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怎樣閱讀《資治通鑑》這部書
很高興和大家見面，和大家來談談怎樣閱讀《資治通鑑》這部書的問題。
其實嚴格地說，除了組織指令的政治學習，讀書，都是一件隨心所欲自得其樂的事兒，這也就意味着書想怎麼讀就怎麼讀，想讀什麼書就讀什麼書（當然組織不讓讀的也堅決不要讀，這是必須的），似乎沒多大必要聽別人說該怎麼讀，也似乎沒多大必要給別人說該去怎樣讀。再說尋覓該讀的書，找到更好的書，以至慢慢找到正確的、或者說是適合自己的讀書路徑，這本身都是一個人走向知識世界必經的途徑，一心等着別人告訴你怎麼讀書、該讀什麼書，是不可能經歷廣闊的知識天地的，也不可能深入地領略知識的內涵。從這一意義上講，我今天在這裏和大家談論這個話題，可以說多此一舉，是毫無必要的。不過從另一方面說，由於很多書籍的內容相當複雜，內容又很深奧，中國古代的文史典籍尤其如此。人們在初讀時，往往很不容易在短時間內得其要領。在這種情況下，先讀過的人提供一些導讀性的意見，或者說是講講切身的體味，對他們往往會有一定的幫助。今天我在這裏和大家談的，就是這樣的內容。不過需要和大家說明的是，就今天所講的這個題目而言，我並不十分適合做這樣的工作，因爲我不僅沒有通讀過《資治通鑑》這部書，就連某一個特定時期的內容也沒連貫閱讀過，這樣就衹能做個“二傳手”，儘自己所學所知，吸收和採納一些前輩學者談過的“經驗之談”，把這些經驗傳遞給大家。按照我的理解，關於怎樣閱讀《資治通鑑》這部書的問題，是比較而言的。這話的意思，是一部書有一部書的特點，所以我們在閱讀一部書的時候，需要針對其各自的特點，做出抉擇——首先是我們是不是選擇這部書來讀；其次是如果想讀的話，怎樣展開我們的閱讀纔會更好？原因是世間有好多好多書，人生苦短，想一本一本地捱着讀，也沒誰能夠讀得完。再說這些書或優或劣，或合適或不宜，選擇合適的書籍再按照適宜的方式來讀，就是必然的事情了。好了，今天我想和大家談的第一個話題、也就是在進入我今天同大家談論的主題之前的引言是：若是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的話，《資治通鑑》是一部什麼樣的書？不過在這裏我得先避開自己提出的這一問題，“老生常談”地講述一下《資治通鑑》這部書最基本的概况：（1）《資治通鑑》的篇幅——全書總共二百九十四卷。（2）《資治通鑑》的作者——這部書的作者是北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司馬光。請大家記住，這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不是困守書齋的書呆子。（3）還有，除了《資治通鑑》本文之外，司馬光同時還寫有《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通鑑釋例》一卷。這幾種輔助著述，對閱讀《通鑑》和利用《通鑑》研究歷史、認識歷史，也非常重要，需要有所瞭解。回到剛纔所說的那個問題，我的解答是：《資治通鑑》是一部編年體史書。若是再稍微多說兩句話的話，那麼，可以說——它是一部記述戰國初年至五代末年中國歷史的編年體史書。在認明這一點的基礎上，現在我把另外一個問題，提給大家了——即你閱讀中國古代歷史著述的目的是什麼？我把閱讀《通鑑》的讀者粗略地分爲兩類：一類是歷史研究的從業人員，另一類是愛好閱讀史籍的歷史愛好者。也就是就讀書的目的而言，一類是從歷史學專業研究的角度來閱讀，另一類是從一個普通歷史愛好者的角度來閱讀。這樣的劃分，在下面談論的一些議題中會有很大作用，不過僅僅就我現在馬上就要談論的這一問題而言，這個類別劃分，分不分也都差不多——我的意見是：誰也別先來讀《通鑑》，誰也別一上來就直接讀《通鑑》。所謂“編年體”史書，就是嚴格按照史事發生的時間順序做記述，早發生的事兒，寫在後發生的事兒的前面。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是《春秋》，因爲最早，甚至出史入經，被後世尊奉爲做人治國的指南。這種體裁，也可以說是全世界所有地區最早出現的載錄史事的著述形式。這麼早，這麼普遍，寫得還這麼自然，自然有着充分的合理性，甚至是必然性。這是因爲歷史是時間的學問，清楚顯現人類活動在時間軸上的發生序列，是歷史著述的第一要義。但歷史著述體裁也像天下所有事物一樣，有利就有弊。