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大众
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中国民众的社会心态，也就是社会学家说的“社会性格”，还有消费者偏好和决策的形成，都在发生一些一下子说不清但是根本的变化。手忙脚乱中，商业在用九零后、Z世代、断舍离这样的归类，尝试抓住正在发生的趋势。但这些变化，并不是用年龄、经济、政策这样的因素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时代的民族性？要理解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定义时代开始。
在过去一万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人类最竭尽全力试图解决的，一直是生存和经济问题。
那么，当人的基本生存已经越来越不成问题，经济上已经没有原来那么要死要活，如果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富足的时代，就像中国的当下，人的生活、思考、情感取向会如何变化？人会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人会不会变得更加自由独立，更加有思想、有情趣？因为有时间去探寻，他们的感情和体验会不会更加深刻？
凯恩斯的预判
有很多人已经想过类似的问题。1930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写过一篇《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of our grandchildren）。在那个美国经济刚踏入大萧条的当口，他准确地判断说，我们既不应该因为觉得无能为力而悲观，也不应该因为害怕未知而扼杀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可能性。
然后他话锋一转，畅想孙辈长大了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他相信，那是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经济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虽然还有人负责解决经济问题，但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已经足够。那时候，是那些用心把生活当作艺术去探索去体验的人，在决定未来的方向。在凯恩斯看来，物质世界的丰裕意味着精神世界更多的自由和提升。难道不应该如此吗？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今年4月加拿大通过了“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以后每年会给每个家庭发放不低于2.4万美元的资金，以保证基本生存权。从经济的角度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方向，就是凯恩斯说的意思。
关键是，经济生活情况提高了，人的情感、思想、生活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凯恩斯的预测对吗？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诊断
凯恩斯写完那篇文章20年之后，在1950年，美国几位社会学家（Riesman，Glazer，和Denney）写了一本石破天惊的书，叫《孤独的大众》（The Lonely Crowd），再次尝试回答那些问题。这是上世纪社会学家写过的最畅销的书，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曼的《市场和自由》，以及穆瑞的《失势：美国社会政策，1950-1980》一起，并列归为上世纪对美国社会心智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孤独的大众》
二战后的美国，告别了大萧条，经济复苏很快，城镇化欣欣向荣，消费主导，并且消费升级。一切看起来很好，但骨子里，整个社会却正在经历技术、文化和心理的巨大冲击，人处在动荡不安的情绪里。《孤独》这本书，就是社会学家对当时社会变迁的诠释。
是不是听起来分外熟悉？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本书的主要观点，顺便把问题也回答了。
《孤独》一书通过研究发现，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大概遵循一个S型：最底下的平线，对应的是农耕时代，人口增长很慢。但这是一个高生育、高死亡的时代。因为死亡率高，寿命短，如果生育率低，人口会很快萎缩。一个妇女生很多孩子，是常态。在数千年农耕岁月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制于土地和资源的限制，这是后来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推断的人口悲观论的典型场景。
然后是“S”往上延伸，人口高增长，对应的是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科学知识积累，死亡率显著下降，但出生率并没有，所以人口增长快。再往后，又到了“S”的上平线，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甚至负增长，但原因和原来的下平线完全不同。这一次，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人已经不愿意像原来一样生孩子了。第三个阶段，可以叫富足阶段，也可以叫大众消费阶段。三个阶段人口增长的差异告诉我们，在宏观层面，生育率是一个经济能力现象，也是一个社会心理现象，很难人为调控。
回到今天讨论的主要问题，在农耕、工业和富足三个阶段，人的生活、情感、思想状态，有哪些不同？
在农耕时代，因为人应对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生命苦短，世界就像是一个充满不定性的神秘空间，所以人的主要态度，是对未知的敬畏，对传统和规则的服从，对神的崇拜，反过来很少想到创新，想到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世界。
到了工业革命阶段，虽然世界仍然充满了不定性，但是人已经广泛尝试通过创新改变世界的力量，这时候的人类，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深思和自信，挑战世界的勇气。这是一个内心动力驱动思想的阶段。人类思想最丰富的时期，一个是在公元前数百年在欧洲和亚洲都发生的主要哲学思潮，一个就是工业革命时期。在这个阶段，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很多根本性的思想，都在改变我们如何理解世界。
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趋势应该随着技术和经济的进步而加强。但这恰恰是《孤独》这本书最重要的不同发现：1950年代的美国，已经进入了产品丰富，生活富足，大众消费的阶段。这时候，社会展现出来的最明显的特征，不是腾出时间来改变生活方式，追求深刻的东西，不是挖掘内心深处，而是通过可比群体的认同，或者说攀比，决定生活方式的品味。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工业时代的“内心驱动”到富足时代的“同伴认同驱动”。人最重要的诉求，不再是英雄主义，不是被尊重，而是被爱，被群体认同。一方面，这是因为生活的富足，使得年轻一代在失去经济学家熊彼特描述“创新型破坏”中的奋斗动力。另一方面，城镇化也让群体交往和协同达到从未有过的密度。如果曾经有荒原狼，那么富足时代的人，更像一群一群的羊。
从“服从权威”到“群体表达”。“羊村部落”的形成并不意味着顺从；相反，他们会背离原来的服从体系。如果说农耕时代的社会性格是服从权威，工业时代的社会性格是崇拜英雄，那么富足时代的年轻人，更在意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并不特别在意自己的观点是否深刻。这种根本的改变，在“前浪”和“后浪”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英雄和权威都不再“酷”。没有意识到这个社会心态的改变，前浪很容易被后浪抛弃。倒过来，后浪在反叛权威的时候，并不自知，因为没有经历过前浪。
同伴对比交流和大众传媒，成为影响心智最重要的方式。不再认同权威，不再苦读经典，而是同伴互相对比交流，同时电视、收音机这样的大众媒体，通过和不同群落对话，深刻塑造着大众的价值观。人类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如此关注周围看法的环境中。用《孤独》的话来说，人的注意力，从内心的陀螺仪，变成了时刻扫描世界的雷达。另外，对群体的认同，往往表现在群体内部的价值观的一致，以及对群体外部的反叛和不宽容。
如何理解中国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