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著名诗人李发模的相识和交往
我和著名诗人李发模相识和交住，算来至今已有40来年了。
1973年，我刚从学校毕业，学校就积极为我们找工作，在与公社党委商议后，决定我在双虹小学任教，担任一名民办教师。我在上课之余，爱写一些不成熟的长短句，说来挺可笑，自己写在笔记本里，居然把这些羞于见世的长短句标明为“诗”，而且还在上课时，读给学生听，其实学生也听不懂这就是诗。
一次，县放映队下乡放映的曾辉全大哥在放完电影后，到我家吃夜饭，因他爱写点歌词，所以我们之间有共同的话题，也不怕见笑，就把平时写的那几大本东西拿来让他看，请他挑毛病。曾辉全大哥看了之后说：“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县文化馆的李发模写诗很行，你可以去找他给你指点指点。”我的父母一听说到县城结交朋友，高兴得不得了，很支持我，说你还是要带点礼物去见人家吧。我的父母虽然是农民，但对我的学习非常支持，使我坚定了走文学的路，一辈子对诗歌和文学十分执著。说来也羞涩，那时家里穷，唯有的礼物就是乡下的土面了，其他的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手，吃肉也是凭票供应，一般是吃不起肉的。到县城送朋友的礼物，当然也就是最普通的土面了。
那些年，从乡下到县城根本没车坐，要想抄近路，就得走永山坎翻大山，如果怕费力，可以走任大坝这条平缓的路，但要慢半个多小时。从我家到县城，就抄近路，也要走一个半多小时点才能到达县城。
1975年上半年，我带着非常崇拜的心情，翻过永山坎，来到县文化馆，找到了当时任文化馆创作干部的李发模，一见面就亲热地喊“发模哥”，那时在乡下的乡情习惯了，居然没有喊他老师。的确，他非常热情，又是端凳子，又是递热茶，我们谈得很投机。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举例给我讲什么是诗歌，就是要运用好夸张的关系，他说比如要形容一个人的吝啬，写他怎样舍不得，怕花钱，显然诗就出不来，产生不了效果。如果换一种方式说他为了一个火柴盒，不惜大打出手，把别人的衣服都撕破了，读者一看就会拍案叫绝，充分把这个人吝啬的个性展示出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艺术上也有了成功。那天，我们谈得无拘无束。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赶场到绥阳县城，时不时的去找他，他也十分乐意与我摆谈。
记得当年快到过年了，县里召开三干会，我作为大队（现在叫村）一级的基层干部代表，参加了县的新长征总路线宣讲大会。在会上听县委宣传部长汪德仲讲新长征总路线，心里想“县里的领导好会讲，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很多道理、很多理论我都是第一次听到，听得很感兴趣，全神贯注地听和记，笔记也抄了一大本。会议中途举行歌颂新长征总路线赛诗会，那时才20来岁的青年，又不怕见笑，自告奋勇报名参加赛诗，所以，我也上台朗诵了几句顺口溜，居然获得了很多干部的掌声，我们公社的领导很是高兴，因为他就是我的老师罗祥德，他也上台朗诵了他的诗歌。而且这次赛诗会后，县委宣传部的领导就把我的名字记住了，也许就是后来我能到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一种机缘吧。因为会场就在县文化馆的人民剧场，赛诗会一结束，我就到李发模寝室里和他摆龙门阵，他说我听了你们今天的赛诗会，你那首还有点艺术的影子，很多都是喊口号，这不是诗。写好诗还得要下翻硬功夫，不要偷懒，不要怕费力，不要骄傲，你很年青，对写出来的东西要反复斟酌，多修改。你以后写诗要抓住有形象的东西，要有激情，诗才有生命力。
这年，我写了一些“诗”，像交作业一样交给李发模，他把我的作品交给正在编《新花集》的编辑黄定才，黄定才给我改了后，我的诗《春雨夜》第一次登上了这本县的油印诗集。后来才听说，这本油印诗集是黄定才在钢板上一笔一笔刻出来的，可惜我的这本诗集早已丢失，这首油印版的处女作也随着丢失了。经李发模介绍，我也第一次认识了《新花集》编辑部的黄定才、吴仲华、卜国荣等。
1976年夏天，我作为部分种植有除虫菊生产大队的大队干部代表，参加了县政府在外贸局召开的除虫菊种植培训工作会，在我的座位后面有位说他是贵州日报记者，他问我这样和那样的很多问题，我也没问他的名字，当时只是十分崇拜得不得了。在我们那个时代，凡是见到有记者和作家头衔的人，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会议开三天，会议的第二天下午结束后，我又去找李发模摆谈，在大十字碰见他，他说你来得正好，给你介绍几位写诗的老师，这是吴仲华、这是黄定才，这天我很兴奋，和他们一一握手。边说边向现在的北大街方向漫步，那时北大街方向还是一片农田。走了约三分钟，来到一片农田地，见一人正向我们走来，我一看这不就是昨天在会上的那位贵州日报记者吗，心里很激动，今天见到的都是我崇拜的偶像啊。李发模拉着我的手：“来，认识一下，这是贵州日报的记者和编辑，大名鼎鼎的郑德明老师”。握着郑德明老师的双手，激动得像久别重逢的战友般亲切，从这以后，我便和郑德明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李发模的介绍下，相继认识了吴仲华、黄定才、郑德明后，我心中仿佛有种预感，好像文学已经向我伸出了友爱的大手。
