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婴：上海瑞华公寓，红色年代的部落文化
原题
我们是这样长大的
作者：庄稼婴
卢梭认为，儿童生来具备崇高的道德，然而，不道德的、腐败的社会环境却侵蚀了他们纯洁的天性。要让儿童保持德性，最理想的办法，是让他们在未受污染的环境里，比如风气纯朴远离尘嚣的乡村，度过童年。
因着祖父外祖父一辈已脱离了乡村生活，童年我从未有幸涉足乡村，被命运抛弃在城市的喧嚣中，而且是在腐朽的冒险家的乐园。这个词翻译成英文的话(paradise for adventurers)，是满满的正能量，鼓舞人去探索、冒险、追求，而在把我们铸造成无头脑的螺丝钉时代，这是个贬义词。我出生那年，外国冒险家消失了，但不是无影无踪，他们的影踪随处可见，比如我家住的机关宿舍。
那幢公寓建于1928年，是法国人设计的，位于原来的法租界，公寓曾经有个法国名字Savoy，老上海人根据法语谐音，称为“赛华公寓”。我家搬进去的时候，已经改名为“瑞华公寓”了。
上海瑞华公寓外景
这幢楼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住进了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机关干部，建立起了独特的部落文化。这里盛行着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梦想，不接地气，害得在楼里长大的我们，单纯轻信，不谙世故，却也因为无知而无畏。当集体主义的梦想崩溃之后，必须接受的现实是，我们不是英雄，而是一个个孤独的小市民，生活就是在冷漠的世界里无助地挣扎，一日又一日，一秋又一秋。重识自我，漫长艰辛，转眼到了耆耋之年。回首封闭的童年生活，不是乡村，胜似乡村，乡思浓浓，恰似昆德拉所说：橘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情……
初进瑞华
我没出生，我家就搬进了瑞华，那会儿供给制，机关干部跟在部队当兵一样，国家管吃管穿管住，甚至管请保姆，一般干部的私人财产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学习用品。大家以为消灭了私有财产，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
1950年代初的头两年，父母住在机关里，在外滩建设大厦的五楼办公，晚上睡在十一楼。同事是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胸中荡漾着打江山的革命激情，机关象征着革命，谁愿意离开革命半寸？不知不觉中，坐江山的日子开始了，年轻人纷纷结婚生子，哭闹的小孩，带孩子的农妇，进进出出机关大门，婆婆妈妈，拖泥带水，太不像话了，机关宿舍随之而生，瑞华公寓是其中之一。
上海建设大厦
父母走进了瑞华公寓，沿着白色宽大的石梯上楼，随手推开了二楼的一扇大门，这套有三间正气的大房间，与他们同时推门而进的是老宋夫妇（老宋曾任青岛市副市长）。母亲问：你们喜欢哪间？宋答：你们住大的，我们喜欢这间小的，小的有阳台。那时，两家还各有一个孩子和一个保姆，住进了第三个房间。大家把铺盖衣物放进房间，家就搬完了。
不久，公家送来了家具，家具无外是一张方桌、四把椅子、一个书柜、几个棕绷床和几条长凳。那是个分外平等的年代，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丝毫不用考虑各家的具体情况，只要一套公寓有人入住了，往里卸下同样的家具就行了。机关宿舍的居民基本上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上到部长，下到科员，不分等级，夹住在一起。大家心心念念都是革命，无人在乎房间的大小、家具的新旧、摆设的繁简。
不久，我家和宋家各添了一个婴儿，孩子保姆依旧挤住在一屋。老宋家住了几年北上了，老王家（老王曾任上海市委书记）搬进来，不久老王家也搬走了，又换了新邻居。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和老宋家一直保持着联系，老宋每次来沪，必上门看望母亲。1973年初夏，我由上海回黑龙江插队的村庄，途中在青岛停留，去海边的一栋小洋楼里拜望了老宋夫妇。青岛碧蓝碧蓝的大海晴空，宋伯伯宋伯母温暖真挚的话语，印象深刻。1970年代末期的一个秋天，我在广交会遇到了老宋的闺女，我俩同年出生，曾同睡一床，同浴一池，可那是幼童时期，彼此毫无印象。
乡村的纽带
童年，几天不见父母是常事，清晨尚未起床，他们已经去上班了，夜晚进入了梦乡，他们才回家来。把我们带大的是来自江浙一带的农村妇女，我们的“阿姨”。
