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札记（四）：从《军师联盟》里的傩祭 说说三国的瘟疫与防治

引子：

三国时期，如果得了瘟疫，应该要怎么办？

在《军师联盟》第20集里，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军师联盟》剧照

这段情节看似装神闹鬼，却再现了真实存在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仪式——“傩祭”。

根据《周礼》记载，举办“傩祭”，就是为了“索室驱疫”。到了东汉时期，“傩祭”已经成为驱赶瘟疫、求保平安的盛大庆典，直到今天，这种具有浓厚巫术色彩的仪式，仍然在江西、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得以保留。

现代贵州傩祭

正如《军师联盟》演出的，“傩祭”并没有保住司马朗的性命，而在真实的历史上，要对抗瘟疫，拜神祈愿除了能换一份心安外，起不到任何作用。

那么，在三国时期，当瘟疫到来时，人们是怎样应对的呢？

一、送不走的瘟神

提起三国，绝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起的是绵延不绝的战乱，但实际上，与战乱相比，瘟疫的杀伤力也是毫不逊色。

根据史料统计，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到曹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不到六十年的时间内，仅在中原地区就先后发生了14次瘟疫，几乎到了“天天见”的程度。

在这14次瘟疫中，真正构成“全屏伤害”的“大疫”大约有3次：

第一次瘟疫大流行，是发生在建安元年到建安十年之间的“伤寒病”。根据东汉名医张仲景的记载，这场瘟疫不仅延续时间长，传染性也相当强。仅张仲景的宗族中，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于这场灾难之中——

第二次，也是三国时期最有名的一场瘟疫，则是发生在建安二十二年冬天的“大疫”。

这次“大疫”病因不明，但剧烈程度在这3次大瘟疫中可算的上是首屈一指——在《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中，由于病死者众多，造成了劳动力极度短缺，一时间，甚至连耕种田地这样的“基本操作”都无法保证了。

这场瘟疫的亲历者曹植，在他的《说疫气》一文中，是这样描述这场瘟疫的：

尤为可怕的是，这场瘟疫不仅在贫苦百姓当中流行，就连生活条件相对优渥的士人和官员也难逃厄运。

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建安七子”，除了孔融、阮瑀二人早逝外，其余五人都死于这场瘟疫，可说是“一扫而空”。而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司马朗，也正是在救治生病士兵时被传染，死在了南征东吴的旅途上。

影视剧中司马朗形象

最后一次“大疫”，发生在魏明帝青龙二年到青龙三年（公元234至235年）。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述此次瘟疫的剧烈程度，但这场瘟疫从青龙二年四月开始，到青龙三年的春天才渐渐消失，从持续时间来看，这场瘟疫的造成的损失应当也是相当惊人的。

这3次“大疫”与夹杂在其中的或短期、或局部的瘟疫一起，在华夏大地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瘟疫公司”。三国时期发生的人口数量大减退，除去战乱因素之外，这些“送不走的瘟神”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二、谁放出了魔鬼？

在希腊神话中，充满好奇心的潘多拉打开了众神赐予的魔盒，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祸和瘟疫。那么在三国时期，究竟是什么原因才导致瘟疫绵延不断的呢？

追究起三国时期瘟疫不断的原因，其实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天灾人祸”。

这四个字看起来简单，但要细说起来，却是相当复杂的：

先说“天灾”——

作为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从古到今，“风调雨顺”就是百姓们最大的祈愿。然而，这一希望在三国时期，基本就没有实现过。当代历史学家邓拓在其所著的《中国救荒史》中曾经粗略统计，从三国到魏晋的近两百年时期里，仅在黄河、长江流域之间，水旱、地震、霜冻、蝗虫等灾害总数达到了惊人的304次：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百姓的生活，基本上处于“地狱模式”里，要想平安终老，祖坟冒青烟恐怕不成，简直要着火才行。

