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彬｜重新论高鹗——在铁岭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的讲演

重新论高鹗

——在铁岭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的讲演

胡文彬

今天，我的发言题目是《重新论高鹗》。我之所以在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选择不入世人法眼的题目来谈，是由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决定的。

先谈主观的原因。我因此来铁岭参加会要找一个与铁岭相关的人和事来谈。恰好高鹗也是铁岭人，我们算是老乡。他在北京做过官，我现在也住在北京，恰好又都是“中央机关”属下的。区别只在于他早我200多年。还有，他一直当官，我则是一介寒儒，身份不同而已。但到底是乡亲，有份感情。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写过两篇批评《红楼梦》后40回的文章，当然也就要批评到高老爷子的头上。那两篇文章中明显存在文革大批判的烙印。一是对高鹗和《红楼梦》后40回缺乏真正的独立研究，属于人云亦云一类的文章，没有“原创”价值。二是文章中批判有余，肯定不足，没有一分为二，缺少辩证法。现在从头检阅一遍实在有些惭愧，用今天流行的说法是文化垃圾，所以应该“重新论”。

第三点，从误入红途到现在已有30年了，对世事、对学术，特别是在红学这个是非场、名利场里摸打滚爬了几十年，对所谓红学、红学研究也有了几分认识，也有了几分清醒，学术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过去有错了的，现在既然认识到了就改，知错就改才是好同志嘛！学术是动态的，不断深化，从前错了的，不奇怪，万事都有一个认识过程，连孔夫子都有错的时候，何况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更应该是被允许犯错误，一百次也不算多。当然尽量减少错误，老是作检讨也不好。

客观的原因也有三条：一是，今年是程乙本摆印传世210周年，而这个本子是高鹗应程伟元之邀“襄其役”而完成的，有高鹗的心血在内，纪念程乙本210周年不能不谈高鹗。二是，随着20世纪后半期红学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有关高鹗家世生平的档案材料，相关诗文笔记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2000年高鹗“履历”的发现，2001年《遂宁张氏族谱》的发现，就为我们解决了不少关键性的问题，也可以说这两个发现是重大的事件，使我们的研究从观察、推断，进入到事实的考定阶段。三是，早在1969年，大师级人物林语堂先生就写了一本《平心论高鹗》，从“晴雯的头发”说到《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该说的、该肯定的都“平心”地论了一遍，现在我们虽然是据新发现的材料“再论”，林先生是首论，我们只能排在了“再”字或者是“重”字的地位上了。

古人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改一下，“人生有先后，学问有早晚”。前人打下了基础，给了我们阶梯，那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添瓦垒砖，没有砖瓦就多加上几筐土，把“基础”夯实一些、增高一些，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一代又一代都是如此，这才有了今日之“红学”。我们《重新论高鹗》的目的就是把前人薪火接过来传下去。我不想，也不会抓别人的小辫子，揭什么人的伤疤，当然更不存在学术上的深仇大恨要清算。过去的误判误断有主观原因。回顾历史，这是几代人沿袭下来的，造成假作真时真亦假，积重难返。所以今日之“重新论”的目的就是一洗高鹗的“沉冤”，还他一个清白，给历史一个公道。我想即使如此，高鹗还是高鹗，不会因为得到“平反”就比曹雪芹还伟大，就是清史上的伟大人物了，这绝不可能。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是求真、求实，不能因为高鹗没有曹雪芹伟大就可以随意诬陷，随意贬斥，随意谩骂，随意栽赃，以假乱真，弄假成真。小人物地位虽低，但人格并不卑微，也要清白，活人如此，死人也如此。学术不允许势利，更不许假冒伪劣。我们的责任是来一次普查“甄别”，让九泉之下的高鹗可以冥目。

