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历史演变与现实重建
1 引 言
中国文献学古有校雠学之名，发展至今已两千余年。从汉成帝时刘向等人对官府藏书的整理来看，其基本程序和方法包括广罗异本、确定书名、审定篇章、校勘文字、缮写定本、撰写叙录、类分图书等，由此孕育了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等内容，成为构成广义校雠学（即文献学）的核心部分。在文献整理过程中还涉及对文献真伪的考辨、佚文的补阙、语义的注解、内容的组织等，继而又衍生出辨伪学、辑佚学、传注学、编纂学等学问。它们与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一起，构成了传统文献学庞大的学科体系。该体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处于较稳定的状态，直到近代以后才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特别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和西方文献学的渗入和交融，改变了文献学过去只注重考证典籍源流的传统，而把研究范围拓展到对文献的产生、发展、存储、传递和利用规律的探讨上。另一方面，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文献载体形式、信息记录手段、知识存检方式等发生重大变革，使得传统纸质环境下的文献整理与利用方式在新的数字环境下表现出某种不适应，这迫使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以上两大因素造成文献学自有“文献学”之名始，学科体系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学科体系长期的不稳定，势必对文献学教育产生不良影响。本文即拟通过对民国以来不同时期文献学著述的考察，探寻文献学学科体系演变的历史轨迹，并尝试以文献学研究对象和核心研究内容为基础，重新构建适合于当前文献工作与文献学教育实际的文献学学科体系。
2 民国时期：
“校雠学”变身“文献学”初期的学科体系
清代以前历代被称为校雠学家的学者，其学术成就多表现在具体的文献整理活动之中，除少数学者如南宋的郑樵、明代的胡应麟、清代的章学诚分别在《通志·校雠略》《经籍会通》《校雠通义》等著作中对文献学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总结外，大多数学者都疏于文献学学科理论及内容体系的构建。民国初年是“校雠学”变身“文献学”的关键时期，变身的根本原因是“校雠学”之名已难以概括文献整理活动的全部内容，其主要推动者是国学大师梁启超和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他们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对文献学的初创起了奠基作用。
“文献学”始见于梁启超1920年所撰《清代学术概论》：“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1]之后，梁氏又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法讲义》《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儒家哲学》等演讲和著述中多次提及“文献学”、“文献之学”、“文献学问”等名目。在梁启超看来，“文献的学问”是一门相当紧要的学问，与“德性的学问”（即哲学，古人谓之修身之学）一起，是研究国学“两条应走的大路”。所谓“文献的学问”，“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2]。何谓国故？用胡适的话讲，就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胡适还提出了整理国故三种方法：一是“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即突破传统朴学仅把义理之辨的儒学经典作为研究对象的狭窄范围，将古代各类稗官野史、街谈巷议、“三教九流”的著述也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二是“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具体有“索引式整理”、“结账式整理”和“专史式的整理”三种方式；三是“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即借鉴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可见，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整理，都是通过典籍整理来完成的。以上三种方法既是治史之法，也是治书（史料）之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梁启超所谓的文献学实际有两层含义：一是狭义的文献学，指的是史学，即传统学术分类“四部”中的“史部”之学。二是广义的文献学，指的是“史料”之学，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四部。这两层含义在梁启超的论述中都有提及，如《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文献学书类”列举了《二十四史》《廿二史札记》《史通》等书目，此“文献学”即指狭义的文献学——“史部”之学。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4]这里的“文献学”指的是广义的文献学——“史料”之学，即一切古书都可当作历史来读，因为里面“一字一句都藏有极可宝贵的史料，和史部书同一价值”[5]。这实际上是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图1 梁启超像
