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
解释《哀江南赋》，须于当日之实事，即所谓“今典”多所考证，当可见庾信（子山）作赋，非徒泛用古典，约略比拟，而更有实事实语，可资考证者在。故《哀江南赋》岂易读哉！
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故兹篇仅就此二事论证，其他则不并及云。
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此一难也。
此事发生虽在作文以前，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难也。
质言之，解释《哀江南赋》之“今典”，先须考定此赋作成之年月。又须推得周陈通好，使命往来，南朝之文章，北使之言语，子山实有闻见之可能，因取之入文，以发其哀感。请依次论之。
《周书》四一《庾信传》《哀江南赋·序》云：
中兴道销，穷于甲戌。
又云：
天道周星，物极不反。
赋云：
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日穷于纪，岁将复始。逼切危虑，端忧暮齿。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
寅恪案，西魏之取江陵在梁元帝承圣三年甲戌，即西魏恭帝元年（五五四年）。岁星一周，为周武帝天和元年丙戌，即陈文帝天嘉七年（五六六年），是岁子山年五十三（详倪《庾子山年谱》。倪氏虽有舛误遗漏之处，然与兹所论证无涉者，均不置辨。）虽或可云暮齿，然是年王褒未卒（见《周书》）四一《北史》八三《王褒传》），子山入关与石泉齐名，苟子渊健在，必不宜有“灵光岿然”之语明矣。若岁星再周，则为周武帝宣政元年戊戌，即陈宣帝太建十年（五七八年）。是年子山已由洛州刺史，征还长安，为司宗中大夫，年已六十五岁，即符暮齿之语。且其时王褒已逝，灵光独存。任职司宗，身在长安，亦与践望长乐宣平等句尤合。又据其“日穷于纪，岁将复始”之语，则《哀江南赋》作成之时，其在周武帝宣政元年十二月乎？（是时周武帝已崩。宣帝即位，尚未改元。）
此赋作成之年月既考定，则时事之在此断限以前，论其性质，苟为子山所得闻见者，固可征引以解释此赋也。
自陈毛喜进陈、周和好之策，南北使命屡通。其事之见载于陈、周书及南北史诸纪传者甚众，不须备引。兹仅录《陈书》二九《毛喜传》（《南史》六八《毛喜传》，《通鉴》一六八“陈文帝天嘉元年”条略同。）一条，以见陈、周通好之原起于下：及江陵陷，喜及高宗俱迁关右。世祖即位，喜自周还，进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高宗反国，喜于郢州奉迎。又遣喜入关，以家属为请。周冢宰宇文护执喜手曰：能结二国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后主还。天嘉三年至京师。陈、周既通好，流寓之士各许还国。子山本欲南归，而陈朝又以子山为请。《周书》四一《庾信传》（《北史》八三《文苑传·庾信传》同）云：时陈氏与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留而不遣。《陈书》三二《孝行传·殷不害传》（《南史》七四《孝义传·殷不害传》同）略云：寅恪案，《周书》五《高祖纪》上（《北史》十《周本纪》下，《通鉴》一六八“陈文帝天嘉二年六月”条同。）云：此殷不害与《陈书·孝行传》及《南史·孝义传》之殷不害当是一人。考周武帝保定元年即陈文帝天嘉二年（五六一年）尚在周武帝建德四年即陈宣帝太建七年（五七五年）之前十四年。《周书》、《北史》本纪等所载之年月，虽显与《陈书》、《南史·殷不害传》不合，然殷不害之为周武帝所遣还，则无可疑也。又王克事附见《南史》二三《王传》，不载其自周还陈始末及年月。惟《陈书》一九《沈炯传》（《南史》六九《沈炯传》略同）云：少日，便与王克等并获东归。绍泰二年至都，除司农卿。寅恪案，梁敬帝绍泰二年，即西魏恭帝三年（五五六年）。下距周武帝建德四年，更早十九年，则非在周武帝之世明矣。史传之文先后参错，虽不易确定，然可借是推知二十年间陈、周通好，沈炯、王克、殷不害之徒，先后许归旧国。惟子山与子渊数辈为周朝历世君主所不遣放，亦不仅武帝一人欲羁留之也。今史文虽有差异，然于此可不置论。所应注意者，即此二十年间流寓关中之南士，屡有东归之事，而子山则屡失此机缘。不但其思归失望，哀怨因以益甚。其前后所以图归不成之经过，亦不觉形之言语，以著其愤慨。若非深悉其内容委曲者，《哀江南赋》哀怨之词，尚有不能通解者矣。又子山图归旧国之心既切，则陈使之来，周使之返，苟蒙允许，必殷勤访询。南朝之消息，江左之文章，固可以因缘闻见也。《北史》八三《文苑传·王褒传》（《周书》四一《王褒传》略同）云：初，褒与梁处士汝南周弘让相善。及让兄弘正自陈来聘，［武］帝许褒等通亲知音问，褒赠弘让诗并书焉（《周书》兼载弘让复书）。史所谓“褒等”自指子山之流。