這就是在同一時間內、或者更準確地說在同一時間段內，往往會相並發生很多件重要的事情。在撰著《春秋》那個時代，史學著述還剛剛初生未久，一年衹選擇少數幾件特別重大的事情記上一筆，大多也沒有連貫的發生過程，用編年體這種體裁，就明顯利大於弊；後來有了補充說明其事的《左傳》，也還大體適應，還是利大弊小。可司馬光撰著的《資治通鑑》則與此大不相同。它的內容豐富了很多很多，每件史事往往還引發不止一個結果，而且還要逐一展示其發生發展的過程，有始有終。這樣就會在同一時段內展開多條線索，一件事兒走一條線。其中有些事件的線索，相互具有直接關聯，但還有更多的事件，彼此並不直接相關，各走各的線。這就使時間序列本來整齊清楚的編年體史書，變得錯綜複雜。不同的史事之間，必然會造成嚴重的干擾，干擾讀者正常的邏輯思維和判斷，很難順暢地往下接着讀。結果，必然是大腦一片混亂，混亂得很，實在不好讀。就作者連司馬光自己都說“光修《通鑑》，唯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編，已欠伸思睡矣。……聊用自娛餘生而已”（宋劉羲仲《通鑑問疑》）。無聊到啥程度了，一卷沒讀完，就把人催眠催得快入睡了。這書讀着真能像有些人說得那麼有意思麼？反正我不信。所以，我不建議在缺乏必要基礎或是特別研究目的的情況下，一上來就直接閱讀《資治通鑑》。但在另一方面，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鑑》確實花費了很大力氣，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具體的記述文字也很好看，很吸引人；特別是在史事的時間排比方面，更對大家認識歷史，助益多多。所以，有人想讀，有人需要讀，那怎麼辦？關於這一點，前兩年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我做過一次講座，專門講了解決的辦法，這就是先讀宋人袁樞完全依據《資治通鑑》改編而成的《通鑑紀事本末》。《通鑑紀事本末》是選擇二百多件史事分別立作一個項目，把《通鑑》中相關的原文按先後次序編錄到一起。這樣，讀者就可以排除不相干事項的干擾，也不勞前後翻檢尋繹就能順暢地讀到一件重要史事的首尾本末。這些重大事件，可以爲讀者閱讀《通鑑》本文提供一條條明晰的“綱”，這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大綱”。常語云“綱舉目張”，有了這一條條“綱”，再多再亂的“目”也就好梳理、好理解了，也會比較容易地呈現相應的條理和次序。另外，說句實在話，我覺得對於絕大多數業餘歷史愛好者和相當一部分專業歷史研究者來說，讀了《通鑑紀事本末》也就夠了，真的沒那麼大必要非死乞白賴地閱讀《通鑑》原文不可。因爲它已經很好地顯現了《資治通鑑》的精華。那次我在復旦大學講座的講稿，隨即刊佈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上，我在自己的微信公衆號上也做過發佈，題目和這次差不多，就叫《怎樣讀通鑑》。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好像沒被收入最近出版的《辛德勇讀書隨筆集》裏），我今天在這裏就不多談了。今天在這裏，我主要是想針對於那些在閱讀過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之後由於種種原因還需要讀《通鑑》、還想讀《通鑑》的朋友，談談自己的想法，供大家參考；也想通過這種形式，同各位感興趣的朋友交流。我們大家讀任何一部書，首先要對作者撰寫這部書的目的有所瞭解；甚至可以說我們之所以要知曉一部書的作者，就是爲“知人論書”。前邊我特別強調指出，司馬光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著名政治家，而且他還直接進入了政治闘爭的核心。正是因爲如此，《資治通鑑》的撰著，从一開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宋史·司馬光傳》記載說：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閣續其书。《通志》是司馬光給這部編年體史書初擬的名稱，待後來書成之後，宋神宗賜以御制序文，并賜名《資治通鑑》。這一書名愈加清楚地顯示出此書强烈的現實政治用途。