三国时期之所以天灾频发，根本原因在于气候的大变化。科学家曾经对过去2000年来的气象变化加以考据，结果发现，大约从东汉末年开始到南北朝末期，我国进入了一个几乎长达300年的大降温时期，也就是气象史上所谓的“魏晋南北朝冷期”。

在这段时期，气候变化到底有多剧烈呢？

司马迁曾经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西汉时期经济作物的分布情况，其中提到，在当时的关中地区，还有“渭川千亩竹”的景象，可见在这一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有大量的亚热带植物存在。

竹子是典型的亚热带植物

到了建安十五年，曹操于邺城建造铜雀台时，曾经在附近种植了大量柑橘，但却只开花不结果，搞得曹操十分扫兴（《瑞桔赋.序》）。

在此之后的曹魏黄初六年冬天（公元225年），曹丕南下检阅军队，却遭遇奇寒，淮河结冰，不得不返回，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淮河结冰的记载。而到了魏晋禅代时期，气温下降愈发明显，在《晋书.五行志》中，出现了大量关于春夏时节出现霜冻的“异象”：

气候的剧烈变化，打破了自然环境原有的平衡，在引起众多灾害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人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因此，这一时期瘟疫横行，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说说“人祸”——

说到人祸，首当其中的就是战乱。然而，当我们翻阅三国历史时，却能够发现，战事所引起的瘟疫，大多发生在两军对峙的“围城战”期间。特别是守城一方，由于补给困难、战死尸体难以处理等原因，往往造成瘟疫流行。

三国时期的战事

但这种瘟疫，基本上限于一城一地之内。当战事结束，瘟疫基本上也就消散了，影响的范围和造成的损失总体上都较为有限。

实际上，三国时期最大的“人祸”，就存在于当时百姓的生活环境与社会风俗之中——

有的人可能认为，三国时期既没有重型工业，也没有汽车尾气，环境比现在要干净的多，怎么还会引起瘟疫呢？

但是，所谓生活环境，不仅仅是指自然的水土空气，还包括百姓们的居住环境，而在三国时期的广大乡村，百姓们的居住条件大概是这样的：

汉代陶制房屋模型

从这些出土的陶制房屋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姓所住的房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蓄养猪、羊、牛、鸡等家畜家禽的畜栏和住房距离极为接近，有时人畜甚至混居一室，可说是亲如一家、不分你我。

在这种居住条件下，许多携带病毒的蚊虱、蠕虫可以极为便利地从家畜传播到人身上。与此同时，当时的人们或是受条件限制、或是出于品味奇特的“名士风度”，大多做不到按时洗浴，身上的各类寄生虫自然“大行其道”，便免不了要向阿Q一样，翻来覆去捉虱子，“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

“扪虱而谈”的王猛

除了不讲个人卫生，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寒食节”的风俗也极为流行：每到冬天，都要禁绝烟火，连吃一个月的生冷食物。

这种吃法，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或许还能抗一抗，但老人和孩子的肠胃肯定是受不了，免不了要发生疫病。为了避免瘟疫，曹操曾经发布过《明罚令》，严厉禁止寒食行为：

一种风俗，居然闹到统治者专门下令禁止，可见这种风俗的负面影响之大。

此外，东汉以经学治国，儒家礼仪之道盛行，特别是在丧葬过程中，各种仪制礼节众多，实行起来着实费时：

如此繁多的礼节，纵然体现了东汉以“孝”为先的观念，然而，在瘟疫期间，这种繁琐的礼节反而使得病死者的尸体成为传染源，从而加剧了瘟疫的蔓延。

三、与瘟疫的战争

虽然按照前文所述，三国时期瘟疫横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然而，当时的人们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之下，并未放任自流，而是与瘟疫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战争。

俗话说：“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要对付瘟疫，最好的办法还是预防。两汉时期，众多名医在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了许多预防瘟疫的理论和方式：

