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 琐忆聂绀弩先生
聂绀弩先生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今年正是他老人家逝世35周年纪念，我这篇迟到的回忆就从怎么会认识他写起。
五年前，当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负责人汤逸中老师交给我一包资料，文件袋上写着“鲁迅注释调查记录，经本人亲笔修改”15个字。其中有一份访问聂先生的记录稿，大小共四页，三页为粘贴在“复旦大学”20×25字格大稿纸上的油印稿，每一页都有聂先生本人的蓝色圆珠笔修改，尤以第二页为甚。第一页则为用钉书针钉在第二页上的一小纸聂先生短简，照录如下：
鲁著注释组：
记得尊组似是复旦，今称师大，岂复旦改并师大乎？
寄来打印稿，看过。改了一些，今奉还。
前接一信问某某等何年出生，人多，我不尽识，更不知其生年，故未即复，乞谅。
敬礼！
聂绀弩 二月25日
改写时因病耽误时日，甚歉。
这封写于1978年2月25日的信不仅是《聂绀弩全集》未收的佚简，也很有意思。“鲁著注释组”即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因注释组的访问记录油印稿粘贴在复旦大学的大稿纸上，以至聂先生误以为复旦已并入上海师大。这封“鲁著注释组”的去信是否由我执笔，已不复记忆。但1977年7月9日和7月14日，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成员曾两次拜访聂先生，我是参加者之一。该年夏，我为注释鲁迅1934年—1936年的书信，到京查阅资料，访问与鲁迅有过交往的文坛前辈。这是我与聂先生订交之始。
聂先生改定的这两次访问记录稿，后合并成一篇，以《聂绀弩谈“大众语”、“旧形式的采用”的讨论及〈海燕〉停刊事》为题收入1978年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印行的《鲁迅研究资料》。他所回忆提供的一些史实后来为鲁迅书信注释所采用，特别是他详细追述的“《海燕》杂志停刊事件”。先看聂先生是怎么回忆此事的：
《海燕》这刊物是鲁迅主持的，参加工作的人有萧军、萧红、胡风、周文、欧阳山、张天翼和我，还有陈荒煤也写过文章。我负责有关出版上的事务，如联系印刷、排版、经费等事，当时出版一个刊物，一定要有发行人和地址，要交给法院的。我们当时拿不出一个人来，第一期就写了一个假的发行人和地址，是我搞的。出版后，法院到卖书书店来说人和地址都是假的，下次出版要真的人及地址，否则不准出。有天晚上，我出去有事，忽然走到曹聚仁、徐懋庸（两人住在一处）家附近，我突然想起曹聚仁此人比较进步，名字也是公开的，何不找他做发行人，用他的地址。这时曹聚仁出来了，见到我，请我进去坐坐，我就问曹：“你做发行人吗？”谈了半天，最后曹聚仁没有直接说不行，也没有明确说可以，分手时我以为是答应了，于是第二期我就写上了曹聚仁的名字和他家的地址。谁知回来后内部的人，如胡风、欧阳山等都反对，我想：这样糟了。出版后我到书店一看，只见曹聚仁在书店里一本本的把自己的名字划去了，并质问我：“你为什么不经我的同意，就把我的名字印上去。”我两头碰钉子，后来曹聚仁就写信给鲁迅，告诉鲁迅这件事，《鲁迅书简》里有答曹的一封信，是谈这问题的。
聂先生所说的“《鲁迅书简》里有答曹的一封信”即《鲁迅全集》所收鲁迅1936年2月21日致曹聚仁的信，信中说：
奉惠函后，记得昨曾答复一信，顷又得十九日手书，蒙以详情见告。我看这不过是一点小事情，一过也就罢了。
对这“一点小事情”，《鲁迅全集》是这么注释的：
《海燕》第一期未署发行人，遭到主管当局的干涉。因此第二期出版时，编者征得曹聚仁的同意，印上“发行人曹聚仁”。该刊出版后，曹怕承担责任，即在1936年2月22日《申报》登出《曹聚仁否认海燕发行人启事》。
注释最后一句点明当事人之一的曹聚仁的这则启事，也不妨转录如下：
旬日以前，聚仁以群众杂志公司代售各种刊物，须有切实负责人出面以明责任；因商请海燕社来店接洽人聂绀弩先生，推定负责人填写登记表向当局登记。忽一日，聂先生来舍，留条请聚仁为发行人，聚仁当即去函拒绝，乃第二期海燕底页仍刊有“发行人 曹聚仁”字样，聚仁既非该社社员，不敢掠人之美，特此郑重否认。
