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为何人才都想生在北宋？
科举制度发端于唐没于清，五代当中宋代科举取士3.5万名[1]，是唐代的5倍，堪称科举史上的巅峰。宋仁宗在位41年，录取进士4570人，平均每年录取111人，而唐代进士的年均录取人数仅22人。[2]宋代破除唐代从大官僚、地主阶层取士的癖习，破除门阀的垄断，广泛关注中下庶民。“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真切地说是从宋代开始。教育和人才选拔的博兴，带来了宋代思想文化的空前繁荣。钱穆先生说：“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3]
既然北宋是人才辈出的朝代，选拔人才的标准有哪些历史性的突破？宋代士文化以儒学为中心至今产生重大影响，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学霸的终局
唐代的科举制度分“制举”和“常举”，“制举”即皇帝的命题作文，随意性很大，往往根据皇帝的喜好来命题，这属于科举中的一个小类，由皇帝亲自命题和选拔的人十分少。通用的是“常举”，即每年定期的科举考试。考试的内容由书法算术到经文和策论。后演化为两门主要的考试“进士”和“明经”。明经考的是经文，死记硬背经文即可。“进士”则最被看重，“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考取进士内容主要是诗词，这也是唐诗博兴的主要原因。宋代以来，尤其是宋仁宗朝，对于“以诗取士”有了重大转折。华丽堆砌的辞藻构成的诗歌或骈文越来越不被器重。“共相模拟，本无实才”，后人评述唐科举考试的内容实则八股文，有固定的行文格式，依循前人的“套路”，润入自身的文笔，在辞藻修饰上做到极尽浮华，而文章实际空洞无物，往往无病呻吟。《全唐诗》中科举诗占到了38%[4]，文笔好且又有大族举荐，往往会谋得一个好的仕途。
“惟有读书高”，读书—科举考试---入仕为官，这是宋代典型的“成功之道”。和唐代科举制度相比，北宋的科举更重视从下层平民子弟选拔人才。因此宋太祖即位便废止了“举荐”制度，即通过推荐信的形式推荐人才的方式结束了，考试的公正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在宋仁宗之前，“以诗取士”依旧沿用，但唐以来的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越来越难以适应时代的需求。边境战争暴露宋代官员懦弱无能的特性，专攻华丽辞藻却无治国之方。仁宗将柳永从及第榜上划去，批他“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呻吟毫无志向，让他不要做官，且去填词好了。
在以诗取士的背景下士大夫阶层不得不对国家的“选才方略”提出批评。北宋大家石介批评时下文章：“不过句读研巧，对偶得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协而已。”[5]同时期孙复也指出：“既学便当穷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6]
范仲淹发起“庆历新政”，为的就是选择有真才实学，有仁义担当的经世致用之才。在“新政”中就有一条专门论述“精贡举”，他提出：“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他提出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文改为重视策论，应结合当下时代的特点论述，提出精要的治世观点。他还提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也即能从经典中提炼道义和处事哲学。尽管“庆历新政”由于仁宗的不坚决，朋党的反击最终宣告失败，却撼动了自唐以来科举的顽疾。后又有一位前仆后继的人再上述宋仁宗，他就是王安石。
人才的教、养、取、任之道
王安石在发起正式的变法之前上书宋仁宗，这篇选人、用人的策论直至今日依旧有借鉴作用。
1058年（嘉佑三年），王安石37岁被提拔返京述职。此时的宋仁宗已在位36年，时年48岁，刚经历“庆历新政”的失败，正处在变革的低潮。王安石为人正直，心系国家。返京后即呈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作为一个在地方履职的官员，大不了再被贬至更远的地方，面对时政，王安石愤愤不平，得到了上书的机会，他的言事书锋芒毕露。
“你错了，错在不懂祖宗之法。”王安石当头批评仁宗的治国有问题。国力凋敝，风俗衰坏，仁宗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他强调，当下不是没有法度，只是不知道怎么学习古人的法度，科举选人，生搬硬套前人法度，不合时宜。不会创新在于人，在于人才之匮乏。而人才之匮乏的根本在于教养培育的方法的错误。“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王安石例举了此前有的朝代人才辈出，有的朝代却是人才埋没。他强调，教养的重要性。“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首先，教之，就是应该用经世致用的精神来教育人才。“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如果学的东西能为国家所用，则是真的学问。
