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之永历朝——永历朝抗清失败原因追溯
1、天子懦弱、庙堂昏庸
永历帝朱由榔是明神宗的孙子，“丰颐伟干，貌似神宗……不甚学”[2]“自幼失学，全未读书”[3]，未尝受过正规皇室教育，加之性格怯儒，无半点果毅、英迈之气，其胆识、心胸与才能难堪中兴之主，只是因为其为神宗嫡孙，父兄又相继去世，所以成为朱家皇室子孙中仅存一线之可承继大统的人选，因此在弘光、绍兴、隆武、绍武等政权无法继立的情况下，两广总督丁魁楚联合湖广总督何腾蛟、广西巡抚瞿式耜、巡按王化澄等人拥立其监国，其嫡母王太妃深知其为不堪大用之才，固辞不让：“诸君子何患乎无君？吾儿仁柔，非拨乱才也。愿更择可者”。无奈“魁楚等请之坚，遂以十月十四日于衰中监国肇庆”。[4]事实证明，朱由榔确实如王太妃所说那样是一个“非拨乱才”，遇事优柔寡断、毫无主见，且又贪生怕死、胆小如鼠，即位之后在清军的追剿下辗转流离于粤、桂、湘、黔、滇、缅之间，一有风吹草动，就闻风而逃。永历元年（1647）由于战局变化无常，他从肇庆到梧州、到桂林、全州，又到湖南武冈转靖州、柳州、象州，流离奔波数千里。大臣瞿式耜多次劝戒他“兹乃半年之内，三四播迁，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势如飞瓦，翻手散而覆手合，诚不知皇上之何以为国也!皇上在粤而粤存，去粤而粤危。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我去速一日，则（敌）来亦速一日。”“播迁无宁日，国势愈弱，兵势愈难振，民心皇皇复何依？”[5]永历帝的回答却令人哭笑不得：“卿不过欲脱死社稷耳!”[6]
永历十五年（1661年）十二月，吴三桂追剿永历帝，驻兵于缅甸的旧晚坡。朱由榔给吴三桂写了一封词句哀怜的乞降信：“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性命于蛮服，亦自幸耳!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既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既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既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仆今者兵力衰弱，载载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蒿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惟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7]言辞之中既有一份哀怜，又心存一丝侥幸，相信“吴某世受国恩，未必毒及我母子”[8]，岂料于康熙元年（1662年）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杀于市，终年39岁。
因为未受过正规的皇储教育，加之个人能力素养有限，所以永历帝识人、用人的本事很是欠缺，所用非人的结果使自己处处受制于人。
万历时进入内廷，崇祯初年得到重用的宦者王坤在永历朝奉慈圣太后，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执国政，“颇弄权，外廷亦遂夤缘以进”[9]“上以顾以为忠，遂倚任之。”王坤凭借秉笔太监之权排斥异己，提拔同党，被给事中刘鼎以内臣不当荐人为名弹劾，“坤激上怒，将逐鼎，式耜力救之，乃已”。“逞才专擅，每召对，曰代天言……西上后益无忌惮”[10]，招致大臣怨言不休，后被权臣刘承胤驱逐。
刘承胤，因臂力强大，号“刘铁棍”，“拥重兵，颇健斗。”[11]弘光初已官至总兵，永历即位时，得封伯爵。“内臣盛称承胤足倚，上遂敕召之。”后逐王坤以胁主立威；与马吉翔相交结纳，请封马吉翔、郭承昊、严云三人为伯，遭御史毛寿登参驳，挟主将毛寿登、刘湘客、万元吉、吴德操等异己势力削职出朝，“以是势倾内外。”“承胤挟上，威福自恣，文武将吏予夺唯承胤意。……敕使非承胤令不能出。”[12]