对照这三段文字，可知全集注释高度浓缩，也大致可以明白，聂先生当时请曹聚仁自第二期起担任《海燕》发行人，虽然具体经过两人所说有不小的出入，颇有各说各的味道。曹聚仁于1936年2月19日《海燕》第二期（封面印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版”）印出当日，先后两次致函鲁迅否认和解释。鲁迅也接连回复两信，第一封回信未能保存下来，第二封回信中所说的“一点小事情”即指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也是鲁迅给曹聚仁的最后一封信。
聂先生的回忆除了未提及曹的否认启事，显然较为具体而全面。其实，聂先生早在1946年写的《论乌鸦》一文中就已披露此事始末，这是我后来读《聂绀弩杂文集》才知道的，但这段回忆仍自有其价值，因为它更生动。而且聂先生注重细节的真实。这段回忆提到陈荒煤时，记录稿写他是《海燕》“参加工作的人”的最后一位。聂先生定稿时改正为“还有陈荒煤也写过文章”。查《海燕》，确实陈荒煤只发表过小说《罪人》（署名荒煤），以及散文《记十二月二十四日南京路》《十二月二十四日续记》（均署名沪生）三篇作品。
《海燕》创刊于1936年1月20日，创刊号署“编辑人史青文 出版者海燕文艺社”。萧军后来也回忆道：此刊由“胡风（提出倡议）、聂绀弩、吴奚如和我，征得了鲁迅先生的允许”[1]，才创办的。鲁迅是《海燕》的灵魂，他不但为《海燕》题写了刊名，而且先后向《海燕》提供了长短篇文章九篇，是在《海燕》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作者。鲁迅后期颇为重要的小说《出关》、杂文《阿金》《“题未定”草（六——九）》都发表于《海燕》，《海燕》也成为鲁迅最后一年发表作品最多的刊物。这一切当然都与聂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阿金》在《海燕》第二期发表时，聂先生还加了一段《编者附记》，也为《聂绀弩全集》所未收：
这是鲁迅先生一年多以前的旧作，当时检查委员会正气焰冲天，杂志来要稿，只好画一画和“国家大事”无关的阿金女士底像。然而，天下事有出人“意表之外”的，这文章也被抽掉了！现在我们要来发表了。因为我们看来看去总不能懂这篇文章何以要被抽掉，发表出来可以使读者鉴赏检查委员老爷底非凡的目力。
《海燕》创刊后，鲁迅十分高兴。1936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云：“晚同广平携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海燕》第一期出版，即日售尽二千部。”就是一个明证。这次宴会，聂先生应与胡风、萧军、萧红等都在场。而1月19日当天，《海燕》创刊号“二千部”被一抢而空，也可称当时杂志出版的一个奇迹。
在聂先生接受采访六年、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两年之后，上海书店于1983年3月影印出版了《海燕》杂志，影印的第二期竟是再版本，封面上印有“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再版”一行红字，十分醒目。而版权页上则印着“编辑人耳耶（即聂先生——笔者注） 发行人张仲名”。也就是说，在曹聚仁否认是《海燕》发行人之后，不到半个月，聂先生又用“发行人张仲名”的假名再版了《海燕》第二期。这个本不应忽视的细节可惜发现得太晚太晚，已无法再向聂先生进一步请教了。
为注释《鲁迅全集》而访问聂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公事公办。此后，我仍继续拜访聂先生，那就是一个后学向文坛前辈的求教了。事实上是我在打扰他，他还有很多诗和文要写啊，但他也愿意跟我聊聊。在我记忆中，从未与聂先生通过信，现在想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但自1978年至1983年间，我曾多次访问聂先生。只要有机会到北京，我都会去看望聂先生，先是在他就医的邮电医院，后来在他的劲松住处。几乎每次去，临别时他都会赠送新著。确切地说，大部分是他的旧著重编重印，只有旧体诗集是“新著”。不妨把他赠送的书和题字列表如下：