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在座诸位时贤俊彦。

一、作为清史人物的高鹗

高鹗生于清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十月十七日，即公元1758年11月17日，约卒于嘉庆二十年乙亥，即公元1815年，享年58岁。他字云士，号秋甫，别号兰墅，又署红楼外史，祖籍铁岭。根据《清史稿》、《四朝历科题名碑录》、《国朝御史题名》及数种诗文笔记中的记载，高鹗在清代历史上既不是高官也不是显官，更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或是在国家政治生活、军国大事中起到核心作用，没有巨大贡献可彪炳史册。高鹗33岁以前默默无闻，中进士后著以内阁中书内阁典籍厅典籍、都察院署给事中。嘉庆十四年由内阁侍读考选江南道御史。嘉庆十八年，即他去世的前两年才由掌江南道著以刑科给事中。用现在的话说，他长期做“监察纪委”的工作，级别属于“京城二等官员”，相当于司局长级，连个副部长也没有混上。所以他在《清史稿》上没有正传，名字附在《文苑传》李锴传的后面，同曹寅的待遇一样（附于李锴传之后）。这样一个人物，不要说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清代历史上，也是恒河沙数，数也数不到高鹗头上。特别是在一个崇尚明星的时代，追星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追”高鹗的。因为，他的一生太平淡了，既没有特殊贡献，也缺乏动人心弦的传奇色彩。

然而，历史又常常出人意料，会跟人们开一些小玩笑，令人发出几分感慨。就像曹寅一样，因为新红学的崛起高鹗也竟然和曹寅一起步入现代的水银灯下亮相，成为20世纪百年红学史上一个颇有几分争议的亮点人物。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是否喜欢他，也不论是否定还是肯定，都必须说到他、论到他。记得前几年，有位肖赛先生写了一本《高鹗其人》，最近又有南京作家王永泉写了一本《乾隆与高鹗》，终于让高鹗有了面见“圣上”的机会，也在死后180余年之后享受“哀荣”，风光了一下。 那么，作为清史人物的高鹗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１、铁岭高氏是一个大族，在当地也应该是“诗礼簪缨”的名门望族。从史书中我们可以找到编入镶黄旗汉军队伍中铁岭籍的人数相当多，而高氏一门的人数更是显赫醒目。这里举其要者，如高斌、高秉、高其佩、高其倬、高其位、高树勋，高愿、高玥、高瑛、高芬、高埰、高念曾、高廷枢……等等。高氏一族从龙入关后，多以科考进入仕途。高鹗祖上居官情况俟考，到了高鹗一辈家道一般，但仍然走科举之路。乾隆五十三年中举之后，他有入馆授徒的经历，乾隆六十年中进士之后终于步入官场，终生为国效劳。

２、高鹗为人及学问受到朋友、同年、学生的充分肯定和好评：

徐润第《敦艮斋遗书》中说：“兰墅天才明敏，遇事如锥脱颖，无不了办。”《兰墅文存》题辞中说：“磊落高兰墅”。增龄《月小山房遗稿序》中说高鹗“誉满京华，而家贫官冷，两袖清风，故著作如林，未遑问世。”

３、高鹗居官及其官品，同样受到肯定和好评，有史可证者如下：

居官勤于职守。他由内阁中书补授汉军中书，由内阁典籍厅典籍、都察院署给事中考选江南道御史，由掌江南道升刑科给事中，说明他居官敬业，否则不会屡屡升迁。

注重吏治和人才选拔。他编有《吏治辑要》和《三合吏治辑要》，其选编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吏治。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结合乾隆中后期吏治更加腐败的现实来看方可见其思想、眼光的敏锐。他在《三合吏治辑要》序言中表达的吏治观念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御史道上，他写的《奏禁新疆书吏役满久留折》针对时弊，发表了很重要的见解，就连嘉庆帝看了也予以肯定，硃批：“所奏甚是”。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一记载：嘉庆辛酉（六年，1801）九月京师科场，诗题“百川赴大海”，“闱中罕得解。前十本将进呈，韩城王文端公以通场无知出处为憾。房考高侍读鹗搜遗卷，得定远陈黻卷，亟呈荐，遂得南元。”此事传为科场中的美谈，说明高鹗对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视程度。

综观高鹗历官之史，正如《京察二等官员册》中考语所说：“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年力壮”，结论是“勤职”。这是最全面，也是最公正的评价。

二、作为文人的高鹗

高鹗一生读书向进，育人有方。例如，他把女儿高仪凤培养成一位闺中诗人。高鹗虽然当不上诗词宗师、红学权威，但还是一位不错的读书种子。如果按今日的标准当一个大学教授或者研究员，我看还不至于辱没哪一家的门楣。

１、天资不错，“学缘文史足”。他的朋友、同年、学生说他“天才明敏”、“才如渤泻”、“学邃才雄”，凡在有目，谅皆欣赏。“文章有内心”。又说他“摛藻虽云富，成章独信心”。

