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弦，现居南京，供职于《扬子江诗刊》。出版诗集《沙漏》《空楼梯》、散文集《菜蔬小语》《永远无法返乡的人》等。曾获《诗刊》《十月》《作品》《芳草》等杂志年度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徐志摩诗歌奖、柔刚诗歌奖、腾讯书院文学奖、花地文学榜年度诗人奖等。
看看这卧炉，这熏球，这斗、筒、插、盆、箸、铲、勺、囊，
刘波：小长诗写作的情感与逻辑
——以胡弦的《葱茏》《蝴蝶》《沉香》为中心
关于长诗，我们如何去认同它的合法性？和短诗相比，它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其实对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仍然是模糊的，也很难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定位。这就是有些诗人热衷于写长诗，但大众读者也许并不感兴趣的原因。因此，当下的长诗写作针对的更多是专业读者——诗人和批评家——也许只有他们才能在认同中真正理解诗人们何以要挑战诗的容量。长诗写作，其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个自我折磨的过程，它并不完全在于如何把握长度，而很大程度上是对一种精神拓展和情感逻辑的考验。长诗不仅要具备所有短诗的元素，它还必须注重连贯性，否则，它可能会因为杂乱而成为一堆碎片的糅合。一直以来，胡弦的短诗流畅、生动，在陌生化的修辞和异质性诗意的营造上颇见功力，这不完全是依靠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境界，它体现在对生活之美的综合建构能力。尤其是对日常经验的创造性转换，在他的短诗书写中更具张力，这也是胡弦诗歌的魅力所在。那么，长诗在胡弦笔下是一种怎样的现实？长诗写作如何再像短诗那样仅仅依赖抒情，是否会遭遇困境？如何让抒情能在一个长度内保持持续性和完整性？那一股力量会不会因为某个词语使用不当而中断？它是否能够以纯粹的想象来完成充分的话语实践，并推进诗的逻辑和节奏？这些问题都不是务虚的，它们是诗人在当下写作中必然会面临的实践性难题。也就是说，长诗可能无法在纯粹的抒情中抵达一个完美的结局，它更多时候还需要依靠隐秘的叙事来保证某种流畅性。也许胡弦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将自己的尝试命名为小长诗，是有道理的。他在几部小长诗中，真正力图完善另一个写作着的自我，比如他都是围绕一个意象在用力，即便发散出去，也能从容收束，不至于因主题过大展开之后无法收回来，导致虎头蛇尾。在《葱茏》中，他以树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亦实亦虚，虚实结合，将一场对自然、生活与世界之关系的阐释戏慢慢推进，虽然中间也会有内在的叙事性，但这种叙事性只是作为方法，支撑或引领着“树的生长”。胡弦曾写过《树》《树林》等相关短诗，我且将《葱茏》这首小长诗当作关于树之成长主题的延续，每一节都有其自身的形式架构，它们紧紧围绕着树这一主题而展开想象，那些看似旁逸斜出的罗列，还有某种情绪的累积和叠加，都是在葱茏生长的树身上得以被安放，而诗人在庄重的气氛和自我反省的立场里，也将某种幽暗意识渗透字里行间，让诗在整体上富于人文情怀。在《葱茏》中，技艺和形式都内化在了对树木的历史、现实与各种修辞的交织中，包括象征、隐喻等手法的运用，也是试图在恢复我们日渐丧失的历史感。我想，以此来辨识胡弦的小长诗，确实有些相对醒目的标志，他在林木、树林和喧嚣生活的博弈中，重新发现了时空维度对我们所构成的影响，这种影响取决于移情的力量。写作主体的意识随着树的身份变化而移步换景，即在什么样的空间里，树与他者的关系就会形成何种景观，当然，这样的景观也可能是诗人在常态背景下对世界作出的心灵回应，“对林木的热爱，/最后，停留在对一根枝条的理解中。”回应里暗含着抽象与具体的对比，这其实也在召唤着树的生长史和个体的原创力形成一种同构，如此看来，这种风景的再现，也可能折射出了诗人发现自我内心的过程。“树怎样生长？一直是个秘密。/树的上方，宁静也在生长，这契合了/树对自身的要求，还是天空的需要？/也许这正是身体的本真：有空缺，又被呼应充满，/当它快乐，它就摇晃，以期/让快乐知道自己为何物。”