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与传心》连载｜先秦儒家尊师重道典故（三）
周朝初立，实施仁政，对商朝贵族予以安抚。《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受封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微子启死后，由弟微仲继位。学者考证后认为孔子的远祖可追溯到微仲这里。自微仲到孔子父亲叔梁纥共计十四代。叔梁纥是从宋国避难到鲁国定居后的第五代。叔梁纥曾立战功两次，“以勇力闻于诸候”任陬邑大夫[1]。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3月4日[2]，享年七十三岁〕，因头上圩顶（yú dǐng，意为头顶凹陷），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三岁时父亲叔梁纥因病去世，母亲颜徵在被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着孔子及其庶兄孟皮迁居到鲁国国都阙里（今山东省曲阜市）居住，过着清贫的生活。孔子的母亲颜徵在生而有贤德，她教育孔子从小学习周礼，将来能辅佐明君。由于父亲的早逝，年幼的孔子已经明白了人世的艰难，对母亲极其孝顺，十分好学。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为褒扬周公之德，周天子特许鲁国享有天子礼乐，“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当时的鲁国人把“礼”视为国家的根本。在这种礼乐文化的熏陶下，鲁国文化发达，典籍文物丰富，“周礼尽在鲁矣”。礼乐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生活在这样一个礼义之邦，孔子自小耳濡目染，很早就领悟到了周礼的庄严和神圣。当别的孩子都去玩的时候，他却经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用的祭器摆列出来，磕头行礼。“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周公贤达厚德、定礼乐、平天下的故事更是深深地印入孔子幼小的生命中。
孔子一生常常“梦见周公”。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赞叹周朝文明的昌明发达，并视周公为精神导师、人生楷模，把恢复周代礼乐文明当成自己毕生的使命。孔子“学无常师”，“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最终彻悟自得，将自周公后断层的仁道遥相承递。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年老将逝时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这表明孔子与周公心心相印，生命相通。这是东方文明之道统传承的本有内涵。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衰，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孔子认为这都是礼崩乐坏、政治失序带来的恶果。他提出“仁”“爱”“德”“信”“智”“勇”等生命学概念和主张。
《逸周书·宝典》中记载武王与周公的对话中多次说到了“仁”，涉及王者修身、择人、敬谋、慎言的原则，重点讲信、义、仁，落脚点在于“仁”。从文王到武王，由武王到周公，再由周公到成王，他们都谈论“仁”，重视仁德。到了孔子这里，孔子在继承的同时，对“仁”又有了更为丰富而透彻的发展。
在孔子之前，所有关于“仁”（仁德）的践行都源自那个外在的、天上的神，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必须遵守。“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祗”（《尚书·太甲上》），商汤之所以是圣明君主，是因为他时刻以天地神祇之化身自处，恪守着上天（上帝）给自己的明确使命，即荣耀天帝（的智慧、权威、仁德等）于人间。故而他能实践道德，仁政爱民，建立政统和道统。
孔子通过深刻的思考发现，让神祇成为神祇的神性（或曰“道”“仁”“德性”等）才是最为可敬的，神性中那个内在的道德性才是最高存在，才是天地之根源、宇宙之本体、生命之真相，才是最需要我们去正视与发明的。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全面反思神祇神性本质的人，孔子成功地瓦解和超越了他之前三代文教思想中的宗教信仰与神祇崇拜，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外在收纳到我们的内在生命之中，收纳到超越而内在的本有心性之中。他重新对“仁”进行定义：仁者，人也。仁即生命，生命即是仁。仁主宰于内，名曰“心”，仁承载于天地万有名曰“性”。孔子紧扣生命，立定生命，彰显生命，发明仁道（“为人之道”或曰“成人之道”，也即“生命之道”）：尽心诚意彰显和践行生命内在本有德性（天性、良知、仁性、圣性），向内得心安、得良知，向外践行道德创造，成就德化人生。
孔子将三代以来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收摄于“仁”中，如是，上古文化自此得以汇归之，凝结之，贞定之，纯化之，圆融之，升华之，彰显之。“夫子以仁发明斯道”（《陆象山集》），仁道者，何道也？“仁者，人也。”（《中庸》）“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道，人道也，“为人之道”或曰“成人之道”也。故知，真正的人本主义、人文文化、人道思想，始自孔圣。是孔圣首次将人提升到宇宙之真正主宰、历史与人生命运之真正主宰的高度，充分肯定人的无上神圣与尊严。“仁”者，具有超越和内在这两大根本特性的生命之别名也。仁即是生命，生命即是仁。仁非虚称，必有所指以实之。仁主宰于内，名之曰“心”，故仁者，心也，俱名之曰“仁心”；仁承载于天地万有（也包括人类在内），名之曰“性”，故仁者，性也，俱名之曰“仁性”。其仁心、仁性者，统而言之，曰“生命”。故知，仁即生命之别名。“生命”为现代名，“仁”为古代名，其义一也。孔子紧扣生命，立定生命，彰显生命，“发明斯道”即发明此仁道，亦即发明此生命之道，以开后世千古文运。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圣高举生命之道，弘扬心性之仁学，丽如日月，朗照百代，自此我华夏智有所发，学有所依，行有法度，命有所归。是故，孔圣实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生命学家”。（潘麟《<大学>广义》）
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生命学家，孔子所提出的仁学不仅是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传统文明的核心，也是东方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是东方文明不朽价值之所在。
公元前495年，孔子颠簸流离列国之时从卫国往陈国去，路过一个叫匡邑的地方，被匡人误解围困。弟子们很着急，而孔子却临危不惧。他感叹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可见孔子是以道的传承者来处世行事的。孔子之道是自黄帝、尧、舜、禹、汤、文、武至周公而“一以贯之”的，是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到“明德慎罚、敬天保民”而“一以贯之”的，此乃儒家道统最为核心之灵魂，又名“儒门心法”。
孔子将道传给了颜回，颜回死后，孔子又传曾子。曾子再传子思，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著《中庸》，以授孟子。然而，“道”的传承又岂是文字语言所能尽述与传递的呢？
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即“学问知识”，或称之为“学统”，或称之为“经验智慧”。这种来自后天的、累积型的智慧，是可以通过勤学多思而获取。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则为“德性智慧”，或称之为“道统”，或称之为“先验智慧”。这种智慧呈现在外的则是一种胸怀，一种生命境界，一种性格品质。其传承只能用心、用生命——在心心相印、生命相通的前提下——去直接感受。这个过程名曰“心传”。整个东方文化传承的根本要义就在于心传。没有心传，师生之间、师徒之间无法建立真正的法脉道统——师道。
自王阳明后，心传隐没，儒家正宗“道统”传承亦中断了！
至今日，儒家之典籍尚在，但生气全无，皆因“道统”传承中断之故。世人皆学习儒家经典，却并不理解圣贤的境界，不能融入圣贤的生命境界。因此，读圣贤书不能成就圣贤，将其作为升官发财、为己牟利之器具。如此皆是小人儒。儒家正统的思想、精神早已被扭曲，乃至隐没了。
我们编著此书，就是希望能重建“尊师重道”之传统（道统传承），让圣贤之学问滋养国人，重树民族文化之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