而到了三国时期，经过众多瘟疫的考验，人们更加重视对于瘟疫的预防——曹魏黄初四年，魏国三路大军南下进攻东吴，就在即将取胜前，吴军内部却突发瘟疫，出现了大量的病患与死者。

按理说，这种时候，正应该“趁他病，要他命”，但曹丕却考虑到疫病可能大范围传染，不惜放弃有利形势，迅速从战场上撤退了下来。可见，在这一时期，隔断、远离传染源头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共同认识。

影视剧中的曹丕

而当瘟疫开始流行时，当时的朝廷也有着一套较为完整的应对体系，主要方式有：隔离病患、在疫区派发医药、向幸存者发粮赈灾、减免赋税等等。

从西汉时期起，人们就开始通过“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的方式来对瘟疫患者进行隔离，到了东汉时期，在军队中更是出现了专门安置、治疗瘟疫患者的“庵庐”，可说是现代传染病专科医院的雏形。

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当时的隔离手段只适用于瘟疫初发或是小范围流行过程中，一旦出现“大疫”，这种手段便起不到具体效果了。

如果以效果论，向疫区派出医官、发放药品，应当是治疗瘟疫的根本手段，然而，由于三国时期的割据形势，药材产地不一，获取不易，因此派发医药的范围主要局限在各国都城附近和高级官员之中，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所能得到的救助，还是以提供粮食和减免赋税徭役等为主。

特别要说明的是，朝廷在派发赈灾粮食时，并不是发下去就了事，而是要“看人下菜碟”的：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赈济过程中，只有七十以上的寡居老妇、十二岁以下的孤儿和无人照料的残疾人，才会供应免费的口粮。

而对于十二岁以下，有家人但却吃不上饭的贫穷儿童，就没有这等好事了，只是“随口给贷”而已——粮食只是给你们应急，待到瘟疫过去，都得还回来！

可见，当时官方的赈济措施，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幸存百姓的基本生计，但受生产力限制，程度相当有限，特别是在对于病患的治疗方面，基本采取的是放任自流的态度，很难起到正面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时期罹患瘟疫的病人，除了自求多福之外，就只能依靠于民间的力量了。

既然是民间力量，首先要说到的肯定是医生——所谓“久病成医”，正因为这一时期瘟疫横行，在大量的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医术精湛的杏林圣手。

这一时期的名医代表，自然是被称作“汉末三大名医”的华佗、张仲景和董奉，这三位名医悬壶济世，不仅名重一时，而且给后世也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

影视剧中的华佗

在这三位名医之外，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医者，也在用自己的医术治病救人——历史上著名的“刮骨疗毒”故事，为关羽执刀的便是一位不知名的军医，可见此时的医生水平已经普遍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然而，对于绵延不绝的瘟疫来说，医生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广大得不到救治的病人只能寻求神力庇佑，而原本在民间活动的诸多“方士”，也借此机会传播信仰、开宗立派——作为道教雏形的“太平道”、“天师道”以及江南原始道教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壮大。

这些道教团体在发展之初，都是靠着散发“符水咒说以疗病”来吸引信徒的：

随着信徒的不断增加，这三股势力也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太平道”挑动天下大乱；“天师道”割据一方；而江南道士们则利用孙权晚年虔信方术的机会，成为了“职业道士”，得到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之前提到的名医董奉，其身份就是一位道士。

三国时期的连番瘟疫，却催动了道教的大发展，这恐怕就是“事物的两面性”吧。

四、结语

汉末三国时期的瘟疫大爆发，纵然使得生灵涂炭，但也为后世医生防治瘟疫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而对于看了衔笔这篇文章的普通读者朋友来说，大可以吸取古人教训，勤洗手、少出门、更不要相信虚妄的谣言，毕竟，宅在家里就能为国家做贡献，这种机会可是相当罕见的。

参考文献——

《周礼》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曹植集》

《瑞桔赋》

《艺文类聚》

《伤寒论》

《金匮要略》

《中国救荒史》

《中国丧葬礼俗》

《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