王坤之后，票拟大权落入马吉翔之手。马吉翔本为北京市棍，“性狡黠，颇识字”（《安龙纪事》）以贿赂逢迎、冒功、冒官的方式从内监长班“冒授都司”、“冒升锦衣卫指挥”、“屡冒边功”、“渐次升至总兵”，直至“得封文安侯”。[13]“吉翔历事既久，专意结媚宫禁宦竖，凡上一举一动，无不预知，巧为迎合。于是上及皇太后皆深信之，以为忠勤，遂命掌戎服事。”[14]到了安龙后，见国事日非，为图爵位利禄，谄附孙可望，甚至与内监庞天寿相谋欲逼永历禅位给孙可望，使得永历在朝中深感孤立自危而忧心忡忡。马吉翔“倚籍可望，挟制朝廷，复预机密”，以致“内外大权尽归庞、马。”[15]
2、内臣党争、外将不和
永历王朝本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大敌当前之际应把所有的精力用于抗清、收复失地，但是却沿承晚明政治的弊政，小人得志、朋党肆毒、阉竖固宠、纪纲倒置，“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16]
“永明王以群臣水火甚，令盟于太庙，而党益固不可解。时朝廷臣各树党，从李成栋者：袁彭年、曹晔、耿献忠、洪天擢、潘曾纬、毛毓祥、李绮，自夸反正功，气凌西人。从广西扈行至者：朱天麟、严起恒、王化澄、晏清、吴贞毓、吴其雷、洪士彭、雷得复、尹三聘、许兆进、张孝起，自矜完发未薙，诉袁、曹等尝事异姓。久之，复分吴、楚两党。主吴者：天麟、孝起、贞毓、化澄及李用揖、堵胤锡、万翔、程源、郭之奇，皆内结马吉翔，外结陈邦傅；主楚者：丁时魁、蒙正发、刘湘客、金堡、袁彭年，皆外结瞿式耜，内结李元胤。彭年依元胤为心腹，势张甚，谋攻击吉翔、邦傅，权可独擅。”[17]，这一场“扈驾元勋”与“反正功臣”的派系恶斗贯穿永历朝始终，“如果说在弘光以前的东林、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完全变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两党除了意气之争外，在对待农民军余部的问题上，分歧巨大，“楚党实质上代表着崇祯以来明朝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18]视农民军为贼、寇，极为排挤猜忌，给抗清斗争带来极大的损失和危害。
官绅地主中的绝大多数对明朝气数已尽心知肚明，所以趁机纳贿受赂，搜刮民脂，敲骨吸髓。“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19]两广总督丁楚魁有降清之意，被李成栋斩杀时，“有大哨船四十，将三年宦囊悉载入……闻舟中精金八十四万，皆三年中横取者。呜呼!罔民、虐民，可以鉴矣!”[20]老官僚何吾驹“富甲东南”[21]，王化澄号称“富甲天下”[22]，政治的腐败使许多士大夫深感寒心，瞿式耜感叹“自崇祯而后，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统，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过抵一庶僚，其部堂不过抵一杂职耳，所谓存礼之汽羊也。”“其现在朝廷者，干济则平常，争官则犀锐，部曹则想科道，科道则想督抚，毕智尽能，朝营暮度，无非为一身功名之计，其意盖谓世界不过此一刻，一刻错过，便不可复得矣。”[23]
内臣党争，威望尽失，外将不和，无人能辑，往往使好不容易打下的良好形势沦丧。
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督师阁部何腾蛟率诸军经三十余战夺取全州，取得全州大捷，连营三百里，军威大振，但是各营兵不和，降清后又反正的陈友龙曾经在清军指挥下进攻何腾蛟的老家贵州黎平，俘虏过何的家属，为泄私愤何腾蛟指使南安侯郝永忠率部由柳州北上靖州地区偷袭陈友龙部，毫无防备的陈友龙全军溃败，宝庆府也被清总兵张国柱、参将魏守职重新占领。直到十一月初一日，何腾蛟军队才又攻下永州，使宝庆失而复得。顾诚先生说：“何腾蛟一手挑起了内衅，既报了私仇，又抢了收复宝庆的功劳，欣欣然自以为得计。可是从整体战略上看，明军收复湖南，同江西会师的时机就此错过。这不仅导致了大局的逆转，就他自己的命运而言也种下了覆亡的根苗。南明朝廷重臣之短视大抵如此。”[24]