在这种辩证的理解中，树作为内心的风景，其实在诗歌中也呈现为一种现代性“装置”，它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里，会指涉不同的价值体系。胡弦笔下的林木的确就是关联多个领域的景观，每一种景观都对应着一种现实，他在相对节制的情感书写中，以树为旨归，打通了历史、时代、真相与被遮蔽的真理之间的通道，既模糊又清晰，既生动又宁静，这也许就是胡弦想要达到的效果。“树多得像恒河的细沙，命运又何尝不是？但一棵树/不会玩味我们的命运，并自鸣得意于对它的感受。”最后，诗人道出了真相：树和命运的关系，它的结局也无法预测，可能被悬置在了幻影里，似有一种隐隐的虚无感。小长诗在细节上是准确的，但在整体上可能又是混沌的，诗人此一策略的运用，也是对以前过于“实”的某些叙事诗歌写作的反拨，在表达上倾注着一种冒险的经验。一方面，诗歌在整体上趋于潜在的流动性，依靠那带着飞翔之感的美学诉求，突破了具体的边界，以创新修辞和历史感赋予了诗歌深层的冥想性。另一方面，诗人在多种记忆的合成里，文本自身也传达出了沉思的内在品质，既内倾于历史性，也不乏纵深感。由葱茏所形容的林木，既是被书写的对象，也是诗意得以确立的参照，即互为一种衡量的尺度。就《葱茏》而言，胡弦打破了一种惯常思维，对于林木有着文化和历史的重构，虽然不乏玄思色彩，但他在每一小节中进入的角度都很独特，这样也能从形式上避免重复。诗人不仅能在修辞的意义上立体地呈现林木的形象，也能在更高的美学层面切入其精神内核。“按照树的方式进入另外的思绪。”也许“另外的思维”可以形塑一种新的美学伦理，当然，诗人这样全面的书写并非要征服对树的认知，在此，他和树木本身也构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树的形象建构是在纯粹的虚构中完成的吗？也未尽然，诗人通过观察、领悟和感知将树拓展到了思想领域，因此，小长诗写作本身就有了它的自足性和向内的生产性。相对来说，《蝴蝶》是一首诉诸微观考察的诗，我们可能更容易进入，随着诗的内在节奏阅读，也可以轻松获得自己的体验。然而，在个人体验中，蝴蝶的形象建构因不断延伸的动态感和神秘性，其意蕴也相应地显得更为丰富。《葱茏》中那种对树和森林沉重的生命感悟，和《蝴蝶》里对这种看似轻盈之物的“重新发现和命名”，恰恰是通向更高书写形态的两个维度。而《沉香》更内敛一些，它接近《葱茏》，又恢复了一种整体视角，力求抵达人和物之间细微深沉的对话性。诗人最大程度地取消了对这些物事的概念化图解，而试着还原它们的本体及其“周边”现实的可能性，并重新给予它们以能动性和启示性。当然，这不是要简化其内在的价值，相反，胡弦一向很警惕简单地处理经验，他在不断的强调和表现中力求深度接近世界的真相。这样一种复合型演绎，属于真正对词与物的“戏剧化”实践。诗人就是在词与物的意义上，以相对开放的表达建构了一种探索性写作的秩序。在移情和相互感应的氛围里，林木、蝴蝶和沉香都发出了各自最秘密的声音，它们与写作主体形成互动，而主体的修辞投射，最终又构成了对它们的注释。基于中年写作里无可规避的问题意识，诗人这种带有“知识考古学”色彩的话语创造，我觉得是今后小长诗写作的一个方向，同时它也是难度写作的体现。虽然胡弦在现代性写作里也渗透了古典意绪，但他追求的还是自由表达所体现的差异性。而那种自由的方式，不是放纵，而是在陈述和描绘中带着审视的意味，所以有一种普遍的沉重。诗人以更精准理性的方式，却构筑了一个陌生化的世界，这种效果也许不是刻意的，但实际上当我们置身于更复杂的语境时，那些鲜活的形象就被立体化了。胡弦的小长诗更接近“秘响旁通”的诗意，由一点生发出诸多的面向，如同并没有什么逻辑关联的梦境，能毫无违和感地并置于同一想象力时空中。他从单一的抽象抒情转到了对诗的本体建构，尤其是整合了记忆与现实的各种形态后，也由此改变了我们进入诗歌的常规路径，并激活了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对平淡物事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利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对这些物事的源头作了哲思性追溯，且将其分解为多层面的心理“改造”，在对话的语境中见证更为精彩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