对于梁启超的文献学体系，今人彭树欣通过对梁氏著述中关于文献学内涵、范畴及研究意义等阐述的梳理和解读，将之归纳为“历史”、“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和“艺术鉴评学”等方面，其中“古典考释学”又包括“经书的笺释”、“史料之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等十二个方面。这是一个三级的学科体系，其中二级分类中，文字学与古典考释学并立，而古典考释学的三级分类中又有文字训诂，“说明梁启超对文献学体系的思考并不成熟，只是初步的探讨”[6]。对此，杨翔宇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梁启超心目中的“文献学”不仅包括中国传统学术，也包括中西学术激荡下的“现代”学术。换言之，作为学术载体的“文献”，不仅包括“古书”，也包括“新书”，即“现代”文献。为此，他重新构建了包括现代文献学在内的梁启超文献学体系（见图2）。该体系融合了西方学科理念，同时保存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特色，在结构和内容方面已较为全面，特别是将文献学划分为传统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的做法，对中国文献学的发展有“开创之功”。
图2 梁启超的文献学体系[7]
继梁启超之后，郑鹤声、郑鹤春兄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在元人马端临文献观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科学分类方法，将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勾勒成两大部分：一是所谓的“文”，包括“结集”、“翻译”和“编纂”；二是所谓的“献”，包括“审订”、“讲习”、“印刻”[8]。从其所述内容来看，“结集”指的是经史子集四部文献的分类及目录组织，“翻译”即域外文献的汉化，“编纂”着力介绍丛书与类书的编纂经验；“审订”阐明历代文献校勘的特点与得失，“讲习”探讨中国古代学术源流，“印刻”论述刻印源流与版本类别。
图3 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专著
郑氏兄弟的文献学体系，除了重视传统校雠学中版本、校勘、目录、编纂等文献整理的内容之外，还特别突出了“翻译”和“讲习”，这在当时确实是独树一帜，说明他们是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来看待中国文献学的，敏锐地发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景。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实际上讲的是中国文献的流布史，并没有廓清中国文献学特有的结构和内涵。但无论如何，郑氏兄弟对文献学的构建都称得上“在中西文化冲撞之下，对中国文献学的世界价值、地位重新审视的创新之作”[9]，是传统文献学现代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图4 郑氏兄弟的文献学体系
3 1980年代：
以“三位一体”结构为基础的学科体系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文献学研究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沉寂期之后，至80年代又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一时期张舜徽《中国文献学》（1982年）、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1982年）、王欣夫《文献学讲义》（1986年）、罗孟祯《古典文献学》（1989年），以及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1988年）等相继问世。
张舜徽认为，文献学是研究古代文献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专门学科，虽然历史悠久，但真正形成学科体系，还是比较晚的事情。他在《中国文献学》[10]中第一次正面阐述“文献学”的内容体系，包括文献学的范围与任务、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与成果、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与重大任务等。他将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概括为“版本”、“校勘”、“目录”三类，把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分为“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将前人整理文献的成果总结为“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标、编字典、辑丛书”，昭示了张氏突出版本、校勘和目录，注重“整理”的文献学学科体系构建思路。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11]以文献的源流与分类、文献的类别与体式、四部书的构成及演变、类书丛书与辑佚书，文献目录与解题、版本校勘与辨伪，文献的收藏与阅读等七大类为文献学的基本结构。该书的特色是着重叙述了民族文献，但其主体部分仍是围绕目录、版本和校勘展开的，只是把各主题分散在文献的各种表现形式之中。《文献学讲义》是王欣夫1957年至1960年在复旦大学讲授文献学的讲稿，后经学生徐鹏整理，于1986年出版，因此该书大体反映了60年代前后我国学者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认识。王欣夫在《绪言》中开宗明义地讲：“广义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收文献的方法……根据前人积累的经验，实践的效果，本课定为三个内容：一、目录；二、版本；三、校雠（笔者按：狭义的校雠即校勘）。这三个内容是三位一体的，不应该分什么先后。”[12]罗孟祯《古典文献学》[13]分为四编：第一编“谈书”实际上是文献史，第二至第四编分别是“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14]于1988年首先出版，后陆续又出版了《版本编》《校勘编》《典藏编》，对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划分可谓简明直接。