聂绀弩先生赠送给本文作者的书和题字列表
从改革开放后复出直至去世，聂先生在内陆和香港总共出版了九种著作。从上表可知前六种都赠送于我，剩下三种为鲁迅评论集《高山仰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杂文集《蛇与塔》（重编本，三联书店1986年2月第1版）和文学回忆录《脚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高山仰止》和《脚印》是编者朱正先生后来送我的。聂先生1986年3月26日逝世，《脚印》问世时他可能已不及亲见。《蛇与塔》则是聂先生逝世后我特意购置留作纪念的。那么，应可这样说，除了《高山仰止》，聂先生把他复出后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书都赠送了我，真正是厚爱了，而我以前却未充分意识到。
聂先生赠书，“子善同志”“子善兄”称呼交替使用，颇有趣，其实我只是他的一个小朋友。而他喜欢把赠书题字写在书的封面上，更有趣。六种赠书中，竟有四种题字都书于封面，这在老一辈新文学作家中似不多见。我后来在香港新亚书店拍到已故香港新文学收藏家陈无言先生旧藏《小鬼凤儿》（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年12月初版），系聂先生根据孔厥《凤仙花》《二娃子》等小说改编的四幕话剧，封面上有聂先生亲笔题签“承勋 高朗 永玉三兄指教”。罗孚（罗承勋）、高朗和黄永玉先生是聂先生在香港“坐咖啡馆之类”交往最多的文友[2]，签名本一书赠三杰，已够别致；钢笔题字也是题于封面，就更独特了。可惜聂先生离去已三十余年，也无法再把这个喜讯告诉他老人家了。
从上述六种聂先生签赠本所署赠书日期，即1981年6月12日、9月3日、1980年夏和1982年12月18日（ 其中1981年9月3日一次就赠书三种，我可说是满载而归），可以确定这四个时间里，我都拜访了聂先生。因为聂先生送书都是面赠，从不邮寄。当然，拜访肯定不止这四次。拜访聂先生时谈了些什么，时隔多年，已不可能一一记起，现在想起来无非是我介绍所知道的一些文坛近闻，还提出想知道的关于30年代文坛的若干人和若干事，以及聂先生嘱我为他查找几篇旧文之类。聂先生总是抽着烟，回答不紧不慢，经常说这事我书中写过，你可去翻翻，那事我也不清楚。交谈往往断断续续，有时也会冷场，一老一少，就这样枯坐一阵，如果聂先生称为“周婆”的周颖先生正好回家，我就起身告辞。这种情景，我后来在拜访黄裳先生时也经常遇到。
但是有一次谈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聂先生送我的旧诗集《三草》，是他的修改本，书中有他用钢笔和圆珠笔的多处修改，有的明显是误排，有的则是他的反复推敲。为此，我再次见他时，就好奇地提了一个问题，您老人家何时开始写“三草”这样的旧诗？这个问题提得有点幼稚，不料他笑了，口述两首七绝让我记下，还亲自校了一遍。聂先生告诉我这是他早年所作，是讽刺田汉的，曾给鲁迅看过，鲁迅告诫聂先生“不要幸灾乐祸”。这两首七绝如下：
天下人民本九流，时迁盗宅又烧楼。
如何革命家田汉，羞于偷儿共枕头。
四十年中公与侯，纵然是梦也风流。
坐牢当往邯郸坐，万一卢生共枕头？
聂先生逝世的次年，我在北京结识了他的好友，为他印行《三草》的罗孚先生。此后，又常去拜访罗先生，一次闲谈中，罗先生得知这两首诗，十分高兴，嘱我回沪后抄寄给他。罗先生一直肯定聂先生的打油诗，认为，“绀弩的新诗不如旧诗。旧体诗中，古体不如今体，今体之中，绝句不如律诗”。（罗孚：《〈聂绀弩诗全编〉后记》）他后来编《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就收入了这两首诗，冠题《枕头》，并笺曰：
