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传奇祖母

在我的鼓励下，最近爸爸写了四十页的回忆录，我妹妹拍成照片，传给了我。读完后，我有些失望：一个当了几十年语文教师（小学））的人，写个回忆录，也太流水账了。小学生三年级就要开始写作文吧？我爸爸这个水平，教学生写作文够格吗？误人子弟，误人子弟啊！

不过里面谈及的一些史实，却让我跌破眼镜，原来我们家和天主教还有些瓜葛。这要从我的亲生祖母说起。

在我们南昌，称呼祖母为婆婆。而自我晓事以来，面对的婆婆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她是我爷爷的后妻，我爸爸的继母。不过对我还是非常好，不是血亲，胜似血亲。

而我的亲祖母去哪了呢？在1946年，跟着一个国民党逃兵跑了。据我爸爸说，该逃兵为四川遂宁人，当时随着一队国民党兵，驻扎在我们那个村庄——南昌城郊城南村。

按爸爸描述，我爷爷的老屋子位于村南，门前有一条路，虽然不宽，却是附近村庄比如杨家、李家、熊家人进城的必经道路。路中间都是麻石，用两条并排的麻石组成，一直蜿蜒伸向无边无际的远方。每天只要有亮光的时辰，推着独轮车的乡民就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像蚂蚁一样忙碌。

独轮车我少时还见过，就像《三国演义》里描写“木牛流马”，其实汉代就有，叫鹿车。推行者两手握着两个车把，为了平衡，车把上还系着两根皮条，一左一右，搭在推车人两肩，贯于颈后。这种东西，古人叫“鞅”。《说文·革部》：“鞅，颈靼也。”靼，指柔软的皮革。颈靼，就是系在颈上的柔软皮革。不过，在古书里，这种柔革皮带是系在牛马脖子上的，我认为系在人脖子上，而功能相仿，也可以叫“鞅”。他们和牛马本来也没有什么区别，共同享用一个古汉语词鞅，又怎么了？

独轮车因为独轮，非常难以平衡，尤其载了重物时，瘦弱的人掌控不住。系上鞅，就好办了，只要人不倒，车就很难倒；但若车倒，人也必倒。当时的精壮汉子，繁琐农事之外，就靠推这独轮车为人运货，挣点小钱谋生。而我爷爷的哥哥，就死于此。

据我爸爸的描述，当然，他也是听来的。大概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爷爷的爸爸才死不久，享年五十，死前含泪留言，要长子好好照顾暮子。兄弟俩互帮互助，一起振兴家族。有一句我猜他肯定会交代：“一定要让你弟弟娶上妻哦。”繁殖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虽然家里从此少了一根梁柱，但爷爷的哥哥力大无穷，是村里最精壮的汉子，自然轻松顶上了父考的位置。以为靠着这一身力气，荫庇小弟，振作门楣，不在话下。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他的理想很快落空了。

在某个春节的前几天，力大如牛的新梁柱史老大推着独轮车，替人运两根巨木，眼看离目的地不远，拿到钱就可以办年货回家，让寡母弱弟开颜。谁知车轮突然滑进了麻石路的一处豁口，巨大的颠簸让他的车失去了平衡，饶是他力大无穷，也立刻被巨木掀倒在地，系在脖子后的鞅被巨木压住，让他无法挣扎而起。好在有同伴——那时推独轮车的劳苦大众往往结伴而行——同伴立刻放下车来帮忙。无奈巨木过重，他试图推开木头不成功，反而使木头咕噜噜滚往相反方向，碾压在史老大的喉管上。一声闷响，史老大喉管断裂，一命呜呼。我仿佛感到了高宠力挑铁滑车，衰竭而死的悲壮！

那时我爷爷十五岁。在我爸爸的笔下，他仰天号呼：“爷才死不久，兄又亡故，天道对我家不公啊！”但我读到这，却有一种滑稽的喜感，废屏而想，这老头子，果然在语文教科书文学上有极深功力。描写的场面像极了革命文学，只是我爷爷并没有跑去参加革命。

