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苏州之苏州“闲话”
这里所说的苏州“闲话”就是苏州话、苏州方言。苏州方言是吴方言，由于比较成熟，历史悠久，有较多的历史记载，所以常常作为吴方言的代表。在吴方言中，“闲话”就是话，就是言语。吴方言内部词汇差别有时还是蛮大的，但是，闲话这个词却是吴方言的许多子方言所共有。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闲话”都是真正的闲话即无用之言，吴方言中也有“要紧闲话”嘛。那么，为什么称话为闲话？不知道。我猜测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闲话”原来确指“无用之言”，即随便说说的聊天的话。如“大家不要讲闲话了，听我说”，就有告诉大家不要聊天了的意思，但也可解释为不要讲一切话。“上课时小朋友不要说闲话”中的闲话也有这两重意思。时间长了，这“闲话”就成了“话”。这就像吴方言中的“小菜”，可能最早是自谦，后来则指就餐时除主食外的一切菜肴；又如，一开始“金钱”是指含金子的钱，但后来金钱就是指钱即货币了。
也有另一种可能，我猜测，这闲话之“闲”也许应该写作“言”。在吴方言中，许多字有文、白两种读法，文读为读书的读法，受历史上官话即普通话的影响较多，白读为口头语，更多地反映了古代的发音。如人字，口语说“一个人（ȵ in）”（注音为国际音标，下同），文读则为“人（zən）民” 。又如，问问题，前一问字为白读mən，后一个问题之问则文读为vən。但是，受官话及普通话的影响，白读在历史上就是处在不断被消灭的状态。而闲字，白读为ɦE，文读为iɪ 。限，白读也为ɦE，文读也为iɪ 。类似的字不少。言，文读与闲同，过去是否有ɦE的读音，不知道。我猜测言与闲同音，“闲话”可能为“言话”。但是，我并无其他更多证据，仅为猜测而已。姑且名之某氏猜想。不过此猜想与哥德巴赫猜想或西塔潘猜想决不能相提并论，即使证明出来也当不了院士，青年学生也做不了教授级研究员，所以各位不必认真。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中国的方言按照教科书上的分类，总共有七种——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和闽方言。除了北方方言之外，使用吴方言的人数最多，上面已经说过，一般把苏州话作为吴方言的代表。提起苏州话，一般人的第一印象便是软，所谓吴侬软语。甚至在吴方言区内部，也几乎一致认为苏州话软，因而有宁与苏州人吵架，不与宁波人说话之说。
吴侬软语中的吴侬就是吴人讲话时总带侬啊侬的，那是古时候的事情。侬，就是我，古时吴人的第一人称（不是如今上海人说的第二人称——侬）。两晋南北朝时的民歌“夜闻侬家论，不持侬与汝”，就是说夜里听到我家里人议论，不让我嫁给你。那时候人们也认为，南音轻浮，北音重浊。那时北方人的鼻音重，《世说新语》中说，桓温要杀害谢安和王坦之，王坦之吓得要命，谢安却镇定自若，“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谢安是当时的政治明星，粉丝甚多，南方人都学他的洛阳腔，但是其语音浊，“后名流多敩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大家学不像，要捂着鼻子，可见南北鼻音的差别。如果这“侬”去掉鼻音，是什么？那就近似于如今苏州郊区的第一人称nəu了。松江的第一人称n̪ noŋ 则更是这个侬。不过，一般认为，苏州人的ŋəu或nəu是吾或我的发音，但是，从上面的叙述中似乎可以建立起吾或我与侬之间的联系。
上次（《闲说苏州（5）》）提到的由顾颉刚等先生编的《吴歌》甲集——己集是吴语的民俗诗歌集。在这以前，就有用吴方言写作的文艺作品，例如吴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但是，这些用吴方言写的小说非常难读，不要说不大懂吴方言的人不好读，就连我这样以吴方言为母方言的人，也只有一个一个字去念才知道书里的人说些什么。