２、多情而浪漫，且又锋芒外露。高鹗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有一股“侠气”做人“磊落”光明，他的友人张船山说他“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薛玉堂则说他“口似悬河”、“舌如粲花”，“识比思愈深”。他留下的《砚香词》缠绵绯恻，是一个多情种子。但他不道学，不像一些人，偷了女人，村村都有老丈母娘，还把自己打扮成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倘若说到女人脸也要红一下，以示绝无艳遇。他的诗词，发乎心却不止于情，而是真情坦露，无所隐讳。

３、作为文人，他留下著述不算多，也不能说太少。诸如《砚香词》（《麓存草》共44首）、《兰墅文存》、《兰墅制艺》、《月小山房遗稿》、《抄唐陆鲁望诗册》，那清安《梓里文存》中收其八股制艺，《三合吏治辑要》序文、奏折及《红香馆诗草序》、《操缦堂诗稿序》等散篇零简。

我没有学过八股文的作法，也没有诗词方面的修养，不像有些专家开口就吟，提笔就写，所以看了高鹗的八股文和诗词之后只能产生那么一点皮毛感受而已。我的粗见是：高鹗的八股文写得很到家，有的文章可以入选范文，是真正下过功夫的，而非一般的应考之作。他的词次之，浓艳有余。既没有豪放派的大气，也没有婉约派的飘逸，露和浅是缺点，但感情倒是真挚的。他的诗过于一般，只能列在再次之。但其中一些咏物诗还是写得不错的。在清代的诗词大家面前，他的诗词排不上名家榜，但要同大跃进时代的《民歌选》比起来还是有诗味的。与今日某些权威人士写的诗填的词，那气势不一定赶得上，那用词遣句，音韵格律要求还是满规矩的。

俗话说，“人各有志”，各好一道。高鹗既走上仕途，精于作官，又是那么“勤职”，恐怕他的精力就不在诗词上下工夫了。因此我们不以其诗词高低来论其人格之高低。不以八股文写得好些就说他是一个科举迷，也不因为词写得艳了些，就说他是轻浮下流之人。脱离历史、脱离时代，脱离个人的经历、环境去论人论诗，恐怕都会出现一些偏差，本末倒置，得出错误的结论。

三、作为“红楼外史”的高鹗

高鹗自署“红楼外史”，是因为他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春天受友人程伟元（小泉）之邀，协助程伟元整理刊印百廿回本《红楼梦》的缘故。他在程甲本卷首程伟元序文之后，也写了一篇序文，说明他参加整理《红楼梦》的经过。《序》云：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向从友人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且曰：“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将付剞劂，公同好。子闲且惫矣，盍分任之？”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工既竣，并识端末，以告阅者。时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铁岭高鹗叙并书。

这篇序写得言简意赅，明明白白。

１、程伟元邀他“分任之”，时间是乾隆五十六年春天。

２、在程伟元邀请他之前，他只读过“无全璧”、“无定本”的《红楼梦》。此年高鹗33岁，约20余岁听说《红楼梦》，借阅过《红楼梦》。但到程伟元以“全书见示”时，他才以“波斯奴见宝为幸”，说明他在此之前没有见过“全书”。

３、“遂襄其役”，说明程伟元是主人，高鹗是被请来“协助”工作的；“分任之”，是说全部书的整理他只“分”到一部分，而非“全书”。根据张问陶《赠高兰墅同年》诗注中所说“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说明高鹗当时所“分”的任务是负责后40回的“补遗订讹”。“补”意十分明白，既不是“续”也不是“作”，与《西游补》、《补红楼梦》、《红楼梦补》的“补”字意义完全不同。因为已有全书而“分任之”，且程伟元《序》中写明“乃同友人细加釐剔，裁长补短，抄成全部”。

乾隆五十七年（1792），程甲本问世50余天以后，程伟元、高鹗在甲本上又做了一修订，并再次刊印，是为程乙本。与程甲本对照，此次修改字数竟有21506字之多，移动的字还不在内。据汪原放的统计，前80回改去1537字，后40回改去5967字。全部修改工作完成以后，程伟元与高鹗于“壬子花朝后一日”写了一篇《红楼梦引言》，共列七条修改理由说明:

⑴“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人也。”

⑵“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为釐定，且不欲掩其本来面目也。”

