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笔记）赵义山/好人难忘
好 人 难 忘
赵义山（四川成都）
小 序
人这一辈子，因各种缘分，要接触许多的人，要经历许多的事。有些人，有些事，过了就过了，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不下多少痕迹。然而，有的人，有些事，却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烙下深深的印痕，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和老去。有的人，虽然已经离世，但却永远活在后人心中。我以为，那些永远地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伴随着我们成长和老去的人，那些永远活在后人心中的人，不会老也不会死，这应该就是真正的好人。
母校五十周年校庆时，我曾写过《好人难忘》一文，发表在校报。文中回忆了我读书求学期间，以及留校工作之后的一位校长、几位图书管理员和几位工友的陈年往事。忽忽二十年过去了，我所回忆的人和事，或已作古，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依旧定格在我当初的记忆中，而且历久弥新。今逢母校七十华诞，这些难忘的好人又不断涌上心来，我必须要写续篇了，否则，会让我寝食难安的。
一
每当母校校庆，涌上我心头的好人，首先是自己的恩师。在母校求学期间，曾为我传道授业、关怀我成长的老师，首先是恩师（郑）临川先生，还有（周）虚白先生、（傅）平骧先生、（周）子云先生、（陈）克农先生，这五位先生，不仅是我读研期间（1979－1982）的导师，也是我本科期间（1977－1979）的业师。此外，本科期间还有任教写作的杨昌老师、俞伯良老师、胡学富老师、聂元明老师，任教现代汉语的缪树晟老师，任教古代文学的牟家宽老师、周子瑜老师、李孝中老师、杨世明老师，任教现代文学的顾培基老师、雷家仲老师、杨业瑞老师、汪泽树老师，以及给我们讲授毛主席诗词的何承桂老师等等，他们都曾经是我的授业之师，都是我每逢佳节就必然会思念的人。要想在这里将他们的课堂风采、课后人生一一道来，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挂一漏万地略叙临川师的一些往事了。
临川师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西南联大文学系中之清华嫡系，也是闻一多先生嫡传，所以，与临川师朝暮相处的那些年，听临川师回忆西南联大诸先生轶闻趣事，也是我们的一大享受。在临川师回忆的西南联大诸位先师中，如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吴宓、罗膺中等先生留给我们的印象最深，尤其是临川师的恩师闻一多先生，临川师回忆到动情处，有时不禁愀然泣下。在聆听临川师所讲述的闻先生诸事中，有几件事是不能不提的。临川师说，闻先生曾劝他不要写新诗，说写新诗没前途，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可见早先以新诗名扬天下的闻先生后来对于新诗的态度。再一件，是临川师在做毕业论文《孟浩然研究》时，曾到闻先生昆明郊外住地去查资料，在闻先生家一住就是半个月。这在当下，博士生或许也难有如此殊遇，本科生恐怕就更难梦见了。还有一件，是抗战即将结束时，临川师曾考取武汉大学刘永济先生的研究生，闻先生得知信息，劝其不去武汉大学，让其待在重庆，在西南联大北迁途经重庆时带其去清华，但结果却等来闻先生遇难的噩耗，临川师伤心得大哭一场。由此，可见临川师之于闻先生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师生情缘。
秉承闻先生遗教，临川师待学生亦情义深重。我在读研期间，临川师的书房也自然是常去的，临川师的书也是常借的，临川师家里的饭也差不多是每周必蹭的。不仅临川师待我们情同父子，即便师母吴老师也待我们亲如家人，临川师的几位子女，也视我们如亲兄弟。与临川师这种亦师亦友、恩同父子的师生情缘，数十年来，不仅温暖我自己，也温暖着我一家。我1997年由母校调往佛山大学任教时，临川师在写给我的送别诗中有“斯文骨肉亲”之句，这完全是写实的，绝无一星半点的矫情与夸张。