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我们一眼看去反映在头脑里的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各地方的人，看一组汉字，得到的意思信息是一样的，但是，其声音信息却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就拿上面说的苏州闲话这“闲话”两个字说，我们看到这两个字，得到的印象首先是“无关紧要的闲散的话”，用吴方言的音去读才能读出一般意义上的“话”的意思。
所以，推而广之，用方言写如小说这样的供人快速阅读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没有前途的。
一般人所说的吴方言小说，就是指苏州话小说（似乎没有见到用别地的吴方言写作的小说，）。他们所说的吴方言，就是苏州话。在这些小说中，叙事仍旧用普通白话，只有书中人物说苏州话。这与苏州说书即苏州评弹正好相反。
与许多方言缺乏“标准音”不同，苏州方言有很好的以标准音说话者，这些人就是苏州的“说书先生”，即评弹艺人。
许多北方人现在提起苏州的戏曲、曲艺，往往说起昆曲。因为昆曲申遗，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口头和非物质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的宣传。人们从袁宏道的《虎丘记》里得知，苏州人唱昆曲“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竞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他们又知道，苏州曾经有家家 “收拾起”，户户 “不提防”（即家家户户会唱昆曲《千忠戮·惨睹》里的“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和《长生殿·弹词》中的“不提防余年值乱离”的唱段）之说。其实，那都是明代的事情，昆曲的衰落已经有许多年了。早在五十多年前，苏州人能够唱昆曲的恐怕就已经百无一人，而那时苏州人能够哼几句苏州评弹的倒是十有八九，真正在苏州家喻户晓、人人能唱的正是苏州评弹。
苏州说书就是苏州评弹。说书分两种，一种称为说大书，只说不唱，正式的名称是苏州评话。通常由一个人说，说的内容多为帝王将相，苏州评话与其他地方的评话形式相似，只是用苏州话说。但是，与北方评话相比，苏州说书的“穿插”多得多。所谓“穿插”即说书人的议论，往往谈古论今，雅俗共赏，当然，议论中夹杂有很多“噱头”。（“噱头”，笑话也。）有时，上午发生的新闻即在下午或晚上的说书中被当作笑料。北方评话则拘谨得多，主要只讲从师父那里学来的故事情节。这是苏州说书比北方评话高明的地方，这与说书人以及听客的文化水平和见识多寡有关。
另一种称为说小书，又说又唱，说唱的内容主要是才子佳人，正式的名称是苏州弹词。评弹这个词，是1950年代才发明的。当时，艺人们要组织起来，总要有一个名称，于是就把都称为“说书”的评话与弹词组成一个新词——评弹。“说书先生”就成了评弹艺人。事实上，评话艺人少，弹词艺人多，所谓评弹的艺术特点，主要是弹词的特点。
弹词主要由两个人演出，称为双档。也有少数一个人演出的，称为单档。最早，演员都是男人，从清末民初开始有女艺人。后来一般是一男一女拼档，少数有二男拼档或二女拼档。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有三个档。
单档演员持三弦。双档则两个人中一人持三弦，称为上手，另一人持琵琶，称为下手（苏州弹词所用三弦比北方曲艺所用的小，乐器界称为小三弦）。一般由上手说表，即描述故事情节的发展，上下手二人分别表演故事中的各种男女角色，称为起角色
说表即叙述故事情节用苏州话。角色的道白则与昆曲基本相同，生、旦中身份较高者说韵白，身份较低者及丑角则说苏白即苏州话，在必要的时候（并不多）也说其他的方言白如绍兴话（如角色为绍兴师爷）、无锡话、常熟话等或北方话。韵白的发音与昆曲亦基本相同，用带苏州腔的“中州音”。昆曲的这个规矩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传统戏剧，如京剧，韵白用中州音，小角色和丑角主要说北京话即京白。之所以这样做，是让丑角有充分发挥笑料的空间。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俞振飞说：我小时候每天出去听书，回家就给家里人讲，家里人说你又回来倒尿甏（苏州话尿、书同音）。不少评弹艺人与昆曲演员都有很好的交情。