尽管高鹗是“襄其役”，但他在完成两次整理之后，仍然是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回家写下了《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诗云：

老去风情减首年，万花丛里日高眠。

昨宵偶抱嫦娥月，悟得光明自在禅。

是年高鹗仅34岁。诗中“老去”云云，如同“白发三千丈”一样，不过是一种夸大的形容词，何必作认真看！

高鹗是一个“口若悬河”、“舌若粲花”的人，后来他可能把自己这一段“襄其役”的事告诉了同年张问陶，甚至还可能讲过他所“分任”的是整理后40回《红楼梦》，其中还有他增损的文字，云云。故张问陶赠诗中才有此小注。张氏的注本是实录其事，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注中一个“补”字惹出了大麻烦，就像他另一首诗中的诗题夹注“妹适汉军高氏”被后人窜改成“汉军高鹗”一样，“补”字被篡改成“续”、“作”，一字之改，差之千里，百余年来都难于澄清。

改“补”为“续”、为“作”的始作俑者是有点小名气的震钧。他在《天咫偶闻》卷三中记下自己的“偶闻”，云：

张船山有妹嫁汉军兰野（墅）鹗，以抑郁而卒，见船山诗集。按兰野（墅），乾隆乙卯玉殿传胪，亦有诗才。世行小说《红楼梦》一书，即兰野所为。余尝见其书诗册，有印曰“红楼外史”，则其人放宕之士矣。兰野能诗，而船山集中绝少唱和，可知其妹饮恨而终也。

四川《遂宁张氏族谱》的发现，证明汉军高氏是高扬曾而非高鹗。害死张筠的“凶手”是高扬曾，冤假错案应予平反。震钧之后恩华、杨恩寿、杨锺羲、李葆恂、李放等人的笔记中记载都是照抄震钧之“偶闻”，可谓以讹传讹，谬种流传而已。

本来十分显明的错误，为什么却能让一些“大师”级人物相信，并亦步亦趋地如是说呢？其实也不难解理。说穿了“大师”也是爹妈养的人，智商大多也在100左右，绝不会超过120，如超过了，他们就要去搞数学了，也不会低于80，不然连经商的资格也没有了。记住了这一点，你才有胆量、有勇气向“大师”说一句——你们的话我也可以不全信，我也敢怀疑。否则一听“大师”的名字就被吓住了，学术何以前进？其二，“大师”之名少数是作出来，有的是被官家封的，出于某种需要；有的是他们的门生叫出来的。当初他们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大师”。且有人一旦升格为“大师”以后，那精神世界就忙碌起来，应酬也多起来了——早上登报，晚上电视台请！还要顾那“大师”的名头，所以常常难以去深思熟虑。例如以大师胡适的眼光看不出“高氏”不能等同“高鹗”这样的小问题吗？看不出“偶闻”所说的诸多纰漏？不能。胡适的聪明何人敢不承认？问题他已先入为主了，不愿正视那“高氏”到底是谁。因为既然认定后40回是伪作，总得找一个“债主”，不是“高氏”——高鹗，还得去找李氏、王氏，太麻烦。况且又认定张问陶是高氏的“大舅子”，那可信度高，没有人能顶得上《赠高兰墅同年》诗注有说服力了。

至于说到震钧以后的人也人云亦云，除了前述的理由以外，他们还受了阶级斗争的教育，阶级斗争的弦要紧绷。特别是经过文革的“洗礼”之后，想到的只能是“先打倒了再说”，将来真相大白之日，他们还是有理由为自己辩护的，他们马上掉头来说“本来我早已看来了，但因为左比右好，这点常识你们都不懂吗？看来你们后生小子也是太沉不住气。”这些人是常有理，不必辩，辩多了瞎耽误工夫。还有个别人明知己错，但要咬着牙错下去，不然他的理论体系就要塌了一角，谁当女娲来“补”他那体系的“天”呢？事关权威的颜面，能拖两天绝不拖一天，两眼一闭，那里还管得着他身后别人说什么呢！

我的结论：⑴高鹗既没有“续”、“作”《红楼梦》后40回，也没有那种艳福娶一个张筠来作小老婆；⑵高鹗修补了后40回，至于好坏那是“原作”问题，要找毛病去找原作去者；⑶高鹗抽空帮了程伟元的忙，将《红楼梦》刊印出来，让大家买到《红楼梦》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是功德的事。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喜不喜欢是你自己的看法，别人喜欢读那是别人的权力，谁也不能剥夺。至于研究、评论，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谁高明与否，既不能自己评定，也不能让别人听命于己。阮元说的好，“学术论升降焉，要在百年之后。”也就是说，你是真理，后人会肯定的，怕什么呢？世间尽管有阿斗，但绝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阿斗！