读研期间，我在临川师指导下做了《秦观研究》的毕业论文。记得是1982年6月某日，我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与母校从四川大学请来的一位老先生进行了差不多半上午的答与辩，结果在推荐去四川师范学院（今之四川师大）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时，我被刷掉了。为此，临川师大病一场，住进了“五一医院”。我去医院看望，刚在床沿上坐下，临川师便抓住我的手，哽咽着说：“都是我害了你！”见我大惑不解的样子，临川师解释说:“在毕业论文送审时，我觉得你写得不错，于是建议送给川大的先生，谁知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我除了安慰比我更加难受的恩师，便是满怀的感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因此之故，我的学位授予答辩，是被推迟到1983年才完成的。
在母校读研期间，临川师担任的是《古典名著导读》课程，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自然莫过于唐宋诗词名家名篇的导读。对一些经典之作，讲到动情处，临川师有时便会吟诵。说是吟，但我总觉得那自具声腔特征的“吟”，几乎接近于“唱”了，至少介于“吟”与“唱”之间吧。我聆听临川师吟诵过的唐宋诗词名篇不少，至今还萦绕耳际的，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的《蜀道难》《送孟浩然之广陵》，辛弃疾的《水龙吟》《永遇乐》《摸鱼儿》等等。其中最令我痴迷者，莫过于《春江花月夜》，每当临川师忘我地吟诵之时，不管是在寒冬，还是炎夏，总会让人觉得眼前春光遍地、妩媚迷人，我们也总会在月色花影、流水波光的春之夜的美妙乐章中陶醉流连。多年以后，当我也给我的学生讲授《春江花月夜》之时，也常常会东施效颦地模仿临川师的吟诵，与我的学生一起陶醉，借以缅怀恩师。这，或许也便是“人生代代无穷已”的艺术之美和师生之情的薪火相传吧。
二
师恩难忘，几位为母校的发展卓有贡献的校长，也将永存于我的记忆。这几位校长的事迹，有的是从前辈老师们口中听来的，有的则为自己亲历亲见。
从前辈老师们口中听说最多的，便是苏藜院长。他在前四川师院时期（1952－1956）任副院长，在南充师专时期（1956－1958）任校长，在南充师院时期（1958－1989）任副院长。1978年，苏院长奉调成都，次年任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大）院长。我在1977年进入母校求学时，见过苏院长其人，也听过他一次报告。报告的内容，因其方音较重，当时未完全听懂。其人，很瘦削，但很有精神，戴着眼镜。听老师们说，苏院长很喜欢到普通教师家里串门，也特别喜欢读书，而且是文、史、哲，数、理、化，都读，常常读书到深夜，以至后来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如对比前些年一些“麻将声中耗日月，红灯区内度春宵”的堕落官僚，则何止天壤之间。喜欢读书的人，大抵权力意识比较淡薄。苏院长是老革命，资历很老，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在前四川师院和南充师院担任副职领导长达20余年，这在当今，又是十分罕见的。当苏院长调任成都，任四川师院院长后，却受到任该校党委书记的某领导的排挤，几位老教授如屈守元、汤炳正、王文才等先生曾为之鸣不平，我依稀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民日报》（抑或《光明日报》？）还发表过屈守元等六教授联名为其鸣不平的短文，足见公道自在人心。估计在现在的西华师大或四川师大，可能已经找不到苏藜院长多少痕迹了，但他依旧流传在前辈和我辈的讲述中，这或许就叫做口碑吧。
