我跟你今天尽管主持着朝政，但是这个位置就那么牢靠吗？我们同僚之间，大家齐心同德的也没几个人啊。虽然皇帝没有拿定主意，但是如果轻易诱导他去诛杀大臣，等皇帝学会了，将来有一天杀得手滑了，你我二人都不一定能自保呢。富弼始终不以为然。等到过了几年，富弼也卸任执政了，有一次出使契丹回到开封，不料却未获准进城，一下子就慌了，搞不清楚皇帝的意图是什么。在城外驿站里，晚上睡不着觉，就绕着床转，想到范仲淹的话，才感叹道“范六丈，圣人也”。这个故事就说明，宋代形成了一种所谓士大夫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根据美国著名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的解释，政治文化指 “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换句话说，如果说政治法律制度在规范和制约人们的行为方面主要是通过有组织的形式发挥作用，那么政治文化则主要是通过思想与文化氛围、以无形的方式施加影响。宋朝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大体上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对当时的政治产生影响的。那么，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呢？强调“祖宗之法”。通俗来说，“祖宗之法”就是老祖宗怎么做，我们也要跟着怎么做。自从中国形成帝制以后，确立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的话就是法律。但是皇帝不是圣人，肯定会犯错误，这就需要相应的制约机制。历史上，首次尝试制约皇权的读书人是汉代董仲舒，他提出“天人感应”说，试图利用上天的力量，来制约皇帝的决策和意志。到了宋代，随着儒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举制度的推广，官僚队伍结构发生变化，其主体成为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他们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理论——祖宗之法。试图以“祖宗”的权威来制约皇权，是当时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范仲淹劝说富弼的话就明显地强调了“未尝轻杀臣下”的“祖宗之法”。

关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另一种典型的记载是“不杀大臣与言事人”。有记载称，宋太祖生前立了一块碑，放在太庙密室里，每位新皇帝即位，都要去看一看上面写着的几条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不能杀大臣和言事人。言事人是负责给皇帝提建议的人，也就是谏官。目前学术界对这块碑是否存在有争论，但当时人都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故事从宋仁宗时期在政治领域开始流传，并且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对当时的政治运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种氛围下，大臣可以和皇帝商讨国是，“讨价还价”，对制定和推行相对正确的政治决策显然是有利的。这一政治文化的盛行，一方面强调的是权力制衡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突出了君王对其依靠政治力量的正确抉择：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史料记载：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文彦博反对。宋神宗对文彦博说，推行新法确实让士大夫很不高兴，但是对老百姓并没有什么不方便。文彦博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也就是说，与皇帝一起治理天下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士大夫，皇帝要依靠士大夫来治理天下。有人把它错误地理解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有天下，实际上文彦博说的是皇帝治理天下要依靠士大夫，二者不能等同。

然而，在强调“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同时，历史的趋势却是皇权不断强化。现在学术界的共同看法是： 从宋经元，再到明清，经济、文化基本上延续的是南宋的传统，政治制度则主要来自契丹、蒙古、女真等民族的传统。尤其是明朝朱元璋，尽管他痛恨元朝和蒙古人，但是推行的政治制度基本上照搬元朝。所以在政治制度领域，除了科举制度，宋以后的朝代均未能完整延续宋代的制度。如今一些“宋粉”颂扬宋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朝政治上相对宽松、思想相对开放，读书人待遇比其他朝代相对要好，创造力也更强。

地理格局

北宋初年，范质《玉堂闲话》记载：在广州番禺县，有人到县衙告状，说自家菜地昨天晚上被人偷走了，现在认出来这块地被人偷到哪里去了，请县官给我一个判令，让我去把这块地拿回来。县官是北方人，听了吓一跳，怎么会有地被偷走呢？于是就问告状人，一问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他说的地不是真正的土地，而是指浮在水面上的地，多筑于海边或湖边。《杨文公谈苑》也记载了湖州发生的类似事件。当时在湖州，这种地有专门的名称，叫“葑田”。“葑”就是茭白，茭白种的时间长了，烂草会越集越厚，等淤积到一定程度，在上面铺上泥土就可以种地了。该书还记载这种地在当时南方地区比较普遍，“广、浙皆有之”，“广”是指广南，“浙”是指两浙，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和苏南地区。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南方地区充分开发，土地不足，必须开垦“边缘型”土地，比如梯田、涂田、沙田、滩田、湖田、葑田、架田、垛田……

以往学者大多仅仅将它们看作是经济发展的表现，认为经济发展以后，土地开垦面积扩大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资源之间关系紧张的结果。与此同时，这也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边缘型”土地在两宋时期大量产生？这需要从中国历代不同区域开发过程与其差异性说起。人类开发土地的顺序，依次是坡地、平原、低地。人类文明早期，坡地首先得到开发，但规模不大，基本呈点状分布。比如说山顶洞人、北京人或者浙江建德人，开发的都是坡地。平原的开发首先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关中平原。从秦汉到隋唐，关中地区一直是国家的经济中心，长安则是中心城市。但是，到了唐代，关中平原已经不堪重负，皇帝经常要携一大群人到洛阳“就食”。比如唐代武则天久居洛阳，一方面是为了避开长安李家的政治势力，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长安的粮食不足，必须到洛阳去获取食物，所以东都洛阳到了唐代后期越来越重要。五代时期又有变化，五个朝代的国都，除一个在洛阳，其他的都在开封，这表明国家中心城市进一步向黄河下游平原移动。在坡地、平原等相对容易开发的土地资源被开发利用殆尽之后，两宋时期人们转而开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低湿地，开发的主要形式就是——圩田。到了南宋，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同时都完全转向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杭州（临安）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南宋政区图