我看这一类语言，都属于暴力语言，都是中了封建集权的毒太深的缘故。今天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不是谁家的“包衣”，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搞什么研究，有职责上的原因，也有兴趣上的原因，还有生存环境的约束，所以不能强求别人按自己指挥棒转。说到水平高低，算几流的问题，我看中国几千年真正名符其实的大师也没出几个，大师有的在，有的过世了，过世了地球还照样转，可能转的也不慢。倘没有了“低”的，那里又显出你的高来呢！世界上的事大多是由低向高，生下来就是巨人的人是不存在的，在摇篮里都差不多，大家都光着屁股，吃妈妈的奶水。明乎此，就不要依老卖老，忘记自己也曾呀呀学语过。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今日之世界是互相依赖，学术也需要互相依赖，否则学术的生态也会出现异变，失去平衡。所以我认为大家不必惧怕什么人来说研究高鹗是“低水平”，也不必去计较我们是几流的红学，要学习《水浒传》，“该研究就研究”，“能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有了成果，有了成绩，就是贡献，谁也抹不掉，消灭不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谢谢主席给我发言的机会。机会难得，不免说多了，可能还有错误之处，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胡先生精彩的发言。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举手发问。

问：胡先生您好！听了您刚才的发言很受启发。例如，长期以来一些知名的红学大家一直认为张问陶的妹妹嫁给的“汉军高氏”就是高鹗，并以此来贬低高鹗的人格。您在发言中列举了《遂宁张氏家谱》中的记载，确认“汉军高氏”是高扬曾而非高鹗。但以我的观察，一些专家似乎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环顾左右而言他。请问：您对这种学术现象怎么看？

胡：对“汉军髙氏”究竟是谁的问题，早己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怀疑。记得有人撰文提出了质疑，或许因为“人微言轻”，这篇“质疑”文章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其后，四川蓬溪县的胡传淮先生在研究张问陶家世过程中发现了《遂宁张氏家谱》上的记载。我在接到传淮同志的文章后，为了核实“家谱”的真实性，专程赴南京大学图书馆。在曹学专家吴新雷教授的帮助下亲自翻阅这部“家谱”，并承馆方的俯允复印了相关的部分，并将书影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除此之外，四川学者也撰文发表，论证《遂宁张氏家谱》发现的重要价值。我想一些把“汉军高氏”定为高鹗的专家是应该看到和听到的，他们之所以置之不理、不敢公开检讨，主要是怕伤了自己专家的颜面。当然，这个发现确实对他们构建的“理论”体系是致命一击，可能愈说愈糊涂，所以只好装聋作哑。我估计胡适先生要是活到今天的话，他极可能撰文表示仟悔，因为他有知错即改的气度。我个人认为，学术研究中一定坚持：考证要诚实，评论要力求公正。心存私念，指鹿为马，那是伪学术。谢谢您的提问。

问：胡先生，我从你的发言中感到你对《红楼梦》后40回为“高鹗续书”说有所保留。你能否告诉大家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吗？

胡：首先感谢你认真听了我的发言，并提出这个较为敏感的问题。我—直认为《红楼梦》成书的研究，应该把后40回在艺术上的优劣与后40 回是谁所作（即著作权）的问题区分开来研究。我不大同意一些人把前80 回说得那么完美无憾，把后40回说得一无可取，甚至恨不得把它扔到垃圾堆再踏上几脚。这种态度看起来很“革命”，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那是一种灾难，是对真正学术的一种践踏，实不足取。据我有限的知识看，中国古代文学流传下来的作品中，一首诗前几句写得不错，后几句写得差强人意者有之；一部戏中有几场很叫座，也有几场被喝了倒彩。那林林总总的通俗小说乃至文言名著中，也不乏前优后劣的现象。创作中的这种现象中国有，外国作品中也有，毫不奇怪。例如，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前半部写得相当有吸引力，……后半部写的不好似很不相称。不但描写简略，无生活气息，而且还有些概念化。”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屠格涅夫所写的《春潮》的“后半部却令人读之不快”（见何其芳日记）。事实证明，古今中外作家的作品中出现“不一致”并非是绝对不可能、不可理解。因此，我认为讨论《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究系何人，不能只依靠一种简单的“对比”来下结论。艺术上优劣是一回事，其作者是谁又是一回事，二者之间不是一种绝对的“因果”关系。准乎此，我认为目前一些专家认定后40 回就是高鹗所续，这个结论是值得再思考的。在此我还要指出一点，即一些“高鹗续书”说的研究者大多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考察，而没有认真去研究高鹗的家世、个人经历和学识才华。如果要真正研究后40回的著者是不是高鹗，不仅要研究文本，而且绝不能放弃对高鹗本人经历、才学识的深入研究，舍此则无法令人信服！私见如此，聊供你参考。