至于我亲历亲见的母校领导的好，在我看来，其最有才华，最有魄力，最有胆识，最有胸怀，也具有人格魅力者，当为章润瑞院长。我在母校读本科期间（1977－1979），章院长由中共西昌地委副书记任上调来南充师院任职，我曾参加了母校举行的欢迎大会，聆听了他字字铿锵的简短讲话。他后来在母校的发展规划中，曾提出过“教学誉满全川，科研问鼎中原”的愿景。
其实，我与章院长，距离既远又近。说远，是因为在他任院长期间，我仅仅是一名普通学生，后来也仅仅是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而已，与一校之长的领导之间，距离实在太远。说近，是因为我们作为母校办学历史上的第一届研究生，曾得到过章院长的亲切关怀。1979年9月初的入校座谈会，1981年5月的访学汇报会等，他都亲自参加，其殷殷勉励之情，至今犹在心目。毕业之后的几十年，他也一直关注我的发展。
我所记住的章院长的好，在20年前的拙作《好人难忘》中已有回忆，此不再赘述。我在这里要回忆的是，2012年7月的一天，我去省医院探望章院长，与他谈起了当年他治理母校时的雄心宏愿，他不无自豪地说：“‘教学誉满全川’，不早就实现了吗？至于‘科研问鼎中原’，至少胡锦矗算一个嘛，还有你，也算一个嘛！”我表示自己没有胡老师那么大的影响，章院长说:“你不必自谦，你们是母校的首届研究生，尤其是你，又是我亲自拍板留校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你的情况。你的著作入选国家社科成果文库，获省政府一等奖，我都知道，为你感到高兴！”听完老院长的话，我惊愕不已，也愧疚不已。其后，又与老院长谈到关于佘正松校长的话题，他问了我一些母校的情况，感叹再三地说:“假如佘校长真如他们所说要出什么问题，即便他被关进监狱了，我章润瑞拄着拐杖也还要去看他！”我不禁为豪杰惜豪杰的真情感动万分！
行笔至此，就不得不回忆一下为章院长首肯的佘正松校长了。
三
佘校长最早与我是同事。1981年，佘校长从山东大学萧涤非先生门下学成归来，我1982年研究生毕业留校，我们一同在母校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他在硕士阶段从事盛唐边塞诗研究，其读研期间的处女作《九曲之战与高适诗歌中的爱国主义》一文，发表在古代文学界影响最大的刊物《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因而在学界具有了全国性影响。其后，他又连续在《天府新论》《南充师院学报》等刊物发表有关高适边塞诗研究的论文多篇。他的首部论边塞诗的专著《高适研究》，就是以这些论文为基础扩充修订而成的，至于后来有人传言，说《高适研究》是抄袭他的导师萧涤非先生的研究成果，那纯属无稽之谈。稍有学术常识者便知道，《文学遗产》为全国著名权威刊物，即便如《天府新论》《南充师院学报》等，在当时亦具有全国性影响（因八十年代初全国社科类刊物甚少），佘校长高适研究的若干文章发表之时，其导师萧涤非先生尚健在，绝不可能不知，如果佘校长之研究成果真有抄袭之嫌，名望之高如萧先生者绝不至于姑息不责；即便萧先生不责，佘校长同门如林继中（原漳州师院院长）、吴明贤（四川师大教授）等亦绝不至于默不作声；退一万步讲，即便整个萧门都缄口不言，佘校长又岂能一手遮尽山东大学学人耳目乃至天下学人耳目耶？可见此等流言，实不值一驳。
八十年代末，佘校长从中文系副主任起步，历经后四川师范学院（1989~2003）院长助理、副院长，在1996年母校五十周年校庆时，记得他就任院长了。我能回忆亲历亲见的佘校长的事甚多，这里仅略说一二，则大略可见其为人。
