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淡逸格的东晋书法真迹
■冯 高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伯远帖》，作为“三希”中惟一的东晋名家真迹，其艺术、文物价值，绝非其它法帖可同日而语。
首先，此帖起笔多顶纸提笔直入，中段少提按，收笔灭迹隐端，峻落反收，无多余动作。笔画转折处大多方正刚劲，行笔遒劲，停顿自然，断笔为主，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用笔的严谨性。
笔画还略微带有隶书的韵味，如“此”“别”“峤”省去钩法，“珣”“永”“期”弱化钩法，平势出钩。“远”“从”“游”捺画向左延伸笔势，向右平出雁尾，夸张末笔捺画在一字中的主笔作用，更顺应了字法横向取势的特征，显得格调更为高古，体现了东晋时代行书艺术走向成熟的丰富面貌。
通篇看来，此帖书写气势连贯，可以清楚地看出王珣书写时运笔的先后顺序，笔画间的牵丝映带交代清晰，特别是露锋起笔，棱角分明，时出侧锋，更显得真切而率真，这是从摹本和刻帖里无法得到的。
其次，此帖结体横势扁方，隶意明显。整幅作品中仅“群”“申”“宝”“羸”“出”“志”“意”取势仍然保留纵向之外，其余字形多取横势。在此帖中原本属纵向结构的字如“自”“业”“为”“患”都横向取势，“如”“古”“不”“以”更是特意夸张其横势。另外，帖中大多数字形不仅取横势，多数字的左右部件还相隔甚远，如“伯”“昨”“顿”“相”“获”“胜”“期”“畴”“始”“岭”“优”“情”“从”“远”等，遥遥相望，笔断意连，气息绵长。
这种疏散的结体必然会留有大量空白，在极少有连笔的情况下，王珣通过并笔凸显块面效果，让整张作品聚其气力，从而达到形散而神不散，呈现出萧散古淡的格调。
第三，此帖墨色古雅，尽显刚柔虚和、萧散疏朗的韵致。晋人崇尚硬毫书写，兔毫、鼠须同属硬毫一类，据此推知，王珣书写《伯远帖》时，所用的工具当为硬毫小笔。凡有书写经验的皆知，小笔蓄墨少，书写多字数时需要多次蘸墨。《伯远帖》中凡两次着墨的地方，墨色都明显地更浓黑一些，而淡墨在《伯远帖》的运用堪称高妙。
第四，此帖章法布局灵动，一扫均匀板滞的习气。这主要表现在字与字之间字距疏密自然，如第三行的“此”字穿插在第二行“自”与“以”之间的空白处，同时又穿插在第一行“远”与“胜”之间的空白处；第四行的“分”向左穿插在第五行“隔”与“岭”之间的空白处，向右穿插在第三行“优”与“游”之间的空白处；第五行的“峤”字，正好围堵右边第一行“首”与“伯”，第二行“之”与“宝”，第三行“游”与“始”，第四行“别”与“如”，大量空白的串连，使“气通于隔行”。
更难能可贵的是每个字都有动态表情，或顾盼、或俯仰。正如姜白石所言“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
诚然，《伯远帖》的首要价值是真本墨迹，可通过墨迹本对比魏晋刻帖的笔法、字法及章法窥探真正的王系书风；其次，作品独有的萧散古淡的生命意味、意境玄远的笔墨情趣最能代表魏晋文人书写的高度。
笔者通过在故宫博物院目见《伯远帖》原作，便能看出《伯远帖》用笔大量“既侧既中”的用笔方式与结字横向的特征，可见王珣执笔方式为“斜执笔”，对此沙孟海先生有过详述。“斜执笔”即用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指执笔的方式，此种执笔的特点是灵活有余而纵向拉力不足，所以魏晋时期的尺牍总体上有“将线点化”的特征。这可以说是扬长避短，有效地避免了“斜执笔”笔力较弱不宜作长线的弊端。所以，这个时期书法作品总体上没有长线条，减少组合，点画简洁灵活似巧实拙，意态丰富十分耐人寻味。
所以《伯远帖》是以气胜而非以力胜的一件难得的真实样本，而影印字帖传达给我们的是墨色的浓黑、线条圆劲的错误信息，因此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去看原作。当然，换个角度，我们今天来学习《伯远帖》，不同版本传递不同视觉审美信息，对比真迹后，或许能让《伯远帖》生发更多种可能。
我们可以中锋书写，可以篆籀生宣书写，可以由小及大展大书写，亦可中侧并用连笔书写，等等。在笔墨上可以保持一样的逆向生发，这便是我们所要作的思考。对二王书风的兴趣与追求需要我们在读魏晋历史的过程中去反思和寻觅；需要在读原作与临习中不断地去实践与求真，而《伯远帖》正是王珣留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思考和开示。
［晋］王珣《伯远帖》 纸本，纵25.1cm，横17.2cm。行书，共5行47字。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