他没有选择，及时出列，顶上父兄的位置，成为烂家庭的新顶梁柱。

这样的穷人，哪有女人嫁他？但他没想到，法国人在1929年诞生于南昌的天主教妇幼医院，给他储存了一个福利。这个医院下属有一个育婴堂，专门收养被南昌人遗弃的婴儿，自然绝大多数都是女婴。根据时间推算，大概这医院创办不久，我那个弃婴祖母就被它收留了。抚育到六岁，又被一个终身未婚的算命瞎子老人接去收养，吃糠咽菜，一路蹒跚到青春期。算命的瞎子要死的前夕，被闻讯赶去的爷爷堵在床上。经过一番诚恳的表演，老人慨然答应，把女孩送给我爷爷当妻子。

原来如果没有基督教，世上根本就没有我爸爸，自然也没有我。虽然这未必是坏事，但我想，既然生命已经获得，就该懂点事理，无论如何，也是要感谢那个教会医院的。后来它被政府接管，改名南昌第三医院，又过了几十年，我在那个医院呱呱诞生。

大约这种一直孤苦伶仃的生活经历，导致我那位祖母性格孱弱，不善言辞，胆小怕事。她生育能力倒是上佳，嫁过来后，连产三子，我爸爸是最小的一个。她每天忙忙碌碌，操持家务，苦比黄连。平日我爷爷在外披星戴月，锄禾种菜，她就在家带孩子，编草鞋。门口麻石的小道上，独轮车依旧来来往往。蚂蚁般的人们不怨天不尤人，仿佛认定了生下来就该受苦，毫不懈怠地挥洒着体力。我祖母编好了草鞋，就挂在门口，来往的苦命人都能看见，偶尔会买上一双，替代脚下已经难以为继的那对。但草鞋能卖几个钱？那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在贫困中苦苦挣扎。我爷爷仿佛还有点经商头脑，他去城里贩卖了一点小货物，把家变成了一个小杂货铺，供南来北往的人选择，意图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却不想，这为自己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1946年，一队国民党士兵开进了村庄，驻扎下来。有些士兵也会走进杂货店，买点小东西。但遂宁籍的那个兵痞，却发现不花钱，甚至可以把女主人顺走。他频繁出入祖母的杂货店，引起了邻居的风言风语。一些“道德感”旺盛的妇人，因此在我祖母面前洋洋得意，吆五喝六，讥讽挖苦，甚至动手打骂。而我那懦弱的爷爷，没有胆量找那个兵痞交涉，也不帮助妻子对抗邻居的侮辱。他是个窝里横的青年农民，生怕戴绿帽子，在家里肆其凶焰。我的祖母终于绝望了，她决定把绿帽子狠狠掼在我爷爷头上，远走高飞，去寻找新的生活。

那天中午，她做好饭，喂三个孩子吃饱，抱着我八个月的爸爸亲了又亲，放下，走出家门；几步后又折回，抱起我爸爸再次亲了两下，对长子说：“照顾好弟弟，我出去有事，晚上就会回来的。”说着，挎着一个包裹，走出了门。他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痴呆地看着她，见她走到路口，又折回来，再一次从木桶里抱起我父亲，亲了又亲。这回之后，再没有犹豫，坚决地出门，向南昌城的方向走去。

天色渐渐黑下来，我大伯坐在门槛上，望着延伸向远方的麻石板路，像一具木偶，但没有再望到母亲的身影。我爷爷扛着农具归家，晴天霹雳，哭丧着脸，浼求着亲戚四处去找，找到军营，长官一集合队伍，发现遂宁籍兵痞早已逃之夭夭，双手一摊：“哎，肯定两个人私奔了，这龟儿子，硬是狡猾，抓到他非毙了不可。”