图5 张舜徽先生及其《中国文献学》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经典文献学著作，作者无一例外都是来自传统的史学、文学领域，因而带有浓郁的校雠学色彩，其内容体系基本上是以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为核心，三者互为纽带，形成了稳定的三角结构，共同构成文献学这一主体，即所谓的“三位一体”。而在这个核心结构的外围，文献学的其他研究内容依次展开，比如文献的形体、文献的聚散（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第一编以四章篇幅专述“记录古代文献的材料”、“记录古代文献的书籍”、“古代文献的散亡”）、文献的类别、文献的编纂（如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三章专述“文献的源流与分类”、“文献的类别与体式”，第五章专述“类书、丛书与辑佚书”）、文献的典藏、文献的阅读（如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第八章专述“古典文献的收藏与阅读”）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已开始了对专科文献学的建设和探讨，如张君炎将“文学文献学”的内容设定为文学文献的种类和体裁、文学文献的类型、文学书籍的刻印出版、文学目录的特点与演变、文学文献的校勘和辨伪、文学文献的注释和体例、文献的检索方法和文学工具书等七部分[15]。王余光将“历史文献学”的内容划分为四大块，包括历史文献概述、历史文献的实证（含辨伪、校勘、考证、辑佚等）、历史文献的解释（即史注）和历史文献的整序（含目录和索引）[16]。而杨燕起构建的“历史文献学”体系则相对庞大，包括历史文献学相关理论（上编）、历史文献学史（中编），以及目录学、传注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史源学、编纂学、藏书史以及相关学科和相关文献（下编）等 [17]。可见，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因属传统的文史领域，与校雠学关系密切，因而在结构体系上与普通文献学较为接近。其他专科文献学则体现了较强的现代学科特点及本学科特色，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王秀成《科技文献学》（1984年）、秦玉龙《实用中医文献学》（1987年）、罗式胜《文献计量学引论》（1987年）、黄存勋《档案文献学》（1988年）、邱均平《文献计量学》（1988年）、薛凤奎《中医文献学》（1989年）等。
因著作繁多，通过其中的任何一部都难以获得20世纪80年代文献学体系的整体印象，只有把它们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一个时代的文献学的完整结构。如图6所示，20世纪80年代的文献学大致由普通文献学和专科文献学两大部分组成。普通文献学以版本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为核心，外围包括文献的形体、文献的类别、聚散、辨伪、辑佚、编纂、典藏、阅读及文献学史等内容。专科文献学则包括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中医文献学、档案文献学、科技文献学、文献计量学等。其中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与普通文献学的结构体系较为接近，体现了传统校雠学的特点。
图6 以“三位一体”结构为基础的文献学体系
4 1990年代至21世纪初：
传统与现代交融下的“大文献学”学科体系
如果说1980年代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构建的文献学体系突出了传统文献学偏重“整理”的思路，那么到了1990年代，这种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例如，1994年洪湛侯在《中国文献学新编》中指出，“中国文献学业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而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在文学、历史、档案等专业的文献学课程设置中，都考虑了各个专业的特点、研究方法、历史和理论，甚至中医院校开设的课程也注意到中医传统的“理、法、方、药”的完整体系，唯独文献专业的“中国文献学”只讲文献整理方法中的部分内容，“岂非以偏概全、名不副实！”[18]为此，他按照体、法、史、论四个方面来构建文献学学科体系：设“形体编”，讲述文献的载体、体裁、体例、体式；设“方法编”，传授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的方法；设“历史编”，考辨文献学发展的历史源流及历代文献整理取得的成绩；设“理论编”，分析中国文献学理论形成的过程，评点各阶段文献学理论的特点，总结历代文献学家的理论成就。洪氏的这个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文献学“三位一体”的基础结构，是对传统文献学的创新和发展。
另一方面，以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为研究视角的“现代文献学”迅速发展起来。1983年制订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使得“文献”概念的外延及“文献学”的研究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至20世纪90年代，有别于传统文献学的图书情报学系统的“现代文献学”概念及体系开始流行。例如，1990年倪波的《文献学概论》通过对文献和文献工作的探讨，力求勾勒出一个不局限于目录、版本和校勘为核心内容的新的文献学科学体系，包括文献概述（概念、社会功能）、文献结构、文献信息、文献载体及形态、文献族系、文献类型、文献生产、文献交流、文献规律、文献工作标准化、文献工作现代化[19]。显然，该体系是站在图书情报学的视角，在文献信息理论、文献符号系统、文献载体和文献记录方式四者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传统文献学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文献学。对于现代文献学（Documentation，中文常译作“文献工作”）的起源及本质，林申清认为它起源于西方，是在文献工作实践中形成的一套文献加工、整理、利用的理论和方法。引进中国后，在概念的实际使用中，文献工作与情报工作、文献学与情报学并无明确的界限。而作为一门学科，现代文献学和目录学、情报学、图书馆学乃至档案学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上有许多交叉重复的共同现象，而不是此疆彼域、泾渭分明。他把现代文献学的内容体系总结为五个方面：文献和文献学发展史、文献类型研究、文献收集与整理的方法研究、文献检索系统的研究、文献发展规律研究[20]。