何腾蛟同节制忠贞营的大学士堵胤锡之间因为政治主张的不同也矛盾重重，在长沙争夺战中，为获首功，他以督师阁部的权力下令忠贞营调赴江西以解救被清军包围在南昌的金声桓、王得仁部，使忠贞营丢掉了指顾之间即将攻克的长沙城，怅然东进，而何腾蛟对敌情缺乏起码的了解，加以指挥调度不灵，不仅使长沙清军逃脱了覆没之灾，而且使自己陷入济尔哈朗所率的满汉清军的围笼，不到两月他被俘湘潭殉难。何腾蛟一方面懦弱无能，另一方面又缺大臣度量，为一己之私，丢失湖南省会，如若不然，南明不仅能得到湖南这个稳定的后方根据地，而且还可以东救江西，北取岳州，扭转整个战局。[25]之后抗清形势急转直下，衡州、永州、宝庆、郴州相继皆陷，而粤不可守矣。”[26]。
通过讨平吉安佃客奴子作乱而“富甲诸将”的保昌侯曹志建怨恚骄戾、狂嫚自大，自号前世为“燃灯佛，师瞿昙”，在忠贞营向广西撤退的时候，曹志建认为堵胤锡来镇峡关是为夺取自己的地盘。于是，夜袭堵胤锡及其随从，将胤锡部将王一宾及其卒三千余人于道州坑杀，胤锡父子逃出，藏于附近监军佥事何图复的山寨里。曹志建举兵围之，双方火并，诱杀何图复，双方“连兵八月不解”，“志建之精锐卒亦尽矣。大清兵横行湖南，遂无抗者，惟守道州二十余县而已。”[27]
1、无兵无民，受胁可望
永历王朝苟存15载，其间抗清之举，主要凭借其明皇室后裔之精神旗号加之大西军余部之军事力量二者的结合，但是彼此之互不信任以及农民军内部孙李二人之矛盾重重，械斗不休，终至抗清败局。
南明与农民军的抗清统一战线内部矛盾重重，各自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南明安抚农民军的目的是想借抗清之名倚以自强，而孙可望目的是想挟天子以令同类，带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其联明抗清之举始于永历元年（1647年），是年三月，孙可望部进入云南，打出“为黔国讨贼”的旗号，借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天波与土司沙定洲交战之际，拉拢沐天波，借沐氏之影响在云南立足，号令土司，将云南打造成为其抗清基地。但以沐天波为首的明朝残余势力对于农民军始终是疑窦重重，只接受其“月给俸优养”，但不接受其所授官爵；金沧道副使杨畏知在与孙可望谈判过程中也坚持要求其不用农民军大西政权的年号，而用干支纪年，否则不与所谓“流寇”合作，孙可望接受了对方的意见，废除了大西的年号。
永历三年夏（1649年）孙可望修书一封，派杨畏知赴广东肇庆，以求封王爵，出兵击清的要求归顺是时定都肇庆的永历朝廷，希冀利用其精神旗号来号令天下，扩大影响。但是当杨畏知带着永历朝廷册封孙可望为“平辽王”的敕令返滇之时，永历朝廷庆国公陈邦傅等人却先他一步，矫诏擅封孙可望为“秦王”，孙可望明知“秦王乃亲藩上十王之首”[28]，朝廷不会如此让步与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在给永历帝奏疏称秦王如故，并改云南省为云兴省，云南府为昆明府，自称曰“孤”，“不谷”，文书下行曰“秦王令旨”，称李定国、刘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抚南刘”，凡商讨军国大事，李定国、刘文秀皆左、右列位。并且采取多种手段或是暗杀或是拘禁朝廷所派改封他为“冀王”的使者，最终迫使朝廷屈服，正式册封他为“秦王”，之后僭称天子之形，大造王府，“用黄瓦，拆呈贡县城砖石为墙，脚宽六尺。大门外设通政司，立下马牌，制天子仪仗。”[29]