1993年暑假天，学校派佘校长（当时任副院长）和我赴京，就申报古典文献学和中文学科教学论两个硕士点做必要的宣传。我们为了替学校省钱，舍不得住宾馆，而挤住在凉山州驻京办事处的简陋屋子里，一床一凳而已。平时三餐，则自己动手。在京期间，我先后拜会了北京大学裘锡圭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李修生先生（时任北京师大古籍所所长），又与佘校长一道拜访了北京大学的安平秋先生（时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先生（时任北师大教育管理学院院长）等专家学者。我们所住的凉山州驻京办事处在崇文区，要去地处海淀区的北大和北师大找人，等于从北京市区的东南角到北京市郊的西北角，几天早出晚归，要将就专家们时间的方便，有时往返一两趟才能见上一人。我和佘校长舍不得花钱打的，全都是挤公交车。记得有一天我们去北大拜访安平秋先生，原约好上午11点左右到，结果因公交车晚点，我们去到北大时已过中午12点，安先生已经下班了，要等到下午2点上班后才能找到人。于是，我和佘校长便饥肠辘辘地在北大校园里的未名湖畔徘徊，当走到湖边斯诺墓碑旁边时，佘校长困倦已极，便靠在斯诺墓碑旁石凳上睡着了。身为教授和校级领导的他，与我一道，舍不得住饭店，舍不得打的，舍不得下馆子，舍不得要个钟点房，现在说来，恐怕已令人难以置信了吧。
北京的宣传活动结束之后，佘校长身体不适，上海之行，便只有我独自前往了。为了给学校省钱，我订了北京飞上海的早班飞机，天不亮就得往机场赶，佘校长一大早起来送我，恰遇北京罕见的狂风暴雨，小巷积水过膝，我俩只好卷起裤腿趟水前行，浑身浇湿如落汤鸡。幸好我的行李箱还防水，到机场后换上衣服登机往上海。在上海期间，我在上海社科院朋友夏咸淳研究员引见下先后拜访了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时任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郭豫适教授（时任华东师大副校长）、以及华东师大教育学系的一位老教授。与在京的宣传方式一样，我向专家们陈述母校的办学历史，介绍母校老师们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并向他们送书，记得有傅平骧老师与胡嗣坤先生合著的《苏舜钦集编年校注》、杨世明老师的《淮海词笺注》、佘校长的《高适研究》、彭华生教授的《语文美育艺术》，以及由牟家宽老师、周子瑜老师、杨世明老师、何承桂老师、何尊沛和我一起合著的《巴蜀艺文五种》等，这些著作，给专家们留下了较好印象。给专家们所送礼品，则一盒茶叶一条领带而已，合起来不到200元钱。如此微不足道之薄礼，专家们往往还推却不受。记得在北京大学裘锡圭先生家拜访时，裘先生便再三推辞，后来还是在带我去他家的袁行霈先生的一位博士的劝说下，裘先生才勉强收下了一盒茶叶，表示领情而已。这就是那一代学人的君子风范!
经过一个暑假的宣传活动，当然主要凭老师们的学术实力，最终，中文系申报的由胡嗣坤研究员领衔的古典文献学和由彭华生教授领衔的中文学科教学论两个硕士点双双获得国家批准。从当年国务院学位委员公布的获批目录上可以看到，古典文献学专业全国仅仅批了母校和郑州大学两个硕士点，这比后来国家批准的博士单位都还要少！因为当时带古字号的传统专业属于压缩对象，一般不增设新点。母校中文系第一个硕士授权点：古典文献学，母校第一个学科教学论硕士点：中文学科教学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获得批准的。其创建之难，真是不堪回首！令人耿耿于怀的是，当年与母校一起获批的郑州大学的古典文献学硕士点，一些学校的学科教学论硕士点，老早就建成博士点了，而母校当年的硕士点，20多年后的今天依旧是硕士点，不能不令人抑郁浩叹！
人所共知的原因，佘校长已经在2013年6月离我们而去，对这其间的是是非非，已经被人有意无意地搅成了一河浑水，但我坚信，经过时间的沉淀，浑浊的岁月河流最终有澄清之日! 我也一直坚信：君子不记小人之恶，小人不记君子之好。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慧眼，岁月清波，总会彻照世事的真相和世人的真面目的。
四
对于母校，真是一言难尽！就像母校的人对于我，恐怕也是一言难尽！我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因为多方面原因，1997年9月我调离母校去佛山大学了，但佘校长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希望我能回母校担负起中文系学科建设的重任。高情难却，我便在2006年底回到了母校，做了5个学期的文学院院长，到2009年4月，时年56岁，学校宣布我任职到点，当年7月，我便从院长职务上退下来做一般教师，至2012年7月再次调离母校。如此留而复去，去而复回，回而再去，究竟为何？名乎？利乎？抑或别有怀抱？说这些，与回忆自己印象中的好人，似乎显得有些离题，但时至今日，又事关母校的发展，就不能不借此机会向母校的师友有个交代，以正视听了。
