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那未写的部分

读书的方法有许多种，而善于“读”一部书、一篇文章未写出来的部分——依立意或者依逻辑应有的，是理解作者意图、书（文章）的主题的一个重要方法。

我们读书，常常发现一部书、一篇文章有应该写而未写出来的东西，这可以分两种情况，或者是作者有意不写，或者是作者“无意（没有想到）”去写。

作者作文，本是要表达思想、抒写胸怀，却又有不能写、不愿写的内容。这可能是出于“忌讳”。又尤以政法多苛的年代为甚。就如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当时人作文，多求隐约曲折。何以玄学会有“言不尽意”的争论，这既是哲学命题，实在也是政治氛围使然。注《庄子》的向秀作《思旧赋》，追念亡友，却只有百十来字，真真是字有穷而意未尽。正如也曾写作纪念亡友文章的鲁迅先生所言：“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了。”鲁迅先生说他“懂了”，根本在于他的文章中也处处透露了有隐晦不能写的内容。

当然，有意不写也可能是出于作者的“偏见”——作者以自己的见识，要突出某些方面，就会有意识忽略另外的某些方面。比如说，很多人把《三国演义》当历史来看，会看到三国是一个尚权谋以势力论大小的时代。如此，又怎么还会想到，当时还是一个文化特别是文艺繁荣的时代？推想，作者以这种笔法来描绘历史，大概是借此表达对学术、道统的反动。作者所出生的元代是理学开始兴旺的时代，理学家们有什么本事？他们的一大本领就是坐而论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中国的主流价值思想，儒、道两家都强调“无所为而为”。于是，《三国演义》的作者隐去了“文事”，让耍笔杆子的人拿起了枪杆子、刀把子。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不到曹丕、曹植的文采风流，书法家钟繇也只是以战将的面目出现。而玄学家何晏以佞臣、夏侯玄以忠臣见杀。皆不提及他们的学术创作。

另外，意识形态的分裂，也会造成“歪写”或者不写。

至于作者没有想到去写的，情形更为复杂。一种情形是，作者忽视的，很可能反映的是文章理论上的矛盾。如，我们读儒家经典《论语》《孟子》。按说儒家重家庭、重伦理，《大学》中说，学者在“修身、齐家”之后才有资格去“治国、平天下”，可是，《论语》《孟子》中，孔子的家庭在哪里？孟子的家庭又在哪里？《论语》中还提到了孔子的儿子、女婿、侄女婿，或者三言两语，或者一笔带过，我们不知道孔子和儿女们的情感如何，更无法了解他的夫妻生活。而《孟子》一书，给我们的形象是一个一心只想着救天下于危难的老夫子，似乎孟子根本就不把家庭放在心上。这不免让后人特别是受过现代理论洗礼过的读书人怀疑孔孟理论的普适性。作为圣人，自己的家庭都不去照顾，却汲汲于照顾天下，从儒家逻辑说，这是不“齐家”就去“治国、平天下”。

另一种情况是，作者没有写的，很可能反映了作者特别是作者所处文化氛围中理论的局限性。就如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资料是“二十四史”。但是，如果我们仅凭“二十四史”去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社会，那只会得到极为片面的印象。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科分类、学术研究的理论有片面性，中国文化没有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涵盖人类社会的学术理论体系。例如，我们在“二十四史”中几乎看不到老百姓的影子，也无法清楚地了解古人是如何“过”生活的。至于社会结构如何、政治的日常细节如何操作、中华帝国之外的民族如何生活，等等，全都付之阙如。这些问题，并非中国人没有能力去认识，去处理，主要在于中国文化对这些问题不关心。读中国古书，如果不能去体会古书的“书写”方式，那么，我们或者看到的只是中国文化的妙，或者只会看到中国文化的缺失，难以做到“同情之了解”。（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