永历六年（1652年）“自扈从以外，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30]的残明政权无法在两广立足，于是永历帝移驾贵州安隆所（后升级为安龙府），以寻求农民军的保护。至此驻跸安龙四年（1652—1657），期间经济上捉襟见肘、生存备艰：“宫室卑陋，服御粗恶”，每年得膳银八千两，食米六百石，安龙知府范应旭在簿册上直书“皇帝一员、后妃几口，月支银米若干”，朱由榔感叹说：“可望待朕无复人臣礼”；臣工告艰，帝不得已毁金银器皿，以济诸臣[31]；政治上也处处受挟孙可望，孙大权独揽，假天子号令行中外，“调兵催饷，皆不上闻，生杀予夺，任意恣肆”[32]。大臣们攻击孙可望“挟天子以令诸侯”，应“立毙杖下”。[33]孙可望针锋相对驳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知当时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34]万般无奈之下永历帝把希望寄托在李定国身上，永历七年（1653年）密赐李定国“屏翰亲臣”金印，孙可望闻之大怒，掀起大狱，将参与此次行动的朝廷内阁大臣吴贞毓等十八人处死，并于永历八年（1654年）将安龙改为安笼，讽喻永历帝为笼中之鸟[35]，自己从贵州返回云南准备登基大典。永历十年（1656年）三月李定国率部来到安笼将永历帝接到昆明，协同在滇的沐天波、刘文秀等人，君臣共抗孙可望。
2、孙李交恶，锐气大丧
孙可望，张献忠部下，因作战英勇，遇敌坚立不动，获绰号“一堵墙”，李定国“更称万人敌”[36]，二人皆骁勇超逸，1644年8月，张献忠攻破成都后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二人“俱称千岁”，深受张献忠赏识。张牺牲后，在余部的领导人选择问题上以及农民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上二人矛盾尖锐，孙可望“性狡黠，稍识字；故献忠平日一切密谋，惟可旺独参之。[37]，加之年长于众兄弟，所以王尚礼、艾能奇等人皆认为“自然应尊大哥为主。”于是“始相与尊可望受约束”，李定国虽然服从众议，但是也只是表面维持而“非心服也”。
李定国起初并原本不想与南明有关联，《野史无文》卷九《李定国传》载：“己丑（1649年），杨畏知说可望归肇庆，朝永历皇帝，请封王以镇滇、黔。定国曰：“我自为王，安用所请？”可望曰：“封爵出自朝廷为真，今皆假号耳。”定国曰：“果尔受封，便为朱家臣子。”但是后来在其亲信金维新竭力劝说下，才改变策略，归明抗清。永历十年（1656年），李定国接受了“晋王”的封爵，与永历王朝的关系由“联明”发展到“君臣”的关系。李定国迎桂王入滇，“事帝尽礼，供帝极丰”，“行军进止，一以诏敕从事。”[38]
永历六年（1652年）七月李定国在广西桂林大败清定南王孔有德，使其自焚而死，十一月在湖南衡阳斩杀清敬谨亲王尼堪，名声大震。黄宗羲在评述这次战役时说：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自万历戊午（1618）以来所未有也。”李定国的名声大震引发孙可望更深的忌恨，二人也更难精诚合作，永历七年（1653年）孙可望派冯双礼、关有才率兵攻打李定国，没料想二人行至广西柳州遭至李定国伏击反被擒获，于是孙李二人的矛盾白热化。永历十年（1656年）永历帝成功移驾云南昆明，之后将朝政“兵马事悉付定国主之”[39]，孙可望忌恨李定国夺取自己挟天子诏令号召天下的权力，撕破脸皮，于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统帅6万大军从贵州进攻云南，李定国得永历帝所赐尚方剑，率3万大军奉命招讨孙可望于曲靖交水，反清势力正式分裂。九月，孙可望部将前锋兵马总统白文选投降李定国，另一部将马进忠做定国内应，向孙可望军驻地发动突袭，大败孙可望，孙仓皇之中逃回贵州，其部将张胜所率军被李定国及其部将靳统武前后夹击，损失惨重，可望无路可走，带领残兵到长沙投降驻扎在此的清军洪承畴部。之后定国主政昆明，一方面“论功行赏，设官设吏，率皆宴饮恬愉，争功修怨，绝不以国事为念”[40]，另一方面对原可望部属进行了赏罚清洗，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军分裂的不良影响，导致兵将失联、边警稗至，终至大溃的局面。