二百多年来，说书先生走遍了江南城乡。特别在20世纪30-50年代，苏州评弹进入全盛时期。由于相互竞争剧烈，每个有天资的人都想标新立异，因而形成众多流派。相当于京剧的某某流派，在弹词界，称为某某调。评弹的演出场地，在城市一般都有专门的书场，在乡镇则用茶馆兼书场。顾颉刚先生在1937年说：“茶馆书场每条街都有，很匀称地分配，家家人有听书的方便，加以无线电的传播，使得弹词成了每个人的必要的精神食粮，比了北平的戏剧还要普遍。苏州如此，太湖一带的城市乡镇也莫不如此。”
本人从小学到中学，经常一边从“喇叭”里听评弹一边做学校的课外作业，好在作业很容易做，可以作业、听书两不误。1950年代，政府把“说书先生”组织起来成立“评弹团”，江南（狭义的长三角）地区差不多所有的县都有评弹团。当然，至少一半以上的响档（名角）归了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因为苏州评弹的中心早就移到了经济中心上海。虽然如此，评弹的根仍然在苏州，因为毕竟这是主要用语言来表演的艺术，而使用的语言是纯正的苏州话。
自从我离开苏州，评弹就不容易听到了。但是，最近若干年情况有变化，可以在网上下载，近年也可以看电视。然而，老一辈的名角差不多都去世了，听一听新手的书，立刻丧了气，那口音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没有了老一辈说书先生的“味道”。老一辈说书先生的口音与普通人说的苏州话是略有差别的，似乎更古老一点。
年轻人的苏州话更没法听了，许多年轻人把将（声母：ts）军说成了姜军。有趣的是，北京话也在变化，而且趋势与上述把将军说成姜军相反，我听有些北京女孩发“团音”时舌尖就偏前，接近于“尖音”。
语言这东西很有意思。如果两种方言很接近，那就很容易杂化，如果两个方言相差很大，那就难以杂化。这有一点像我们化学中的轨道重叠，两个能量相差很大的轨道就难以重叠。例如，一个苏州人长期生活在上海，那他的苏州话就一定够呛了，一定会与上海话杂化。苏北话（这里指江苏中部的方言）虽然也算北方方言，但是与吴方言仍然较为接近（历史上，具有强烈变态心理的朱元璋把大量苏州府富户迁到苏北）。文化大革命中数以十万计的苏南的“五类分子”和知识青年去苏北插队落户，以后又几乎全部回到江南，给吴方言造成了大的杂化。像我这样长期生活在北方，没有讲苏州话的机会，讲出来的苏州话就还是几十年前的语音和腔调。别人在变化，我们不变，我们就成了方言的活化石。
写到此处，翻到计算机里还存着我几年前写的没有写完的几段话，就自己抄自己的，把它作为文章结束吧。
少小离家，四十多年来，由于杂事繁忙，很少回苏州。近日回苏州待了几天。
苏州的变化实在太大，城外的新区（我还是把旧时的城门之外称为城外）对我当然是一片陌生之地，就是从小最熟悉的城里，也大大的变样了。站在察院场口，半个世纪前在这里的人和事，象放电影似的在脑海里出现。但是，这只是幻影而已。马路变了，房子变了，一切都变掉了。辛弃疾还能学着桓温感叹一句“树犹如此”，而我连小时候最熟悉的景德路上的树都找不到了。我突然想起，如果忽略去北寺塔、玄妙观等个别标志性建筑，凭什么说这就是苏州呢？它和我现在生活的北方城市有什么区别呢？
记得二、三十年前回苏州，下火车踏上公共汽车，女售票员糯糯的一声“买票！”使我立刻有到家了的感觉。走在小巷里，处处可以听到从收音机里或广播喇叭里传出的评弹声。可是，现在街上喇叭里要么是用普通话的吆喝声,要么放着各地都一样的流行歌曲。当我去观前的一家商店买东西时，售货员竟然对我说：“对不起，请你讲普通话，我听不懂苏州话”。这还是我的家乡吗？
回到家里，子侄们的苏州话也有点变样了，孙儿辈更是苏州话夹杂着普通话，甚至于普通话夹杂着苏州话。子侄们已经不大会用苏州话读书、念报了。孙辈们更是惊讶：苏州话还能念书！？
若干年后，还有人去听苏州评弹吗？
最后说一件事，据说苏州的有些学校也开始挽救苏州话了，一位孙辈外女所在的小学举行了用苏州方言朗诵唐诗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