對於司馬光來說，古代歷史中同北宋社會政治關係最爲直接、也最爲密切的內容，當然是古代的政治活動，所以，司馬光必然會首先矚目於此。另一方面，由戰國到五代，時代間隔實在太長，雖然《通鑒》的篇幅長達將近三百卷，也無法將這一漫長時期里所發生的重要史事都囊括無遺。況且如上所述，司馬光編著此書，本來就意在爲本朝施政提供借鑒。所以，原本就不必面面俱到，一一載錄各個方面的歷史活動。通觀《資治通鑑》的內容，可見司馬光是把《通鑒》的記述重心放在政治和軍事活動這兩個方面，可大家誰都知道，軍事是政治衝突白熱化時的具體體現形式，本質上還是政治，甚至更是政治。因而 我們纔會看到，在軍事方面，司馬光不僅側重重要的軍事活動，甚至對作戰的兵法也予以很多關注和體現。清初學者顧炎武論《通鑒》紀事的特點，即謂“司馬溫公《通鑒》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載兵法甚詳，凡亡國之臣、盜賊之佐，苟有一策，亦具錄之，朱子《綱目》大半削去，似未達溫公之意”（《日知錄》卷二六“《史記》、《通鑒》兵事”條）。雖然對重要的經濟活動、尤其是涉及到制度創建性的史事，司馬光也給予了相當關注，但總的來說，是相當有限的。此外，司馬光對包括文學、藝術和宗教等內容在內的各種文化活動，更很少予以記述。顧炎武在所著《日知錄》中，列有“《通鑒》不載文人”這一條目，專門論述此事說：李因篤語予：“《通鑒》不載文人。如屈原之爲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爭光，而不得書於《通鑒》；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爲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于簡牘矣。”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爲翰林學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翌日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册府元龜〕。”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日知錄》卷二六“《通鑒》不載文人”條）這種資治佐政的紀事原則，決定了《通鑒》一書對研治政治史和軍事史史料價值最高，經濟史次之，而對研究文化史的直接史料價值，就相對很低。這裏所說“史料價值”，當然主要是針對專家學者而言，但其實這種“史料價值”的一個重要方面或者說首要方面，就是指一部著述能夠給你提供哪方面的知識。這一指向，對普通歷史愛好者來說，就是閱讀《通鑑》主要能夠獲取哪方面知識的問題了，同樣需要瞭然在胸。明白這一點，也就很容易理解，爲什麽當今史學界有一些特別強調讀《通鑒》的學者，其所研究的問題，往往都是以政治史爲主。這種情況決定了作爲歷史愛好者若過分強調或是尊崇《資治通鑑》的閱讀價值，也就意味着你不能從中獲取更爲全面的歷史訊息。簡單地說，讀與不讀《通鑑》，重視與不重視《通鑑》，這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讀者本人的意願和態度。對此，我能夠提供的參考意見，是如下三點：第一，政治問題，不管在什麼社會，總是居於核心地位的重要要素，在中國古代，更是如此。所以，從這一意義上講，不管你主要關心哪一個領域的歷史問題，讀一讀《通鑑》，總是會有所幫助的，它是可以給你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和參照的。第二，如果你主要關心的歷史問題，並不是政治，而是文化，或者經濟等，就不必把《資治通鑑》的價值看得很重。第三，不管你究竟都關心些什麼問題，一定要知道，若是過分偏重《資治通鑑》，你獲取的歷史信息，一定會是很不全面的，而在一個存在嚴重偏傾的背景下看待中國古代社會，認識中國古代社會，一定會有嚴重偏差；專業歷史學者若是過分重視《通鑑》，倚重《通鑑》，所做研究則難免會產生嚴重失誤，或帶有嚴重缺陷。最後，簡單陳述一下我這一部分論述的基本結論——一定要充分結合其他文獻、特別是那些《通鑑》所依據的更爲原始的史籍來閱讀《資治通鑑》，利用《資治通鑑》。這樣獲取的歷史信息纔會更加全面，也更加準確。