滇黔内讧给了清军以可乘之机，永历十二年（1658年）清信郡王多尼率军兵分三路向云贵发起总攻击，中路大军由多尼率领，斩杀李定国部将刘正国，罗大顺、冯双礼、祁三升等部败走；北路由吴三桂率领攻陷乌撒，大败白文选；南路赵布泰部于十一月攻陷安龙，李定国军全线溃败，无奈之下派总兵靳统武护驾永历帝仓皇西走至昆缅边境，自己于磨盘山伏击阻击清军。十三年（1659年）闰正月二十八日永历帝随驾通过铁壁关，进入缅甸，之后受控于缅人。此时李定国正徘徊在缅关附近，流亡政府的大权操纵在马吉翔手中，李定国派白文选三番五次出兵与缅方及流亡政府交涉，企图营救永历帝回国，无奈遭缅人及马吉翔等蓄意阻挠，没能成功。永历十三年（1659年）年初吴三桂兵分三路进入云南，永历十五年（1661年），率10万清军从大理、腾越出境，兵临缅甸首都阿瓦城下，十二月初四，永历帝成为吴三桂阶下囚。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二十五日，永历帝及12岁的儿子慈煊被绞杀于昆明篦子坡的一个小庙中，七月，42岁的李定国病逝于勐腊。
与残明政权的垂死挣扎不同，新兴的大清王朝则气势如虹，优势明显。他们拥有稳定而富有进取心的领导集团；而且整个社会正处在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对反清势力采取有效的策略：以汉制汉、各个击破，重点打击农民军，分化瓦解南明反清力量；同时调整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禁止圈占土地和强制农民投充，采取各种措施竭力拉拢汉族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扩大其影响力。比如为崇祯帝举行国葬，打出为汉人“复君父仇”的旗号绞杀农民军，影响极大，连史可法都说：“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凡吾大明臣子，无不举手加额”[41]；同时停止明末的三饷加派，实行“轻徭薄赋”，鼓励开垦荒地，减轻农民负担，增加政府收入，为统一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经费支持；加之经过多年战争锤炼的骁勇善战、斗志旺盛的八旗兵和收编自明朝官兵的绿营兵这两大战争机器，对付一盘散沙的反清武装，胜算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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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明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一
[12] 《永历实录》卷二十六《叛臣列传》
[13][15][33] 江之春.《安龙纪事》
[14] 《明季南略》卷十四《安龙纪事》
[16] 《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二》
[17][32] 李天根.爝火录[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卷十九
[18] 《南明史》第十九章
[19]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三《责臣罪己》
[20] 《明季南略》卷十二《李成栋斩丁魁楚》
[21] 《永历实录》卷四《何吾驹传》
[22] 《永历实录》卷三《王化澄传》
[23] 《瞿忠宣公集》卷九《丁亥正月初十日再书寄》
[24][25] 《南明史》第十八章
[26] 《永厉实录》卷七《何腾蛟传》
[27] 明瞿共美《天南逸史》
[29] 《明末滇南纪略》卷四《悔罪归明》
[30] 《永历实录》卷十四》
[31] 《安龙逸史》卷下
[34] 《珠江旧史》《劫灰录》卷六
[35][36] 邵廷采《西南纪事》中国方略丛书本（关系考）
[37] 《明季南略》卷十七
[38] 《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传》
[39] 查继佐：《罪惟录》卷九
[40] 《求野录》
[41]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史可法》
原载于《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