传统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彼此相向的发展为两者的融合奠定了基础。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发布，将“文献学”列为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下列三级学科文献类型学、文献计量学、文献检索学、图书史、版本学、校勘学、文献学其他学科。该体系虽欠完善，但已体现兼容古今的思想。此后，有学者试图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揉合在一起。1993年，柯平从分析文献学研究对象入手，用等级列举的方式把文献学体系分成四大分支：一是文献学通论，包括文献学基础理论、文献信息论、文献控制论、文献社会学、文献经济学、文献学史、比较文献学；二是文献方法学，包括出版发行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目录学、文献语言学、文献计量学、文献保护学；三是文献类型学，包括图书学、期刊学、资料学、档案学、专利学、工具书学、地方文献学；四是专科文献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社会科学文献学、哲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文学文献学、经济学文献学、法学文献学、科学技术文献学等[21]。这是最早尝试将传统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融合在一起的“大文献学”学科体系。
图7 于鸣镝的“大文献学”学科体系
2000年，于鸣镝发表《试论大文献学》，正式提出“大文献学”的概念，并初步构建了“大文献学”的学科体系[22]。接着潘树广发表了《大文献学散论》[23]，建议从纵横两个方向拓展“大文献学”的学术空间。同年，于鸣镝发表《再论大文献学》[24]，根据潘氏的意见对“大文献学”学科体系进行了修正。图7完整地展示了于鸣镝两篇论文构建的“大文献学”体系。这个体系看似十分宏大、完备，但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学科体系的建立，依据的应该是学科的本质属性——研究对象和核心研究内容，而像“时间”、“地域”、“过程”等这类一般事物都普遍共有的属性，是不宜作为学科体系建立的基石的，否则任何学科都可以照此建立起庞大的体系，其结果是“千人一面”，体系是够庞大了，但湮没了学科特点。其次，逻辑关系存在一定的混乱，比如专科文献学中有“文献分类学”、“文献编目学”，而在“文献整序学”中又有“分类学”、“目录学”；专科文献学中有“文献类型学”，而在“文献生产学”中又有“图书学”、“期刊学”、“档案学”等。再者，有的类目存在归类不当的情况，比如“版本学”应属文献整理范畴，不当归入“文献生产学”。“校勘学”同属文献整理范畴，不当入“文献利用学”。“大文献学”意在构建现代完整意义上的文献学，以促进学科的健全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于鸣镝先生对“大文献学”体系的探讨仍是有积极意义的。
2000年，山东大学冯浩菲教授针对我国学科专业目录中三个一级学科均下设文献学（即中文学科下设“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学科下设“历史文献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下设“文献学”），且互不干涉，各自发展，致使学科体系比较杂乱的现状，提出要打破目前文献学因分属于三个不同的一级学科而造成的互不关联的无序状态，主张把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对待，将文献学“与哲学、法学、历史学、文学并列。同时仿照调整后的历史学的例子，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级学科，学科名称就叫'文献学’，英译名叫Philology。”[25]为此，他还绘制了我国文献学的分级分类表，将文献学列为一级学科，二级学科设中国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三级学科设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辨伪学、辑佚学、古籍整理体式学、传统经学、文献信息学、文献制作学、文献传播学、文献计量学等。而将文献学在其他一级学科的应用而产生的分支学科（即专科文献学）移出文献学的范畴，比如，将中国历史文献学移至历史学，中国文学文献学移至中国语言文学，中国经济文献学移至经济学，中医文献学移至中医学。2002年，他对文献学学科体系又进行了重新分类和定位，将文献学分为“综合文献学”和“单一文献学”两大体系，其下分设“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专科文献学”、“专题文献学”和“专书文献学”，其具体结构如图8所示。
图8 冯浩菲的文献学体系[26]
从图8可以看出，冯浩菲教授的文献学体系是依照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建立起来的，实际上也是一个融合了古今在内的“大文献学”体系。不过，与他本人2000年绘制的“我国文献学的分级分类表解”相比，该图最大的不同是将“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文学文献学”、“数学文献学”等分支学科又请回了文献学体系，反映出作者在对专科文献学的处理上有过认识上的反复。另外，“一级学科”的提法源自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指为“文献学”更为恰当，而不当指“综合文献学”和“单一文献学”。“综合文献学”和“单一文献学”这样一类虚目也不宜列为二级学科。
5 基于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内容的
文献学学科体系的现实重建