阿姨也过着集体生活，我家和宋家是两家合用一个房间。有些房间里，塞进了四五张床，三四家保姆孩子住在一起，犹如兵营。随着各家孩儿的增多，瑞华太挤了，于是更多的机关宿舍诞生了，有些人家搬离了瑞华，兵营逐渐消失了，一家家分开来住。
那时，在遥远的郊区中山南路和东庙桥路，盖起了一片宿舍楼，初时有东庙一村和二村，有些瑞华居民，搬去了东庙。东庙新村后来改名为东安新村，是上海最大的一片机关宿舍。
把我带大的英阿姨，后来嫁到了东庙二村。有一年她身体不好，母亲让我去看望，那时我三四年级了，提着一篮水果，穿着花裙子，镂空的皮凉鞋，在瑞华的对面上了49路公共汽车，车子摇啊晃啊，过了好久，终于到了终点站，车站正对东庙二村的大门。
刚进门，院子里两个晒得黝黑，塑料鞋上蒙着灰土的小姑娘，大声骂我“小阿飞”，吓得我不敢斜视，加快脚步，往英阿姨家逃去。要不是她们骂我，我一定早忘了我的花裙子和皮凉鞋了。
带我的英阿姨，二十多岁守了寡，无子嗣，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帮佣。我出生后不久，母亲因肺结核住进了虹桥疗养院，两三岁的哥哥寄宿在华东保育院，我是英阿姨一手带大的，她把我捧在手心里，细心呵护，百般娇惯。
华东保育院（后改名上海机关幼儿园）
瑞华像是一个村庄，民风淳朴，家家不锁门，大门敞开，保姆们带着幼童东跑西串。英阿姨心思细，说话为人小心，难得带我去串门，但是别的阿姨会找上门来。
我坐在英阿姨的怀里，听她们絮絮叨叨。
三楼桂英阿姨长得好看，苏北人，说话嗓门大，说着说着就骂她男人不学好，是懒汉。五楼刘妈，应该很老很老了吧，梳着发髻，耳垂上有两个洞，穿着蓝色的大襟布衫，她儿子，十四岁跟木匠学生意去了，刘妈笑得合不拢嘴。田阿姨愁眉苦脸，有个恶婆婆，打她骂她，提到乡下的三个小把戏（苏北话，小孩子），红了眼眶。
英阿姨静静地听，偶尔细声细气地应一句，她跟我最亲近，我却不清楚她的故事。
保姆来回讲述着留在远方的家人，她们记忆中的村庄、小桥、寺庙、铁匠铺……
保姆纵队
机关为保姆开办了扫盲班，组织她们学文化。英阿姨带我去上课，课堂在楼下高敞的正厅里，就是我们说的“电梯间”。电梯很宽大，可同时装下几辆自行车，围着电梯的铁栏是网式雕花的，不像今天的封闭式电梯，如果看过美国的经典电影，便可体会到那种电梯的魅力，电梯里黄黄的灯光射出来，所经之处从暗到亮，随后亮光暗淡下去，恢复了黑暗。透过镂空的铁栏杆，我们追随着电梯的灯光，看着电梯从底楼出发，不慌不忙地往上升，一面大声禀告大人：电梯到三楼了，到四楼了。电梯里说笑声不绝，那会儿的人，彼此之间似乎不存在秘密。
各家阿姨带着小板凳、小孩子，还有识字课本，聚集到电梯间。课本里是她们熟悉的故事，梁山伯祝英台、白蛇传、薛平贵王宝钏……听了无数遍，我能一字不拉地背出来了。母亲从疗养院回家来了，见我坐在小板凳上，捧着一本书，念念有词。母亲喜出望外，神童啊，三四岁认识那么多字了，一看，书被我反拿着，十足的睁眼瞎。
母亲回家后，发现我被娇惯得离谱，就送我去幼儿园接受改造。英阿姨竭力阻止，终究是敌不过母亲。于是，每天早晨，有一辆装了栏杆的三轮车，来接瑞华的孩子去建国西路的机关幼儿园。初去的时候，闹着要回家，某一天，突然发现了我哥哥，他寄宿在幼儿园，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傍晚又被送回去。结果，我缠上了他，跟东跟西，跟到了大班的教室里，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他带着我走遍了幼儿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当时觉得幼儿园大极了。如今去看，在这幢小楼里，哥哥和瑞华的不少孩子，住了整整五年，接触的除了幼儿园老师，就是屋后的大花园，一个远离尘嚣、纯朴、温和、有规律，而又处处受限制的类似动物园的地方，比起血腥残酷、自由危险的野生世界来，是幸运，也是诅咒。
不得不感激英阿姨，她是断然舍不得让我去寄宿的。有时候，我还会耍赖，不肯去幼儿园，英阿姨百般包庇，坚决支持。结果是，我的环境没有哥哥的纯朴，我比他多了点自私的农民意识。据说，爷爷对我是很满意的。我四岁的时候，爷爷从宁波来看我们，发现哥哥被训练得不分你我，天下一家。小朋友问他，你家有什么好吃的？哥哥捧出饼干筒，打开来跟小朋友分享。我看到，冲过去夺了回来，大叫：这是我家的。爷爷竖起大拇指：这孩子好，护家。
有一天，外边人声鼎沸，英阿姨说，要去消灭麻雀。我跟着她下楼，依稀记得电梯间里贴了大标语，白色的纸在风里颤动，碰触到我的脸上。院子里，集结了许多人，阿姨们手持锅盖饭勺，叮叮当当，敲打不停，喧闹让孩子亢奋，我们在院子里追打奔跑了一天。
