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安上学的两年
西安，中国西北最大的中心城市，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十三朝历史故都，陕西省的省会。
1984年至1986年，我在西安待了两年，不是干别的，而是上学。怎么回事儿？时年，不是在青海工作吗，怎么来西安了？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79年的12月底，知青返城大潮涌动中，青海农建师部分人员调出，分配到省内各地各部门工作，我和爱人从马海二团来到了海西州首府德令哈，安排在“海西州民族师范学校”工作。开始我在数学组任教，爱人在卫生室干卫生员。
“海西州民族师范学校”，是一所隶属于海西州教育局的普通中等师范学校，不过，这所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不是清一色的汉族，而是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以及零星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混合的。一般来说，学生都按民族编班。1980年春季开学，学校安排我接手81级3班和4班两个汉族班（严格说应是81届，79级，当时习惯这样叫）的数学课，并担任81.4班的班主任。79年下半年的第一学期，这两个班的数学课是由一名中年汉族女老师教的，81.4班的班主任是一位教政治的蒙古族男老师达木登担任。我接手过来后，慢慢地接触学生、熟悉学生了，他们反映无论教学还是当班主任，都对我很满意。
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被文化大革命摧残的千疮百孔的祖国大地开始复苏，社会生活趋于正常，拨乱反正成为社会主流。当时教育界的形势是青黄不接，教师严重缺乏。为了应急，州上招了79届的高中毕业生，编了两个班，学制两年，毕业后分配在全州的小学任教，就是我所接手的这两个班。
届时，社会上对知识的认识开始改变，“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现象开始颠倒，“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被提到应有的高度，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开始提高。同时，教书育人、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渐行渐长。
当时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高中不行）。我虽然在中师当教师，但我的学历是高中，这样，我的学生毕业分配工作后就是知识分子，而我不是。
那时海西州政府为了体现对知识分子的重视，陆续出台了一些优惠知识分子的政策，记得有一条关于知识分子可以到国内疗养胜地疗养的政策，还有一些记不得了。但这些我都享受不上，因为我不是知识分子。
不是知识分子，但却干的是传授知识的工作，造化就是这样弄人。
这样，中专以上学历，就成了香饽饽。“学历”越来越值钱。
随着时间推移，前几年恢复高考以来招收的大学生，逐渐毕业分配，我们学校也分来几位。于是，没有学历的尴尬逐渐凸显出来，而且没有学历造成的利益受损也屡屡出现。
80年代初，成人教育应运而起。1982年，青海师范学院发出了秋季招收成人大专班的信息，要求35岁以下在职教师可以报考。这是拿学历的好机会，我决定报考，学校领导也同意，时年我36周岁，超了1岁，怎么办？我托驻地派出所的一位山东老乡，为我搞了一本假户口，凭这户口我在州招生办报上了名，并拿到了准考证。事后当着这位老乡把假户口本销毁。可是在临考前夕，时任州教育局教育科的何存良科长（后来我在局里任办公室主任时，他当局长），约我到局里去，对我说有人提意见，说你超龄了，查了下你的档案，所有的表格上填的都是1946年生人，不能报考了，我就把准考证交出来，这次进修机会流产了。
转过年来，即1983年，在我的要求下，学校同意，我托人联系了济南山东大学数学系进修一年，期限为1983年9月至1984年7月，拿不了学历拿个学力也行，这是形势所迫。
1983年9月，我如期到山东大学数学系报到，开始进修学习。我住在山大新校5号学生公寓楼，这是一座研究生楼，每间宿舍住4人，和我同舍的其他三人也是进修生，他们都是外地大学的老师，一位吉林通化师范学院的、一位河北化工学院的、一位湖南常德师专的，唯独我是中专老师。
我进修的有一门课是《数学分析》，是公共课，在一间大阶梯教室上课，同时三个班的学生上课，我们几个进修老师坐在最后一排听课。讲这门课的老师是一位50岁出头的女老师，名字叫陈玉妹，两堂课时间里，她不停地讲，不停地板书，完全是满堂灌，两节课她密密麻麻地写了两黑板（两块黑板上下升降），由于教室空间大人多，她讲课时头戴着麦克风。课间时我到数学系办公室找人路过休息室时，看到陈玉妹老师仰坐在沙发里闭目休息，看来讲课很累。
很快，一个学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