先说1997年的离母校而去，最深沉的原因，首先是政治方面的。1997年5月，我兼任民盟南充市委副主任，分管参政议政工作，又兼任母校民盟主委，并在当年任民盟四川省委委员，是民盟新一代负责人中很少几位具有教授职称的中青年专家之一。当时南充市民盟罗月华主委兼任南充市副市长，已临近退休，如果对官场热衷，这条路该怎么走，是谁都清楚的事。然而，如果从民主党派的渠道，无论走进政府，还是人大、政协，对于中国政治能起多少实质性作用，也是谁都清楚的事。经过一番思考，我最终选择了离开南充，当然也就只能离开母校。这是其一。其二，我的女儿当时读南充高中重点班，因为课外书籍阅读量大，思想大为超前，与同班同学沟通已较困难，于是大家都觉得她很内向，很少有同学能跟她交流，她自己也感觉很孤独。时当高二，转眼即面临高考，如果继续下去，我担心对她性格的养成是大问题，于是便决定给她换个环境。其三，母校当时拟对我的任职安排（拟让我去图书馆任副馆长），我也感到难以接受。其四，也毋庸讳言，佛山大学老师待遇之高，在广东是出了名的，当然在全国也是很有名的。与内陆高校相比，佛山大学的老师除了国家工资之外，还分别有广东省政府的津贴与佛山市政府的津贴，而且每年发13个月工资，单是省、市津贴两项加起来，即高出国家工资好几倍，这对于我们当时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而言，其吸引力可想而知。在这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之下，我于是在1997年9月申请调离母校，去了佛山大学。
再说2006年底由佛山大学回到母校，不少人以为我是冲着票子（年薪20万）、房子（220平米产权房）、位置（文学院院长）才回到母校的。我不否认，如果母校没有这些条件，我不会再回到母校，但是，我回母校，却又绝不是为着这些条件。如果说是为着什么位置，要过一过官瘾，我1997年就不会选择离开南充。如果说为着票子，佛山大学当时从东南大学新调来的邹采荣校长（现任广州大学校长）为挽留我，曾许诺说：你回西华要干5年才给你100万，你留下来不走，我马上给你200万。如果是为了票子，我会放弃马上就到手的200万，来追求这要干5年才能拿到的100万么? 何况我爱人从佛山大学调回母校，每年还要减少收入5万左右。那么，究竟我为什么要放弃佛大邹校长200万的挽留而回到母校呢？其实，这就是我女儿后来调侃我白操心时说的：“老爸，你真是赚白菜钱，操白粉（指毒品暴利）心啊！”
母校“高薪”聘我，我心里明白，为的是博士点申报，为的是学科建设。而我自己，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思考和打算。说实话，我是出于对中国教育的爱和恨。恨中国教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素质教育，而是人所共知的某种意识的强化教育，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最终会毁了教育，所以我恨。爱中国教育，是因为国民确实很需要教育，而我自己作为其中一份子，应当对它尽一份责任。所以，我当时自不量力，不顾势单力薄，想利用母校文学院那个平台，实践我的教育思想，也就是我任文学院院长期间所推行的以“三会”（会学习、会思考、会表达）、“三有”（有博爱之心、有责任之心、有上进之心）之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为中心的教学大改革，希望首先在文学院教改成功，紧接着让母校借鉴文学院教改经验走出一条师范教育的新路，再进而让母校将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向全国，希望为挽救一塌糊涂的中国教育尽一点绵薄之力！如果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其价值又岂能是200万，甚至200亿所能衡量的呢！这就是为什么既离开母校而又去而复回的真正原因。