其次，养之，就是要“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对于好的人才，应该让其没有财务上的担忧，给予高官厚禄，让其专心于事业。用先人的道德礼数来教化、培养，形成正直有担当的处世人格。而对于违反叛乱者则应该以严格法治来制裁。
再三，取之，应该改变“以诗取士”的制度，时代不需要附庸风雅的柔弱诗人，要的是能为国效力，为民创造财富的士人，因此在考试制度和人才的选拔机制上需要变革，以能为国家所用为选才的唯一标准。同时对于官员的取舍任免他认为：“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对于人才应该不断地考察试用，在实战中反复考量选拔，也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第四，任之，人尽其才，分而任之。王安石承认人在智力、能力、涵养上必然有高下之分，必需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对于不能胜任的人果断罢黜，对于有才能的人应该鼓励其在岗位上安心长久地发挥专长，能做到知人善用，人尽其才。
谁来保障教育？
如果说唐至五代的教育倾覆凋敝，北宋的教育则是一次士大夫发起的人文博兴，自宋仁宗开始历经三次浪潮，因为重视人才，所以强调教育；因为强化教育，宋代的文化和人才堪称历史上的一个巅峰。
而教育的推行在于有一批敢于批判、改革的人存在。“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王安石批评北宋的教育流于形式，首先他对教育者给予批判，认为他们并没有明确教育的真实目的。“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这也即科举中对古人经典的学习之停留在文字的背诵上，死记硬背，无法活用。而为人处世、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却没有人去教习。教育流于形式，也就失去了教化培育人才的意义。
“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王安石也看到了近年来的一些改观，也有人开始教授“课试之文章”。何为课式文章，即圣人之经，前代之史，道德仁义之宗，治乱兴亡得丧之故，是以文史哲为基础，结合历史的兴亡经验得失的研究和感悟。这种研究穷日之力则不能及，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学到。这与仅背诵些诗词歌赋，经史典籍，掌握点皮毛形成鲜明的对比。
宋初，受五代战乱的影响，各地的学校大多废止，地方州县的学校也几乎没有建立。庆历四年，宋仁宗发起了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兴学运动，其多次下诏谈及办学事宜，提出“欲求人才，其必由学”。在范仲淹的直接推动下，“诸路州、郡、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更置县学。”[7]由此，重视教育机构的设立在全国风行，各郡县纷纷大力开办学堂。宋仁宗任命各州判则担任为教授，如人员不足的则推举贤良之人来担任。为了确保学校的严肃性，对于科举应试，士子必需在学校学习300天以上，太学生必需在学校学习500天以上方可参加考试。在此期间，宋代大学士胡瑗在苏州首个创办郡学，其后在饶州、润州和湖州等地胡瑗都大力办学，不乏自出经费支持教育。从国家到个人都在支持办学，宋代形成了上下一致的人才培养机制。
千年历史长河或漫过暗夜的时代或走进高光的时刻，无论怎样人们对读书从未抛弃，对教育始终执著。读书依旧是塑造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方式。北宋的士大夫们通过科举入仕，从而发挥个人的政治抱负，科举在此刻有着十分正面的历史意义。正如北宋教育学家张载所言，读书的真正目的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微信公众号 “烩客厅”
[1]张文芳,中国历代官吏制度[M],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
[2]张文芳,中国历代官吏制度[M],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 Kindle 版本,2012.2
[4]郑晓霞,唐代科举诗研究[C],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论文，2005年
[5]石介, 徂徕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7]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