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图案与配色（二） / 四六文摘

服饰图案▼

唐代的敦煌装饰图案达到了繁花似锦的新阶段。初唐壁画中的菩萨衣着装饰，除沿袭早期的几何形和祥禽瑞兽、联珠纹以外，唐代的卷草（又称”唐草”）形成了唐代独特的装饰风格，它把牡丹、莲花、石榴花等各类花卉，以巧妙手法组织成千变万化的装饰图案。色彩上则以石青、石绿、朱砂、土红、黑、金互相搭配，气氛更是富丽堂皇。

菩萨的衣着上，常见的是在几何形的织物图案中穿插疏密有致、犹如柿蒂形的四瓣小花以及相联的小白珠。

由初唐57窟的菩萨上衣装饰图案，可看出是模仿经线和纬线织纹的图案。浮线比较长，是织造工艺比较复杂的一种织物。

彩塑的服饰上有更加逼真的染织图案。彩色缠枝卷草纹，凤鸟穿插在花丛中展翅飞翔。正如唐代人对当时织锦的描写：“舞凤翔鸾，重葩叠叶，纷转宛以成文。” 金碧辉煌的色彩，把菩萨的体态衬托得更加娴雅、温柔，打破了神与人的界限；像大家闺秀，似宫中彩女，难怪古代世俗常把善良美丽的女性称为女菩萨。能够织出如此精美的服饰织物，可见唐代的装饰艺术和工艺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盛唐时期的服饰图案更加充分地反映在彩塑和供养人画像上，表现手法更为写实。不仅描绘了丰富多样的装饰图案，也注重表现服饰材料的质感。图为一位佛弟子的袈裟上面用潇洒的笔墨，点染出远处树丛的景象，给人以质地细腻的丝绸印花效果，还缀着一行行有规律的针脚线，这就更增添了服装的质感。

盛唐第172窟的一件袈裟，边缘晕色的装点手法是仿照织染的效果。

第166窟中的一件袈裟，侧有三种不同色彩的印经线织花效果。

盛唐的代表洞窟之一，第130窟的供养人群像“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图”，为我们提供了身躯较大的权贵画像，既有雍容华贵、体态丰满的人物像，又有详尽的服装资料和服饰图案。图中具有典型唐代风格的饱满的折枝花和深浅叠晕的花朵，所画的分明是唐代刺绣。

盛唐第66窟，观音菩萨裙饰和披帛有清晰、细致的小束花图案，从整身略见透明的效果，可断定是唐代的印花纱。

中晚唐的染织图案，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壁画的供养人或菩萨的服饰上。特别是晚唐女供养人像的衣领、衣裙和披帛上，都形成了与初唐不同的风格。如贵族夫人供养像的衣裙多以花鸟纹为织锦图案，以小花丛组成的团花，间以朵云和绕花飞舞的小鸟。这种图案与当时的铜镜图案以及日本正仓院至今收藏的“藤缬染”图案相吻合↓（女供养人丝绸印花图案）

下图的衣裙图案和正仓院收藏的花毡图案也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此图案是四方连续丝绸印花服料，而正仓院的“花毡”图案则是用在毛料上的。

晚唐，第138窟女供养人的衣袖图案为凤鸟衔花，线条婉转流畅。这些图案也与正仓院所藏的著名“红牙拔镂尺”上的衔花飞鸟装饰纹完全相同。这是唐代中日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见证。

晚唐，第12窟女供养人的服饰证实了当时织染图案的广泛流行。

同一窟的薄纱印花披巾是当时贵妇人考究的装饰物。这些服饰图案的色彩鲜丽，多以朱砂和石绿相衬，用石青、石绿点缀花叶，色彩缤纷、厚重。唐诗《织锦曲》中提到的“红楼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道出了晚唐织锦的特色，正是晚唐妇女时装流行于河西的写照。这与张议朝收复河西后，“丝绸之路”再度畅通有关。

唐王朝崩溃以后，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短暂的分裂割据局面。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和“丝绸之路”转向海上，敦煌失去了过去那种重要的地位，敦煌石窟艺术也步入衰退时期。五代、宋初统治敦煌的曹议金家族，专门设立了画院，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石窟艺术制作的工匠。这一时期的洞窟规模大，彩塑和壁画的内容承袭了唐代艺术形式，但突出和发展了供养人画像，每个画像都表示着他们的家庭地位和官衔，有贵族也有侍从。这里有于阗国王在内的回鹘族和曹议金家族的画像。这些画像身上的衣着也反映了当时的装束，面部的花钿装饰刻画得很精致。除因袭了晚唐的服饰形式外，也能看到当时受西域影响的“胡服”式样——翻领，束袖，但其上的装饰仍然采用晚唐的凤鸟衔枝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