至于2012年再次离开母校调往四川师范大学，其原因有三：一则，卸任文学院院长后，我废寝忘食地推行的“三会”、“三有”的人才培养目标已然落空，而我自己对传统的教育理念与模式早已失去信心，如此，便不仅清醒地耽误自己年华，也清醒地误人子弟。二则，自己作为中国散曲研究学科的引领者，眼见母校博士学位授予权一时无望，因此，便难以解决学术承传之大事。三则，即更直接的原因是女儿工作问题。其实我女儿原是佛山大学2005年引进的归国硕士，学校给了她住房，也给了她正式编制，因为我2006年调离了佛山大学，所以佛山大学在2007年便要求我必须将爱人和女儿的人事关系也一起转到西华师大来。因多方面原因，女儿工作最终未能获得解决。这中间说来话长，就此打住吧。总之，一句话，不存在与谁过不去，也不存在受谁的排挤，只怪年龄不饶人，如果再年轻5岁，我和文学院师生一起推行的“三会”、“三有”的教改不至功亏一篑，恐怕一切都不是今天这样了。当然，最终我要感谢母校领导的理解与放行，也要感谢四川师范大学不嫌弃我的老迈，既将我女儿安排到国际教育学院任教，又给了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首席教授的工作平台，使我能在垂暮之年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为中国曲学之发展努力前行，也使我能够为忝列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这个职务负起切实的责任。
五
回忆人的好，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享受。少记人之恶，多记人之好，便常常快乐。那些离我们远去的好人，虽说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或永远年轻，或永远英迈，但毕竟天人悬隔，令人终有哀思。为了寄托这份思念，对于远去的师友和学界精英，只要我认为有所建树者，我一般会作一首【凌波仙】曲，以此作为永久的怀念。阴差阳错，偏偏对于临川师、章院长、佘校长等人却阙如。现有此机会，谨补作【双调·凌波仙】三首于后吧。
怀恩师临川先生
薪传巴蜀育群英，学绍清华有令名，莘莘学子人钦敬。爱青年父子情，善鞭策细润无声。身虽去，德永生，想音容常忆芳馨。
怀章院长润瑞先生
一生英迈有文名，风雅弦歌动果城，德高望重行端正。自离休别赋情，绣岷峨诗寄余生。才学识，韵艺能，想音容名在丹青。
怀佘校长正松先生
一怀豪气可干云，行伍青年苦出身，名师名校学专进。盛唐诗边塞魂，展才情纵论高岑。西华立，功业存，听口碑世道人心。
作了这几首【凌波仙】曲，拙文便应该结束了。其实，我心中装着的好人，岂止这几位，又岂止这些事，其未能叙及者，不知凡几！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所有好人祈祷祝福：愿长逝者天国安息，愿健在者福寿绵长！我也为母校致以良好祝愿：愿母校风清气正，人才辈出，更上层楼！
乙未腊月初八（2016年1月17），于成都市东郊之狮子山麓
后 记
去年岁末，母校筹备70周年校庆者约我写篇回忆校史的文字，我答应了。史者，可鉴古知今，贵在存真也。本着这一目的，我回忆了一些关系到母校发展的陈年旧事，寄出去了。不久，颇得谬赞，但要求做某些修改，我不同意，明确告诉主事者：拙稿，可以不用，但不可以改！于是，拙稿被刊落了。主事者叹惋不已，表示非常遗憾，而我自己，却十分庆幸！因为，这被刊落的结果，远比改头换面地刊出来要好；因为，前者仅仅是被遗弃，但却未损作者自己和历史的尊严，后者却无异于被强奸，一切尊严便荡然无存了。从这个角度说，应当对刊落者心存感激！当然，也更应当向刊出者致谢！
赵义山，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曲学会会长，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