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前的“驴象之争”

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让王安石、苏轼、司马光以及北宋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事:形成了革新派保守派党政。

以至于从南宋到清末的700多年间，学术界和政界对王安石变法大多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北宋亡国归罪于王安石变法。到清末民国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派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先进性，进而积极研究、赞扬王安石变法。梁启超的重新评价与高度赞赏，不仅在学术界产生广泛而长久的影响，而且在政界也有重要影响。这才使王安石变法逐渐偏向肯定的态度。

持续十五年的王安石变法中，宋神宗一直是支持变法的，但是宋神宗一死，朝中掌权的高太后把新党全部撵下台，把旧党司马光给请回来。高太后这一死，宋哲宗亲政，子承父业，宋哲宗又旧党赶下台，把新党再召回朝廷。可是宋哲宗干了也没几年又死了，掌权的是宋神宗的老婆向太后，她特别烦这新党。好，新党再扒拉下去，又把旧党召回朝廷。向太后她当太后，垂帘听政也没有几年，等她再下去，这时候谁亲政啊？宋神宗的第二个儿子，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君皇帝宋徽宗亲政。那我还得向着我爹，对吧？又是搞宋神宗那一套，旧党再下去，新党再上来，等等。
    那你说整个北宋的政治成了什么？就是翻烧饼，这边烤糊了翻一面接着烤，就是个折腾。那你可能会说，这个新党上台它也得搞改革吧，是不是王安石的那些政策又开始被推行啊？民间骚然。这个时候新党和旧党其实只是两个政治符号而已了，没有什么真实的改革措施了，互相就是指鼻子骂，你是小人，我是君子，你得滚，我得来，所有的朝廷的政治就变成了一个党争形的政治。
   那在宋徽宗年间，这个党争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宋徽宗的年号是崇宁。崇宁啥意思啊？我要崇拜熙宁年间我老爹宋神宗干的那些事，那这个宋徽宗搞了一件事情，就是刻了一副叫元祐党人碑。旧党上台，都是奸臣，这是宋徽宗的观点。所以宋徽宗亲自用他的瘦金体在碑文上刻下了这些人的名字，什么司马光、文彦博，所有这些旧党全把名字刻下来。刻下来干吗呢？立在开封，告诉你们，这些人的子孙永远不许参加科考，如果你活着，朝廷永不续用。
   那这个元祐党人碑刚开始刻了一百多个人，最后名单扩大化，变成了三百多个人。而且这张名单上已经不分什么新党、旧党了，所有的政敌一概打击，包括那个新党当中的一些人，也列在元祐党人碑上。这个政争不仅在北宋，甚至在北宋灭亡之后，就是靖康年间之后，一直延续到了南宋，还在折腾。这个国家由统一而分裂，王安石是罪人，就是你搞的这件事情，搞得整个大宋天下，变成了一个党争的天下。
    革新派保守派交替得势，使得政坛指向变化无常。特别是在熙宁七年、熙宁八年这两年内，两派交替得势三次，百姓也不得不经历新法的颁布、废除，然后再次颁布等过程折腾，使得民怨迅速上升。

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包袱，自己的国家反而陷入民不聊生的状态，党派政治占据议事主题，政府无力平衡限制政党。为了赢得党争，为了追求各自对国富民安的理解和理想，苏轼和王安石这对政治对手不约而同牺牲了百姓的安定生活。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对百姓来说，生活的安稳远重于治国之争。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在国家危难时仍痴迷于党派政治的党争者。可悲的是,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举动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而是依旧孜孜追求着前辈王安石和苏轼所未完成或未完全完成的理想。

看到这里你会不会想起某某国家，对，就是他，驴象之争，这几年表现的特别明显。这也是让我不得不佩服国家制度设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