1977年，李发模被借调到省文联编《贵州文艺》，他仍然和绥阳的文友常联系。一次，我接到邮递员送来一封信，一看是《贵州文艺》编辑部的，简直欣喜若狂，立即打开一看，是李发模给我的亲笔信：“小伙子，祝贺你，你的诗《雾中飞燕》已通过编审，拟在《贵州文艺》10月号发，这是你努力的结果。希望你今后多读、多写、多练。”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处女作，我终于能见到我的铅字作品了，高兴得几晚上睡不着觉。《贵州文艺》是《山花》的前身，当时只有吴仲华、李长远几位能在上面亮相，当然是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就连三五三五厂发表作品多有点名气的王钟啸也来祝贺我，赞语颇多。接着，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儿歌诗集也选用了我的一首儿歌，当时才二十一、二岁，令我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
和李发模交住有些时日了，我邀请他到我们乡下玩，他也很乐意。
1977年的冬天，正是杀年猪时节，在我的邀请下，他邀约了吴仲华、刘萍与他一起，翻过永山坎，徒步来到我家品尝刨锅汤。我邀约了本大队教书的杨敏德和曾达智来陪。薄雨霏霏，寒意侵袭，已是傍晚时分，我们准备开始吃夜饭。那时也没什么大鱼大肉，饭菜都很简单，除了刨锅汤，还有自家磨的鲜豆花，这样的款待就是对待最好的上宾了。父母只是为我们做菜，不上桌一起吃饭，这是我们家的规矩，有朋友来，家人是不上桌面陪客的。那时还没有北京炉，烤火是平时将柴火熄灭的桴碳拿来取暖。李发模提议，我们今天吃饭喝酒的酒令就是接词联诗，谁要接不起就罚谁喝酒。我们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劲头足，声浪高，屋外的雨雪也奈何不了我们。当时我把那首联诗如实地记录了下来，可惜后来因搬家丢失了。我只记得“窗外正隆冬，屋内诗花红。满墙灯影笑，来年春融融”这么几句了。李发模调到地区文联后，碰见我还留念着那次聚会，他说“我很想再到你们乡下的老家作一次客，像那次一样再来一次快乐饮酒，那时太开心了。”
人只要有了爱好，无论多忙，都不会在意手中最忙的活路，一旦有了新作，就会直奔县城找李发模去，俗话说，秧耙头搭在田坎上都不焦。1978年夏天，我又拿着刚写的诗稿，到县文化馆找到李发模，这时李发模说：“老弟，请你帮个忙好不好。”我说“你有什么事请讲”。他说“你家还有苕藤没有，给我找点来，我家没水打田，空了一大片地插不上秧，只有栽苕藤了。”我立即答应“明天就给你送来。”第二天一早，我和母亲就早早的把苕藤剪好，背了一大背，徒步从任大坝赶到县城交给了他，他很感激。第二场我有意赶场去找他请教诗歌，摆谈了一阵，他拿出正在写的长诗《呼声》，正好写到“第三封信”，他读给我听，边读边问，写得符合实际不？我听了很感动“符合符合”，我把我们区有个公社的办公室主任通过手头有盖章的权利，常常见色起意，一些女青年为了能跳出农门，在招工、招干等找他盖章时，虽然受到了羞辱，也只得忍气吞声，后来那位主任终于东窗事发，受到了法律制裁的故事讲给他听。他连连说“这故事讲得好讲得好。”
我喜爱诗歌，也喜爱订阅诗歌刊物，我每年在很有限的属于自己的份钱中抽出来订阅了《解放军文艺》、《诗刊》、《农村经营管理报》等10余种报刊。《诗刊》这份刊物是我最喜爱的文学刊物，从1976年开始一直订阅到1990年后。当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1979年第2期《诗刊》，发现有李发模的长诗《呼声》，天哪，8页400多行的诗作一下子登出来了，我拿着当期刊物跑到县城，与郑德明老师同去向他祝贺，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后来的几期《诗刊》，我都读到有关他《呼声》反响的文章。1979年第5期《诗刊》刊发了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叫文山的文章《一曲悲愤的挽歌——读《呼声》》，文中说道：“这首诗的成功的基本点是'情真’。”还说道：“我们的作家、诗人，应该眼光向下，多反映人民的实际生活，做人民的忠实代言人。”接着第6期发刊发了《震撼人心的《呼声》——读者来稿来信综述》,文中讲道：“很多读者对《呼声》的评价很高，认为它是'近年来读到的少有的一首好诗’，'一首最激动人心的诗’。陕西省紫阳县洞河中学教师刘培森说，他连续读了两遍《呼声》，'越读越悲愤横溢’。”“有个学生将《诗刊》借去后，张传李，李传王，很多同学牺牲睡眠时间，一字不漏地抄录，一本崭新的书最后被磨损得又破又旧。他应同学们的要求，抽了一节语文课向全班同学朗读时，'读着读着，下面竟是一片哭泣声……’他说，'象这么长的诗，能引起学生的传抄、如此打动学生的心灵，是我参加工作以来从没有见过的’。”