综上所述，发源于校雠学的文献学发展至今，其体系之庞杂，名目之繁多，让人叹为观止，同时也让人无所适从。这固然是文献学繁荣的结果，但也反映出人们在建构文献学学科体系时的盲目和混乱。笔者以为，文献学学科体系在重建之前，必须首先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研究对象和核心研究内容是文献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理应成为构建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基石。正如田方斌指出的：“文献学研究对象是文献学学科体系建构的逻辑基点，它规定和制约文献学学科体系内涵和边界；文献学研究内容既是研究对象的逻辑扩展，又是划分各分支学科的基本依据和整个学科体系建立的逻辑中介。”[27]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文献学从来都是通过“文献”（笔者注：“文献”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和类型）的整理和利用来服务于其他学科，帮助人们获得所需知识和信息的学问，而不是别的什么学问。两千余年来，文献学得以独立于学术之林，甚至还能对其他学科产生一定的影响，凭的就是这项“独门绝技”。如果抛开其实践性、应用性和服务性的学科特性，也去搞纯理性的思辨研究，去搞大规模的学科扩张，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文献学也就不成其为“文献学”。董恩林教授曾从校雠学的历史渊源出发，指出传统文献学实质上就是“文献整理利用学” [28]。笔者对此深表赞同，但同时认为，不仅传统文献学，现代文献学的本质也仍是文献整理与利用，只是视角、方式与方法与传统文献学有别而已。因此，文献学就是以“文献”为研究对象，以“文献整理与利用”为核心研究内容的基础应用型学科。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以此为基础建立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如图9所示）。
第二，在当今学科大融合的趋势下，以时代性将文献学划分为看似本质不同的传统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已不合时宜。传统文献学不完全等同于“文学”和“史学”所指的文献学，现代文献学也不完全等同于“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所指的文献学。“文学”和“史学”所指的文献学，今天也面临着新型文献载体不断涌现及传统文献内容的数字化整理等多项现代性的问题。反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所指的文献学在古代也有诸多藏书购求、鉴别、典藏、分类、编目的理论与方法。两者不是绝然以时代性来区别的，而是以文献整理的视角、方式和方法来区别的。如图9所示，文史学界的文献整理多偏重于文本的复原性整理和语义的解释性整理，而图书情报界的文献整理多偏重实体的保存性整理和内容的次序性整理。但从整理的目的和功用来看，两者并无实质的不同。董恩林教授说：“现代文献学与传统文献学名同实异，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名异实同。”[29]笔者只认同后半句。这也是笔者在本文所建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中，不主张将文献学简单地划分为传统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的原因，因为这样容易抹杀两者在文献整理与利用这一学科本质上的内在统一性。
图9 基于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内容的
文献学学科体系
第三，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应内外有别，注意突出学科的核心内容，防止学科的泛化。文献学是一门应用范围极广的学科，几乎与所有的学科都有交叉关系，如果不加区别，几乎可以建立起以文献学为中心，包纳人类所有知识内容的学科体系。因此，必须突出“文献整理与利用”的核心地位（图9实线所示部分），而与其他学科有交叉关系的研究内容，在学科体系中均处于从属地位（图9虚线所示部分）。文献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在专科文献、专题文献和专书文献中的具体应用，笔者称之为正向映射，由此产生的所谓中医文献学、方志文献学、《诗经》文献学等，只是文献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应用。反过来讲，从信息学、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文献学的基本问题，笔者称之为逆向映射，由此产生的所谓文献信息学、文献传播学、文献经济学、文献社会学，研究的其实仍是文献整理与利用的方法、效率和效益问题，变换的只是视角和方法。笔者将以上学科名目，均以虚线表示，说明其在文献学学科体系中的次要地位。1990年代，图书馆学界曾一度热衷于建立各种学问，据统计，“在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中，被研究者涉猎的学科已近300门，仅心理学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拼接的就有几十种之多……各种专业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几乎已渗透到社会上所有的行业和各社会团体，诸如农业图书馆学、林业图书馆学、学校图书馆学、少儿图书馆学、工会图书馆学、军事图书馆学，医药、国际、航天、交通等等图书馆学，可谓无所不在，无处不有”[30]。这种盲目铺摊设点的后果就是图书馆学被支解得支离破碎，失去了本我，只有名目而没有内涵。前车之鉴，不可不察。文献学只有牢牢抓住文献整理与利用的学科本质，才能防止学科的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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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图书情报知识》2016年第2期，2017年9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
责任编辑：郭艳红
作者简介
李明杰，1971年生，江西丰城人，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文献学与中国图书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代版本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1917-1932）》（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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