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到拥抱：当代的“儒学热”其实是映照现实的一面镜子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到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再到21世纪的“传统文化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仿佛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们内在精神和外在需求。
每一次思想的转变，在国内都会形成异常巨大的争论，而其中的每一次争论都会有一种甚至几种观点被大众接受，这些观点在未来的日子里沉淀，变成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共识。在这其中，有许多著作逐渐积淀下来。现在看来，有些著作或许水平不高，甚至错误连篇，但它们的确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关注，甚至成为了全社会讨论的文化事件。我们回顾这些著作，其目的是希望以此寻找40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态度转变的内在逻辑，为当下传统文化复兴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考。
对孔子“拨乱反正”：传统文化构成了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作者：李泽厚 版本：三联书店 2008年6月
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85年，正是国内批判传统最为激烈的时期。那个时候，国门刚刚打开不久，异质文化纷纷涌入，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产生了剧烈冲击。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成为当时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与其格格不入的传统文化成为学者批判的目标。
李泽厚
然而，作为当时青年“导师”的李泽厚，却率先给予了传统文化正面的肯定，有人将这本书的出版称之为“标志性的事件”。其中《孔子再评价》一文更是将孔子当成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他认为，传统文化的因子一直积淀在中国人的心理模式中，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者夏中义评价这本书，其本意是清洗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残存，但其研究结果却让人们发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所在，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应该进行“抽象继承”。
超越“西方中心论”：中国文化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
《士与中国文化》作者：余英时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1月
20世纪80年代末，海外儒家思想引进大陆，带给大陆学者一股不一样的风气，国内思想界也逐渐知道了海外第三代新儒家。
1987年，余英时此书出版，给长期以来习惯于一元思维定势的人带来了挑战。当时，马克思·韦伯的思想在中国颇为流行，而韦伯在通过对比世界上各种文化之后，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不能相融的。
余英时
但余英时通过严谨的历史学考证，推翻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这一评价。人们关注余英时在书中所论述的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当时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互相对立的，我们平常之所以把它们看做对立是因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其实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可以完成现代化，只是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造成了现代化进路的不同，而这样的差异被概括为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思想在他那里是一以贯之的，而且也是对时代问题的一个独特回答；这是他的思想价值的体现。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的论述，自觉地超越了西方文化中心论。
这本书无疑给中国大陆思想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增强了信心，当时中国人渴望超越西方的思想框架，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从而增强自己对文化的自信。余英时的这部书恰恰让人们找到了突破的方向，为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带来了理论基础。
重现儒学精粹：通过王阳明“心学”了解精神塑造的价值
《有无之境》作者：陈来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
李泽厚曾认为，90年代思想界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随着中国现代化的不断深入，社会秩序和规则的完善，行业之间的工作细化，在思想界已经逐渐失去了对中国整体文化命运的反思，很多学者退回到了书斋，开始做细微的研究。中国哲学学者在接受了新的西方思想理论后，也开始用新的方法回到哲学思想内部重新发觉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
1989年，季羡林发表《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一文，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季羡林认为，西方文明在世界上已经繁荣了几百年，现在正面临着甩尾，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东方文化或者文明。由于季羡林的影响力，客观上起到了为“国学”兴起造势的作用。
陈来
1991年陈来的这部书出版，掀起了一阵王阳明热潮。全书把哲学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文化问题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合为一体，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对其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考察，力图呈现出王阳明哲学的基本性格和整体面貌。这本书给予了王阳明“心学”思想正面的评价，让人们了解传统文化对于人们精神塑造上面的价值。
随后，北京大学里一批学者开始孜孜不倦地研究传统文化，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国学热”就由北大逐渐推广到了全社会。
寻找儒学新价值：将儒学的影响力由文化扩展到其它领域
《政治儒学》作者：蒋庆 版本：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
2003年，大陆新儒家的代表蒋庆出版了本书，将传统文化争论的范围从文化领域扩大到了其他方面。这也是“国学热”期间，文化讨论不断深入之后必然的趋势。
蒋庆认为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存在重大问题，“当代儒学必须转向，即必须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至于他的“政治儒学”，他名义上将其追溯到孔子，又说“政治儒学形成于公羊学对于《春秋》经义的独特解释”，表明公羊学才是其政治儒学的真正鼻祖，这实在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即使历史上最敢于放言的公羊学家都鲜有此论。蒋庆呼吁儒家思想应该成为改革社会的利器，只有解决外在的问题才能改变人们的心性问题，他建议将儒家思想变成全社会的信仰对象。
蒋庆
这本书甫一问世，就将传统文化的学者分为了两个阵营，一派认为，蒋庆是在“六经注我”，只是通过扭曲历史上儒家思想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与现代化的改革格格不入，而另一派则认为，蒋庆的思想为大陆思想界带来了新的风气，看到了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真正的价值。
不论批评也好，赞扬也罢，这本书从思想学理的方面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讨论，为后来传统文化全民热开启了先声。
国学“上电视”：于丹和她的“心灵鸡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