“由于《呼声》真实感人，很多读者说他们捧着诗一遍二遍、三遍五遍地读着，声泪俱下，久久不能平静。”“《呼声》是叙事诗，写了一个悲剧恋爱故事。它虽然叙事，但却具有真挚强烈的抒情，能以情感人。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公社大笠大队丰竹指出，《呼声》之所以感人，还因为它'敢于表现人物真实的丰富的感情，富有浓烈的人情味’，能够'真实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有不少读者指出：诗采用书信形式，用回忆来安排情节的艺术构思是巧妙的，这造成哀婉回旋、起伏跌宕的艺术意境，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另外，诗的语言也比较优美清新，令人喜爱。”
说实在的，我也非常喜欢他的《呼声》那首长诗，不仅因我亲自看到他创作那首长诗当时的情景，更主要的是这首诗多年来都感动着我。所以，我当时就把1979年1月号到10月号的《诗刊》装订成册，一直保留到现在长达30多年，至今还珍藏着。我时不时的翻出来阅读，不仅读他的那首诗，还读那些点评。
从李发模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到地区文联任创作干部期间，我一直尊称他“发模哥”。自他当选地区文联副主席、后来任主席后，我就再不好意思这样喊了，改喊他的职务了。一直到现在都喊“李主席”了。但是，他还是那样的谦和，那样的客气，没有一身官气。
还有，作为家乡人，他一直和我们聚会的多，很多次他都打话给我，通知我去参加座谈。一次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到博雅陈列馆来考察，他通知我和何居华去参加座谈。一次，贵阳的一些作家来绥阳考察，他也通知我去参加。认识市的作家石邦定和赵进争，也是他介绍的。特别是有时在漫不经意间，当他轻轻地喊你名字的时候，那种语气和亲情劲，心里感到暖暖的，使我从来不感到有所拘束。
2004年，我筹划着要办一本《中国诗乡》诗歌刊物，征求他当顾问，他欣然同意，十分支持，而且凡外省来的，或是贵阳遵义的领导和文朋诗友，他都热忱地宣传我创办《中国诗乡》的事。
这一年，我收集了创作发表的散文，准备出一本散文集，请他作序，他十分乐意地接受，而且很快就把序写好交我，令我感动不已。他在序中肯定了我的创作和工作。“文友黄明仲要出一本《诗与歌的人生》散文集，嘱我写序，我欣然答应。其理由有二：一是他身上那种淳朴善良的人文气质让我敬佩；二是他那份爱人如已的境界和默默笔耕的勤奋让我感动。”“最近，明仲又在为筹办《中国诗乡》诗刊而忙，为让外界了解诗乡，向外界推介绥阳，他自筹经费办刊，牺牲休息时间改稿、组稿，他的真诚与执著得到了县内外诗友、朋友乃至国内一些名家的支持。我祝他成功，同时也为家乡有这样一位热心人而骄傲。”
这后，我还几次到市文联向他汇报，他很高兴，也很热情说：“明仲呀，你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为你创办《中国诗乡》感到高兴。我只要到外地学习考察，每次我都要宣传你的《中国诗乡》，你这件事做得很了不起。”
是的，我不仅听他对我这样说，而且有几次开会我在场，他也是这样在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的，我心中感到有一种激励，也同时感到身上有一份传承诗乡文化的责任，不敢懈怠，不敢偷懒。
李发模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个时时启发人、引导人向善、向美、向好的精神导师。前两年，儒溪中学成立文学社，他亲自到场并作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间充满了关爱，寄予了期望。我特别记住在座谈时，他指着墙上的画框启发师生们说：“这墙上的画很美，为什么要有一个框框起来呢？这就说明，美的东西要有一定的框框才能展示他的美，如果没有框，再美的东西可能也不美。这框就是法律，这框就是规矩，我们唯有遵守法律和规矩，你才上得了墙。”
我当时心里就想，说得真好啊，特别当着师生现场说，很有教育和启发意义，这是给大家上的一堂很实在的人生之课啊。
后来他在多次和我交谈中语重心长地说：“明仲呀，你是绥阳的老文艺工作者，要多带新人，要把绥阳诗歌的旗帜举起来啊。”
只要你对诗乡做了有益的事，他就会支持你。这次著名诗人贺敬之来绥阳采风，时间半个多月，李发模主席身体虽然有恙，但他不顾疲劳坚持天天陪同，每到一处都亲自讲解。我还听县文联的谭红生副主席对我说：“李主席很支持你，这一次我是亲自听到他走一路就宣传表扬你一路。”
写到这里，我要说，我喜爱诗歌40年，创作40年，认识著名诗人李发模40年，是我人生的幸事，老早就想把这些往事写出来，直到今天才动笔，虽然拖的太久，但也了却了我的心愿。
发模兄长，你是我几十年来的良师益友。只能说一句谢谢了，感谢这一路走来，有你的关心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