作于一九三五年，为目前搜集所得聂绀弩最早之旧体诗篇。据上海作家陈子善言，一九八〇年曾访绀弩于北京邮电医院病榻，聂诵此二诗，陈为录之。诗咏田汉身陷上海牢狱事，聂云曾寄与鲁迅，鲁迅阅后批评聂“不要幸灾乐祸”。诗题为编者代加。
我当然为能够提供这条史料，使聂先生写作旧体诗的时间提前到1935年而感到高兴。
《聂绀弩诗全编》
聂先生与上海的关系很密切。他1933年自日本回到上海后，参加上海“左联”的活动，次年4月11日起主编上海《中华时报》副刊《动向》。《动向》很快成为继《申报·自由谈》之后，鲁迅发表杂文的又一个主要平台。在《动向》存在的九个月里，鲁迅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杂文，包括有名的《拿来主义》《论旧形式的采用》等。而正如前述，聂先生接着主编的《海燕》至少同样值得大书特书。他1935年还在上海出版了小说集《邂逅》，1936年发表的小说《酒船》被丁玲选入《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到了40年代后期，聂先生更接连在上海出版小说集《两条路》、杂文集《关于知识分子》《血书》、散文集《沉吟》《巨像》、剧本《小鬼凤儿》等。以他的这些创作实绩，十一年前上海作家协会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聂绀弩理应作为一家而入选，结果却未能入选。这是一件憾事。聂先生如泉下有知，想必不会介意，但我作为编委之一，是应该检讨的。
还有一件憾事也不能不提。聂先生逝世后，我才知道他1948年至1950年间曾两度到港，在香港出版了新诗集《元旦》、散文集《天亮了》、杂文集《二鸦杂文》《海外奇谈》《寸磔纸老虎》等，都是同一家“求实出版社”出版的，这家“求实”比较特别，还出版或经售黄药眠、谷柳、秦牧、欧阳凡海等作家的作品。1993年春，我访学香港中文大学，由另一位新文学收藏家方宽烈先生引领逛旧书肆，到了九龙弥敦道的实用书店。进店见一和蔼的老者坐在收银台后，方先生介绍：这是龙老板。买了几本旧书离开后，方先生告诉我，龙老板名龙良臣，原籍湖南，早年曾是中共党员，避难至港后办求实出版社。我不禁吃了一惊，聂先生这些锋芒毕露的书当年都是这位龙老板出版的？其中应有不为我们所知的史实可寻。之后数次到港，凡去实用书店必与龙老板攀谈，希望听到他当年与聂先生交往的具体经过。可惜由于他的湖南家乡话我听不大懂，只听明白他与聂先生是“老朋友”，为聂先生出过书，聂先生也曾在“求实”住过，没有得到更多的细节。
聂先生后期以写旧体诗闻名，开创了20世纪中国旧体诗的一个新局面，广受海内外推崇，日本木山英雄先生也曾专门论及。《散宜生诗》中有一组聂先生的《六十》自寿诗，其中有这么几句：“行年六十垂垂老，所谓文章处处疵。已省名山无我分，月光如水又吟诗。”我想这不是他的故作谦虚，而是他的自我反省和反思。聂先生经历过大风雨、大世面和大曲折，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大小人物。他的坎坷历程、他的放言无忌、他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非我们这一辈人所能完全理解，他终于写出“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挽雪峰》二首之一）这样的诗句，已足可见他的沉痛和深刻。而他“已成铅椠千秋业，依旧乾坤一布衣”（虞愚赠聂绀弩联），更不能不令人动容。
犹记最后一次去见聂先生，他老人家半倚在床上，瘦骨嶙峋，令人心痛。但开始时精神还是很好，眼睛也是闪亮的，只不过已难以持久，说了没几句话就精力不支了，昏昏欲睡。这是聂先生留给我的最后的形象，久久不能忘。
注释：
[1] 萧军：《谈〈译文〉〈作家〉〈海燕〉和〈鲁迅先生纪念集〉等》，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编印《鲁迅研究资料》。
[2] 聂绀弩：《在香港和哪些人来往》，《聂绀弩全集》第10卷，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