许多年后，我听到这个故事，曾经写了一首诗来歌颂：

先我至树下，万勿疑旧盟。

家务收拾就，即来相汝从。

然我不可度，费时当几许？

只可致告君，万世咸爱汝。

在此聊相待，一定能再晤。。

诗歌是以我祖母的口吻来写的，简单的五言古风，好像仿旧的古董，其实底层隐藏着西方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我的年轻和敏感。如果我的爷爷当时看到，而且能读懂，一定会气炸肺：“放你妈的狗屁，这个贱逼逼痒痒，跟各野男人跑了。倒是我的错？我该给她敲锣打鼓欢送？是不是还要送一份厚礼？”

可怜的爷爷从此忍着一条卵，独自拉扯着三个儿子。我的父亲才八个月，自己万万没法兼顾，就寄养到一户人家，每隔一段时间，给那户人家一担谷子。这哪靠得住？自然养得坑精鬼瘦，估计DNA密码都被改变了，否则以我现在的生活水平，不至于也胖不起来。爷爷偶尔也会买上一点麻花和饼干去探望，但最后发现似乎要夭折，只好及时止损，抱了回家。这时长子也有十岁，次子七八岁，可以帮忙。父子三人竭尽脑汁，终于把我爸爸抢救了过来，否则，我不可能坐在这里打字给你们看。

爷爷后来娶了一位遗孀，如果他是地主，大约应该用个文雅的词，叫“填房”什么的，但似乎他不配，姑且就叫“后老婆”吧。这回他要“感谢”的是日本人，那遗孀的老公，在几年前还处于抗战时，死在日军飞机轰炸之下，自己带着一个女儿，在大家庭混日子。小叔子和妯娌高低看她不惯，听了人介绍，欢天喜地簇拥着寡嫂去我爷爷家造访，见到满屋脏乱，妯娌二话不说，捋起袖子，率先动手整理起来，搞得寡嫂不好意思，只好跟着劳作，一个下午就把我爷爷的破屋打扫得好像年轻了十岁。爷爷在旁边，乐得合不拢嘴，这事一拍即合，他有了老婆，我爸爸兄弟有了继母，新主妇还多少带来了一些当年的嫁妆，四个不人不鬼的男人获得了新生。

自我记事以来，面对的就是这一个和蔼慈祥的祖母，对我煦妪仁深，然而不知哪个多嘴的，告诉我她不是我爸爸亲生的母亲，仿佛我就会为此有所疏离似的。其实丝毫没有，终这位继任的婆婆一生，我对她都非常爱戴。只是她似乎心里一直有隔阂。我说不太清楚，只是感觉。

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村里突然收到一封信，来自一个叫湖南平江县的小村，落款是个很陌生的名字。信的内容让人吃惊，竟然是我那位私奔的祖母寄来的。她还活着，当年她跟着那遂宁籍逃兵，并不像我诗歌中写的那么浪漫。没有村口的大树，没有山盟海誓，没有狂热的爱情，有的只是胆战心惊，和对旧生活的绝望，它们共同指向一场无可奈何的逃亡，这一逃，就逃进了深山。那个地方，比南昌市郊的城南村不晓得还要偏僻多少，在那里，他们洗白了身份，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还生育了好几个儿女。

这位私奔的祖母，没能再和他们的儿子见面。在信件寄出的第二年，也许第三年，她去收晒好的红薯干，一脚踏空，从山坡上滚下来，就此卧床不起，郁郁而终。

那个时代，我还没有坐过火车，我的亲戚中似乎也没人坐过火车，那仿佛是城里人才有资格坐的交通工具。因此，铁道虽然连接着南昌和平江，那传奇老妪，也没有再盼到自己的三个儿子去见上一面。

好几年前，我通过网络重新和她的第二任儿女联系上，才得知她的女儿还好，都有自己的家庭。儿子则一个孤独终老，一个不得已，娶了个精神病，生了一对女儿。

这一对女儿智力虽然不算高，倒还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