所謂《通鑑》的信實性問題，是講司馬光多大程度上是忠實於客觀歷史事實所做的敘述。我知道，對於很多朋友來說，大家瞭解到的以往學術界對《資治通鑑》這部書客觀真實性的評價都是很高的；或者說是一律予以崇高讚譽的。這些讚譽，在很大程度上來說，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它的合理性。前面一開始我介紹的與《通鑑》本文並行的《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就是司馬光努力追求客觀真實性和記述準確性的突出體現，而且這部《資治通鑑考異》在中國古代歷史考據研究的發展歷程上，還可以說是一部具有重大開創性意義的代表性著作。可我現在要談的是這部書在這方面的缺陷，這不是沒事兒找事兒硬給司馬溫公挑毛病，而是因爲衹有充分認識到它的缺點才能更好地利用這部書，更好地利用這部書的優點，讓這部書幫助我們認識歷史發揮更大、更有效的作用。具體地說，《通鑑》這部書在所謂信實性方面存在的問題，可以區分爲兩種性質的失實：一種是有意扭曲客觀存在的史實；另一種是無意間造成的失誤。談到這一問題，首先需要瞭解司馬光爲什麼要撰著《通鑑》這部書。司馬光撰著《通鑑》的北宋中期，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其大背景，是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先生講的所謂“唐宋變革”。在這一社會大變革時期，許多學者通過文學和經史著述，來體現其政治訴求。這一風尚，首先是在宋仁宗時期，由范仲淹、歐陽脩等人開啓端緒，稍後在神宗時期前後，則有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等人，進一步彰顯了這一學術旨意。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鑑》，雖然有着明確而又强烈的用世意圖，却并没有像歐陽脩撰著《新唐書》和《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記》）那樣，過分刻意地通過所謂《春秋》筆法，來體現其褒贬意愿，而是重在史事的取舍剪裁，試圖通過具體的史事，來說明國策人格的是非高下。這種做法，乃是遵循孔夫子所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這一點非常重要，也可以說是《資治通鑑》的基本著述原則。衹有充分理解和把握這一著述原則，才能合理地閱讀和利用《通鑑》記述的史事。這樣的著述原則，決定了司馬光會儘量不記、少記不被自己政治觀念和道德觀念認同的史事。南宋時期的著名學者朱熹，就曾明確指出司馬光徑以己意摒弃舊史紀事的問題，謂之曰：“温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朱子語類》卷一三四）具體來說，譬如其比較明顯的一種去取倾向，乃“温公不喜權謀，至修书時頗删之”，朱熹爲之感嘆云：“柰当时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數行，只讀着都無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做論說以斷之。”（《朱子語類》卷一三四）在我們今天看來，特別是若把《通鑑》作爲史料來讀的話，更加令人難以認同的是，司馬光爲體現自己的政治觀念，竟然采錄一些根本不該采錄的小說故事，甚至包括像《趙飛燕外傳》這樣的情色小說，以此來刻意更改歷史的本來面目。關於這一點，明人王禕在所著《大事記續編》中已經有所論列（《大事記續編》卷一、卷四），但王氏所做論述，尚未觸及其内在原因。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即使如此，對《通鑑》這部書中這樣嚴重的問題，當今之治史者還鲜能有人留意。對《通鑑》一書這一特點，前些年我通過解析其刻意構建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事例曾經有所展示，說見拙著《製造漢武帝》。透過这一典型事例，很具體、也很形象地闡釋了《通鑑》這一嚴重缺陷，我想或可爲閱讀和利用《通鑑》的人提供有益的參考。
