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的一笔古钱收购
本文根据 马传德 先生《泉坛往事》一书改编。部分图片源自自网络。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前身）文化部成立，沈雁冰任部长。16日，由爱国人士、精通文博业务的专家——郑振铎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从次年起，郑振铎便开始主持一项很重要的机密工作，那便是从海外购回大量文物。
在抢救文物的过程中，郑振铎从北京政务院外交部任职的张絅伯(郑和张早年同在香港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处得到了一个消息：其在香港的继子钱币大收藏家陈仁涛由于财务拮据，欲出售他的钱币藏品，并通过张絅伯作中介，提出以半捐半卖形式，将其收藏的整批钱币售予国家，开价为港币七十万元。
大约是1951年底左右，郑振铎委托张絅伯持陈氏藏品目录赴上海，请罗伯昭、郑家相、戴葆庭以及我父亲（马定祥）等人商议、评估其价值。当时，戴葆庭和我父亲都是开店经营钱币买卖的，比较熟悉市场价格。
郑振铎写信给在香港做“秘密收购”工作的徐伯郊(曾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1951年至1955年在香港为国家秘密抢救流出国宝文物做了大量工作)：“收购事，拟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可省责任过重也。”
而徐伯郊邀请了香港著名学者、爱国人士陈君葆协助收购。陈君葆在秘密为国家收购文物的工作中，也出过很大的力。其实之前，徐伯郊就已经请过陈君葆帮忙，以私人身份出面收购这批古钱币，这是因为不想让陈仁涛知道是国家要买，怕陈因此抬价。
不料，在开始商议收购古钱币的时候，精于生意买卖的陈仁涛似乎感到陈君葆是国家的代表，故将售价一下子提高到了港币九十万元。
郑振铎之所以当时把收购陈仁涛这批古钱币的事情放在首要位置上，是认为这批古钱币有非常重要的文物价值。不过，这批古钱币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因其中一部分的所有权是陈仁涛与张絅伯共有的（张占十分之一）。张絅伯早期是专集清代古钱的大家，有“咸丰大王”之称，后来因专注民主运动，其所藏清代钱大多归陈仁涛所有。
郑振铎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作出了指示，提出了必须先行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就是价钱问题。郑振铎嘱咐徐伯郊，要推翻九十万元的开价，以之前陈仁涛委托张絅伯之时开价的七十万元为准。“如不肯卖，只好暂搁一下。否则我们凭空多出了二十万，实在交代不过去，我们必须对人民负责。”
第二是真伪问题。郑振铎在给徐伯郊的信中说：“目录中物，重要者均在，但能不能担保（陈）不以伪换真呢?如被换了重要的几件，则全部的东西便顿然减色了。故必须查对目录，更必须审定是否原物，如何审定法子呢?最好是在穗（广州），即先将古钱运穗，验明无误后，才能付款。万不得已，只好在澳门，或先将款提存某银行，双方(我、陈）签字为凭。俟验明后，才由双方签字提款。”
第三个问题，便是如何将古钱安全运抵广州。
郑振铎特别强调：“古货币如能在七十万上下收下最好，最多不能超过八十万，因陈君向张絅伯说过，是半捐半卖也。”
如果我们以现在的价值来看待八十万港币的话，这似乎是一笔不足挂齿的买卖，但如从1953年那个时期来计算，这的确是一个吓人的数字。当时汇率是：100元港币兑换42.9元人民币，80万港币即是34.32万人民币。而那时，中国人民的人均年收入差不多接近150元，这笔交易被称为“天价购买”，绝非夸张之词。
在徐伯郊、陈君葆一番耐心的、晓以大义的磋商谈判后，陈仁涛终于答应，这批钱币以港币八十万元的价格卖给国家。因为钱币当时是押在香港银行里的，先行拿出来需要手续费，所以陈君葆先请香港的几个朋友凑了五万多元给陈仁涛，才谈定将钱币运往广州的事宜。取物当天，陈君葆在日记中说：“计八箱，洋洋乎巨观哉！”“要通统看完了非一日不可办。”
徐伯郊将古钱币运抵广州后，因陈仁涛古钱币藏品中，有十分之一的所有权属于张絅伯，而张氏对陈氏的藏品也十分熟悉了解，故张絅伯也亲自到广州，验明古钱，证实无误，然后付款给陈仁涛。今存郑振铎于1953年8月29日署名“玄览”写给徐伯郊的信件中提到：“古币款，已汇上。”
我父亲说，他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湖南酒家用餐时，店堂墙上挂有齐白石四幅花卉屏条，当时特价仅为5元人民币而已；那时我们杭州家中祖传的整堂全套红木家具出售时，也只有500多元人民币。现在一幅齐白石的画都是百万以上，而一堂二十余件的老红木家具至少300万元人民币，再回头看陈仁涛那批当初价值34.32万人民币的古钱币，其价值可想而知。
收购陈仁涛的古钱币，是香港收购小组成立后做的最大的两笔“生意”之一(另一笔是收购陈澄中的善本书)。这批古钱币内中包括我国历代发行的金、银、铜币，以及纸钞和钞版等，共有一万七千余件，运回北京后，成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货币的基础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