问：胡老师你好！在阅读《红楼梦》中我发现其中有些语言就是现在还流传在我们铁岭地区的语言，这种语言现象是否与作者的祖籍有关系？ 你个人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胡：首先我要坦白地告诉你：我对《红楼梦》中是否有铁岭地区的语言，确实没有研究过。记得80年代初有一位华裔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红楼梦》中确实存在东北方言，辽阳市学者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红楼梦》中的语言构成非常复杂，有江南语言，也有北京地区的语言，还有明显的满族语（例如“克什”）、蒙古语（例如 “胡同”），甚至还写到了外国话（例如“温都里纳”、“汪恰”等）。我们知道，1644年清王朝定鼎北京时，八旗军队携家带口也随之住进了北京城。从那时到《红楼梦》诞生已历百年时间，东北话，特别是盛京（沈阳）语言融进北京语言之中，这已是一个常识。所以，我认为在《红楼梦》中找到“飘一眼”、“下作黄子”、“亲香亲香” 一类的东北方言应该是不奇怪的。 适当运用方言来辨识作者的祖籍，乃至作品的创作时间，都不失为一种新视角，但依我个人的观察，这种研究一定要注意到语言的流动性，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语言的结构形式和音韵上的区别，否则极容易作出事与愿违的 判断。我想，曹雪芹的祖籍是否是铁岭，仅从小说中的某些方言在哪里是难以说明问题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各地区以文化搭台给经济唱戏，忽喇喇一股风儿地抢死人、拉活人来壮威，结果陷入无谓的争论泥淖之中，这对真正地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并不是一种聪明的办法。学术应该是严肃的，祖籍之争应以事实为根据，用民间的话来说“强扭的瓜不甜”。这才是真正对名人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问：胡先生，在你看来，高鹗在中国红学史上的贡献究竟应该作出怎样的评价呢？

胡：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鹗应程伟元之邀参与整理《红楼梦》。这是他第一次读到《红楼梦》后40回，以“波斯奴见宝为幸” 一句记下他当时的感受。经过近一年多的时间，与程伟元共同完成了第一版活字摆印本的出版，今称程甲本者。数月之后，他们再次出版了第二版，并以二人名义写了一篇《引言》，今人称程乙本者。在当时的条件下，将为数不多的抄本搜集起来，并加以初步整理后付梓问世，这对当时和后世的读者来说都是一件功德事，绝不应该以个人的好恶而抹杀其功，淹没其名。其次，正是由于程高的整理和出版，使《红楼梦》出现了第一次阅读高潮——当时京城士大夫家置一部，出现家弦户诵、妇孺皆知的阅读景况。程乙本问世第二年（1793），印本《红楼梦》远渡日本，揭开了《红楼梦》流传国外历史的第一页。至于在此之后出现的续书热，评点热、绘画热、戏曲说唱更是史不绝书。事实说明，印本的出现不仅扩大了《红楼梦》的阅读面，而且有了后来的“红学”一词的出现。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红楼梦》程甲本、程乙本所作出的贡献都应该得到高度的评价和肯定。以我个人的观点，在以往的二百年间，红学研究中恰恰对这一重大贡献认识不足，研究缺乏，评价还不够高，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铁岭是高鹗的故乡，相信铁岭市广大学人会更加珍视高鹗带给大家这份文化资源，将高鹗与《红楼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高水平。这就是我的评价和殷切地期待！

再次感谢大家给了我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谢谢！

2002年9月6日

（原载胡文彬著《红楼长短论》卷五“梦边春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