值得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圩田大量开发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 首先是人口增长，与土地产生矛盾，迫使人们不得不竭尽所能地寻找新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使大规模开发圩田成为可能。其次是技术应用。修筑圩田，关键的技术是抽水。两宋时期，龙骨水车被广泛用于圩田开发。龙骨水车其实在历史上发明很早，东汉末年就有了，但一直没有大量推广。此外，生产经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南方低湿地的开发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主要的是： 我国经济地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中心向南移动。这一过程很漫长，但最后完成，毫无疑问是在南宋。这也是南宋临安地区高度繁荣的一个根本原因。

经济发展

1272 年，慈溪人黄震在江西抚州当知州。按照当时的制度，每年春天地方官都要写一篇文章劝老百姓好好种地，叫劝农文。这年春天，黄震写了一篇《劝农文》，比较了两浙农民之“勤”与抚州农民之“惰”。两地农民的“勤”与“惰”，实际上反映了农业技术水平的差异。这里主要列举四点：

第一

土地利用。

“浙间无寸土不耕”，每一寸土地都要用起来，甚至田垄之上还要种桑种菜；抚州多有荒野不耕”，有很多空置的土地没有耕种。

第二

土地灌溉。

“浙间才无雨便车水”，天一不下雨，人们便要用水车抽水灌溉田地；然而，抚州百姓往往任由田地干旱，即使田边有水也不去灌溉。

第三

耘田。

“浙间三遍耘田”，而抚州百姓有的锄草一两次，有的一次也不锄。

第四

施肥。

“浙间终年备办粪土”，只要有肥料，就想方设法堆起来，而抚州百姓却不懂得怎么施肥。

在这篇《劝农文》中，黄震所表扬的两浙地区的农业技术，其实是一种农业经济的经营方式，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精耕细作”。

精耕细作，即密集型经营方式，在土地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有着独特的生产优势。自汉唐以来，在资源与人口失衡的压力之下，中国传统农业慢慢地走向了精耕细作的经营之道，也就是尽可能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之下，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以两浙地区为代表的精耕细作经营方式，是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两宋则是这种经营方式的定型时期。这种生产方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在技术路线上，强调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非资源。因此，我们采用的技术往往不是效率最高的，而是最节省资源的。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发明的织布机。其实，我国元代就采用了类似的技术，甚至更为先进，但是无法得到推广应用。除了技术复杂外，最重要的还是大型织布机浪费原材料。在经济结构上，农村地区形成了以工补农、兼作多营的经营方式，以便在土地收入不足时能够有所弥补。在社会心理上，注重精打细算，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节流而不是开源。在饮食风尚方面，由于自然资源紧张，形成了“什么都敢吃”的民族食谱。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也表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

农作物多作制。

宋代农作物多作主要指稻麦连种，水稻多作大约刚刚开始，尚未大规模推广。

第二

土地治理精细化。

南宋高斯得说：“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疏。”不仅深耕土地，而且把土壤处理得极为精细，这显然是精耕细作。

第三

农工兼营。

曾巩《分宁县云峰院记》对农工兼营的生产方式有典型记载：分宁县“其人修农桑之务，率数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馌，其外尽在田。田高下硗腴，随所宜杂殖五糓，无废壤。女妇蚕抒，无懈人。茶盐蜜纸竹箭材苇之货，无有纤巨，治咸尽其身力。”

文化风尚

1048 年，北宋名臣韩琦在定州（今河北定县）当知州，同时兼定州路安抚使。当时定州路负责带兵的武将狄青和韩琦发生过一次争执，同时也引出来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好男子汉？狄青有个老部下叫焦用，路过定州，狄青留他一起喝酒，结果焦用带领的士兵中有人跑到韩琦那里告状，说焦用克扣军饷。韩琦很生气，就下令把焦用抓起来，准备军法处置。狄青听闻后，赶紧跑去为焦用求情，说他立过军功，是个好男子汉，请饶他一命。韩琦回答，“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也。此岂得为好儿耶”。意思是说，现在考中状元的人才算得上好男子汉，焦用一介武夫，显然不够格。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标准男子汉的形象已经从焦用那样的武夫，转变成了读书人中最为成功的那部分人。促成这种历史转型的原因很复杂，但它的历史影响却很清楚、很明确。随着国家制度的演变，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全面推广，整个民族文化发生了重大转折：从尚武走向尚文、内敛，而且越来越精致化。