今《庾子山集》四如《别周尚书弘正》，《送别周尚书弘正》二首，《重别周尚书》二首等诗，俱可据以证知也。复次，当时使者往来，其应对言辞，皆有纪录，以供返命后留呈参考。如后来赵宋时奉命辽金者，所著行程语录之比。今《宋书》四六《南史》三二《张畅传》，《魏书》五三《北史》三三《李孝伯传》，所载畅与孝伯彭城问答之语，即依据此类语录撰成者也。子山既在关中，位望通显，朝贵复多所交亲，此类使臣语录，其关切己身者，自必直接或间接得以闻见。然则当日使臣传布之江左篇章及其将命应对之语录，苟在《哀江南赋》作成以前者，固可据之以为赋中词句之印证，实于事理无所不合也。《陈书》一九《沈炯传》（《南史》六九《沈炯传》略同）略云：少日，便与王克等并获东归。绍泰二年至都，除司农卿。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宠贵之。会王琳入寇大雷，留异拥据东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将军，遣还乡里，收合徒众。以疾卒于吴中，时年五十九。《陈书》三《世祖纪》（《南史》九《陈本纪》上、《陈书》三五、《南史》八十《留异传》、《通鉴》一六七及一六八《陈纪》略同。）云：［陈武帝永定三年］十一月乙卯，王琳寇大雷。诏遣太尉侯、司空侯安都、仪同徐度率众以御之。［陈文帝天嘉二年十二月］先是，缙州刺史留异应于王琳等反。丙戌，诏司空侯安都率众讨之。据此，沈初明卒年当在陈武帝永定三年，即周明帝武成元年（五五九年）。初明以梁敬帝绍泰二年即西魏恭帝三年（五五六年）由长安还建康。其南归仅四岁，即逝世也。检《艺文类聚》二七及七九俱载有初明所制《归魂赋》。其序云：“余自长安反，乃作归魂赋。”是知《归魂赋》作成之年必在绍泰二年（是年九月朔改元太平）梁尚未禅陈之时，即或稍后，亦不能逾永定三年之时限，则不待言也。（史言初明卒年五十九。据《归魂赋》云：“嗟五十之逾年，忽流离于凶忒。”则其卒年似不止五十九也。兹以与此篇无关，故不考辨。）今观《归魂赋》，其体制结构固与《哀江南赋》相类，其内容次第亦少差异。至其词句如“而大盗之移国”，“斩蚩尤之旗”，“去莫敖之所缢”，“但望斗而观牛”等，则更符同矣。颇疑南北通使，江左文章本可以流传关右，何况初明失喜（原文如此，疑有误。——编者）南归之作，尤为子山思归北客所亟欲一观者耶？子山殆因缘机会，得见初明此赋。其作《哀江南赋》之直接动机，实在于是。注《哀江南赋》者，以《楚辞·招魂》之“魂兮归来哀江南”一语，以释其命名之旨，虽能举其遣词之所本，尚未尽其用意之相关。是知古典矣，犹未知“今典”也。故读子山之《哀江南赋》者，不可不并读初明之《归魂赋》。深惜前人未尝论及，遂表而出之，以为读《哀江南赋》者进一解焉。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是其赋末结语尤为其意旨所在。“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二句，非仅用李将军、楚王子之古典也，亦用当时之“今典”焉。倪注释将军句云：“谓己犹是故左卫将军也。”是诚能知“今典”矣。而释王子句，乃泛以梁国子孙之客长安者为说，是犹未达一间也。检《北史》七十《杜杲传》（《周书》三九《杜杲传》略同）略云：初，陈文帝弟安成王顼为质于梁，及江陵平，顼随例迁长安。陈人请之，周文帝许而未遣。至是，［武］帝欲归之，命杲使焉。陈文帝大悦，即遣命报聘，并赂黔中数州地，仍请画界分疆，永敦邻好。以杲奉使称旨，进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界。陈于是归鲁山郡。［武］帝乃拜顼柱国大将军，诏杲送之还国。陈文帝谓杲曰：“家弟今蒙礼遣，实是周朝之惠。然不还鲁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关中，乃咸阳一布衣耳。然是陈之介弟，其价岂止一城？”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于陈。［陈］宣帝谓杲曰：“长湖公军人等虽筑馆处之，然恐不能无北风之恋。王褒、庾信之徒既羁族关中，亦当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陈宣意，欲以元定军将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长湖总戎失律，临难苟免，既不死节，安用此为？且犹牛之一毛，何能损益。本朝之议，初未及此。”陈宣帝乃止。寅恪案，《哀江南赋》致意之点，实在于此。杜杲使陈语录，必为子山直接或间接所知见。若取此当时之“今典”，以解释“王子”之句，则尤深切有味，哀感动人。并可见子山作赋，非徒泛用古典，约略比拟。必更有实事实语，可资印证者在，惜后人之不能尽知耳。然则《哀江南赋》岂易读哉！
一九三九年
刊《清华大学学报》194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