又过了一阵，英阿姨走了，嫁给了市委机关的公务员老钱，彼时公务员的定义是工人师傅，负责修理、清洁工作。接替英阿姨的是“新阿姨”，不知她的名字，一直叫她新阿姨。那时候，家里人口多起来了，哥哥上了小学，终于可以每天回家来，家里又添了妹妹，不再有人宠我。新阿姨话不多，看似心不在焉。长大了我才知道，她在家乡有四个子女，丈夫常年生病，靠她做保姆养家。新阿姨，我忘了她的面容，想到她，就是西窗边的侧影，下午暖黄色的阳光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她默默地纳鞋底，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纳了一双，又纳一双。
纳鞋底
集体是那个年代的标志，机关事务局派来了热情的小同志，帮助瑞华的每个门洞成立居民小组，组织保姆大扫除，除四害。保姆也渐渐地雷同起来，她们耳濡目染了革命干部的风范，刚进城时，梳着发髻，穿着大襟衫，后来都剪了短发，有的保姆还当上了居民小组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操着南腔北调普通话的保姆，穿着蓝色的人民装，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说起大道理来，头头是道。
瑞华，就像农村的“李庄”“王家村”。大人在一个机关工作，子女在一个幼儿园、一个学校受教育，各家各户，知根知底，容不下半点私人空间。瑞华的保姆跟周边的保姆是不同的，跟东家之间互称同志，至少从表面来看，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如果有人问保姆，你哪儿的？回答是：我是瑞华的。瑞华是一个整体，一个代表我们的集体，阿姨们不但照顾自己的孩子，也照顾大楼的每个孩子。我们的小辫松散了，别家的阿姨会为我们梳理扎好；天阴沉沉的，我们出门忘了带伞，别家的阿姨会提醒我们；我们想恶作剧，只要旁边有阿姨在，我们多少会收敛一点。
时而，这些阿姨把我们管束得过多过严，遭到我们的群起反抗，反抗的办法无非是，当她们在电梯间闲聊的时候，我们躲到二楼三楼，学着她们的苏北口音，齐声叫嚷：乖乖隆地咚，韭菜炒大葱。随后化整为零，落荒而逃。
村童的生活
1950年代中，机关幼儿园搬到了瑞华，在底楼的四套公寓里分别办起了大班、中班、小班和小小班。我和楼里的孩子无须再一早起来，立在门口等三轮车送我们去建国西路了。
瑞华公寓里边有一个大花园，幼儿园搬来之后，花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滑滑梯、攀登架、跷跷板。1960年代初，幼儿园迁走后，又恢复了绿化。
瑞华公寓内景
在幼儿园，天天玩得开心，同学基本来自瑞华公寓，个别来自附近的一些机关宿舍。可以说，除了晚上睡觉以外，瑞华的孩子整天在一起，上幼儿园在一起玩，回家以后还是在一起玩。女孩子喜欢扮小人家家、跳橡皮筋、造房、踢毽子、玩沙袋、挑游戏棒。男孩子整天乱跑乱叫，玩打仗游戏，一派是解放军，一派是国民党或日本鬼子。你当司令，我当团长，一帮帮孩子冲过来杀过去，呼喊着：冲啊！鬼子快投降吧！他们也打弹子、刮香烟牌、盯橄榄核、斗鸡、跳马，反正都带有竞争意识，玩着玩着开始你推我搡，接着就扯打起来，打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女孩子就去搬救兵，找阿姨和开电梯的公务员来拉架。
我们的童年是在一个热闹的部落里度过的，大楼的每户人家，我几乎都去过。我跟小朋友从底楼奔到八楼，家家的大门都成日开着，随便进出。我们跑进开着的大门，每家人家都非常相似，公家发的方桌椅子，长凳架起的棕绷床，如果恰巧发现一个孩子，就像找到了宝藏，快快乐乐一块儿玩耍。
我家隔壁的单元曾经住过一户有六个孩子的大家庭，这些孩子时常一起床，睡眼惺忪来我家探查，看到桌子上有保姆买回来的油条，抓起一根就咬，我家的饭桌就像他们家的饭桌。这家父母见儿女叼着油条回来，一边责骂，一边派保姆立即去买了送还回来。
到了暑假，我家的床上，时而会躺着邻家的孩子。有的是应邀而来的，玩累了，倒下呼呼大睡。有的则是不请自来。一日发现楼上的红星沉睡在床上，从上午睡到下午，直到要吃晚饭了，母亲怕他父母担心，才把他推醒，催他回家。
这些五六十年前的琐碎，充斥了我的记忆，老了，脑瓜不灵了，因为装了太多杂乱的往事。
前几年，我家搬离了瑞华，关上门，带走的是六十年的记忆碎片。上面的照片中，那扇最没有生气的窗户后面，曾经是母亲的房间。很多年以前，星期天下午，母亲弹起了风琴，招来了一帮孩子，紧紧围住了她，她房间的那两扇窗户笔直地开着，飘出来的是欢快的风琴声，还有我们稚嫩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