从唐代开始，选拔官员除了门荫制度，科举考试这一途径也逐渐重要起来，尽管科举取士的人数不太多，制度也有一些不完善。到了宋代，在制度设计上，科举制度日臻完善，现在很多高考所用的控制手段在宋代已经出现，而且更加严格。比如说 “锁院”：参与出考卷的考官要封闭管理，考试之前不能外出；“糊名”：即阅卷时考生的名字要糊起来；“回避”：如果考官的孩子或亲戚参加考试，考官要回避；“誊录”：为了防止辨认笔迹，所有卷子都重抄一遍，殿试时才把原卷拿出来对照，等等。宋代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员大约占到三分之一，还有大约 60% 的人通过门荫入仕，但是这些人地位不高。要成为有影响力的高官，还得要进士出身。比如北宋杭州人沈括，起初以父荫入仕，担任海州沭阳县主簿，官职不显，后来考中进士，地位才高起来。可以说，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科举制度本身就营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什么才是最珍贵的、最重要的、最崇尚的。

在科举制度影响下，以尚文、内敛与精致化为特征的民族文化在宋代定型，并且社会各个方面都有反映。比如，出人才的地区，唐代主要在陇右，也就是现在的关中地区，宋代逐渐转移到了江左，即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关于科举取士，宋代出现过多次争论，其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和司马光的争论。司马光是山西人，欧阳修是江西人。司马光说科举考试如今录取的都是南方人，不利于国家统治。代表南方人利益的欧阳修则认为考试就是看成绩，谁成绩好就录取谁。这个争论一直存在，到了明代，朱元璋干脆分设南北榜，但进士高第，特别是前三名，主要还是花落江浙地区。自宋代以后，整个文人集团，特别是科举取士的重心就从北方转到了南方，聚焦点就在江浙。再如，推崇教育、全民尚文的风气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服饰风格与缠足习俗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宋代中国女性开始裹小脚，但是囿于史料记载不足，到现在为止，学术界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习俗。美国华盛顿大学伊佩霞（PatriciaBuckley Ebrey）教授曾经给出一个解释： 某种程度上，这是民族因素在起作用。当时面对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宋朝在军事上非常弱势。为了拉开与游牧民族的差距，宋人趋向于追求更加文明的方式。具体而言，游牧民族越粗犷，宋人越精细；游牧民族越野蛮，宋人越文弱。虽然这不是女性裹小脚问题的全部答案，但至少是一部分答案。在我看来，这个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

唐宋诗歌中“白面书生”的形象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唐代岑参的“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说白面书生读了很多书，却没有建立任何功业。类似的诗歌在唐诗里还有很多，写的“白面书生”基本都是负面形象。到了宋代，刘挚的“白面书生才缥缈，世高台阁与省府”，写白面书生有才气，肯定会步步高升，就完全是正面形象了。唐宋之际，这种文化形象的转变是背后的社会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全民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从传统戏曲中，我们可以更直接地看出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化形态的变化。不管是被誉为“传奇之祖”、由高则诚根据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而成的《琵琶记》，还是王实甫创作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都是富家小姐遇到落魄书生，一见钟情却遭家人反对，富家小姐坚贞不移，落魄书生终成状元的郎才女貌大团圆模式。这种模式是中国近古戏曲的主流，背后的文化形态就是宋代定型的文化形态，背后的制度结构就是科举制度。



结 语

以上简略地介绍了宋朝几个方面的情况。在我看起来，宋朝社会的各个方面跟以往相比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归纳起来，两宋文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长期缓慢演进曲线中一个明显突起的高峰，正如前面引用邓先生的观点“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了转折的意味。之所以称之为转折，是因为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奠定了后续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格局。元明以下，中华文明无疑进一步发展，比如从经济总量看，明代显然要比宋代大。但是，元明清不管在总量上如何扩大，它的基本格局在宋代就定型了。前两年我曾经写过一本《宋代城市研究》，当时我经常问宋史学界朋友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把我们小时候在一些小城镇看到的近代因素，比如“五洋”（洋灯、洋火、洋布等）去掉，与南宋的小城市相比，会有多大差别？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恐怕没太大差别。这也就是说，后八百年的基本格局在宋代就定型了。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两宋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是说宋以后中国就没有发展了，而是说两宋对后世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这就是它的历史地位。其他学者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已故美籍华人刘子健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略论南宋的重要性》，其中有句归纳性的话： “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尽管这 40 年来，其它的一些地区，例如珠江流域，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引起世人瞩目。但我认为，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还是以江浙一带为重心。事实也是这样，所以我前面引了严复先生的话，今日中国“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以断言也”。

宋朝文明之所以能够“造就”今日中国， 第一方面是因为它是农业文明精熟化的产物。如果说唐代的农业生产还相对粗放的话，宋代则完全走向成熟、精致化，之后也越来越集约。 第二方面是因为，近八百年来，中国一直处在这样一种农业文明的格局之中，发展程度虽有差异，但是基本格局是在宋代定型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要理解传统历史对当今中国的影响，应当以理解宋朝的文明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