另一方面，出於無意的原因，司馬光在對其史料依據進行處理時，也會產一些失誤。下面我給大家舉述一個很多人都很關心的問題，就是秦始皇帝趙正同呂不韋的血緣關係問題，來說明這一點。關於此事的原始記載很簡單，也很清楚，事見《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趙正社會意義和法律意義上的父親子楚娶來這位懷着呂不韋骨血的邯鄲舞女，娶到家裏後她給子楚生下了趙正，這本來清清楚楚，沒有任何含混不清的地方。可南朝劉宋時的裴駰作《史記集解》，卻引述同時人徐廣的《史記音義》說：“期，十二月也。”至唐朝開元年間人司馬貞著《史記索隱》，又詮釋說：“譙周云'人十月而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朞”’，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朞也。”也就是譙周（乃三國時人）、徐廣、裴駰和司馬貞等人，都把《史記》的“大期”理解爲十二個月，這十二個月又被某些人稱作“期年”（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種理解之如何荒唐透頂，在此姑且置而不論（我另撰有《趙正的生父到底是不是呂不韋》一文，詳細闡釋這一問題，將刊於《澎湃新聞·翻書黨》），孰知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述及趙正降生事時竟直接寫作乃母“孕期年而生子政”，也就是他在娘肚子裏被懷了一整年纔好不容易生了下來。自己看不懂，就照《史記》原樣鈔個“至大期時，生子政”還不行麼，怎麼能把譙周以至司馬貞等人的錯誤認識，當作客觀存在的史實來書寫？豈不錯哉！豈不謬哉！另外，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史事，可能是由於讀不懂啥意思，就被司馬光略去不記了。譬如我研究過的《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秦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事就是這樣（見拙著《舊史輿地文錄》所收《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一文）。這本來是反映秦始皇個人心態和政治意圖的重大事件，對理解當時秦廷的政治、軍事行爲具有重要意義，按照司馬光的著述宗旨，本來是應該寫入《資治通鑑》的。可是，卻因司馬溫公未能理解這句話的涵義而使其在《通鑑》中失於記載。像這樣的事情，不能不說是一項嚴重的缺憾。除了這種紀事的疏失之外，我們今天閱讀《資治通鑑》，還涉及這部書的敘事用語問題。清人钱大昕嘗稱譽說：“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鑑》可以當之”（《潛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柯維麒宋史新編》），這是從具體內容的編排角度，對司馬光駕馭處理文字的能力，給予了崇高評價。今天我在這裏想要重點講述的是，在史事裁剪編排得當的同時，司馬光的文筆，還相當生動，使這部史學巨著居然同時也有很大的可讀性。這也是現在很多人喜歡閱讀《通鑑》的一項重要原因。由于《通鑑》全書所有文字都是由司馬光本人躬自筆削，最後定稿，爲此花費了巨大心力（這和現在大小領導或是大小學官、大小學爺晃着膀子當主編完全不同），因此，不僅全書義例較爲嚴整，即其文字亦宛如出自一人之手。不過，我們若是轉換一個角度，從歷史的真實性角度出發來審視歷史記述的遣詞用語問題，就會發現，還有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即忠實體現舊時語辭原貌這本身就是史學著述所應肩負的一項嚴肅而又重大的使命。昔陈垣先生論史書的語句，有一段很明晰的概括總結，謂之曰：凡引書聲明引自古人者，可略而不可改，裴松之之《三國注》是也。未聲明引古人而用其語者，可隱括成一家言，范蔚宗之《後漢書》是也。温公之《通鑑》，盖范《書》之類，亦即班《書》用《史記》之類。（見《通鑑胡注表微》之《書法篇》）明此可知，《通鑑》紀事在遣詞用語上與前此諸史有所出入，是十分正常而且非常合理的事情。但在另一方面，既然是隱括舊說以成一家之言，就難免有不甚妥當甚至失實繆誤的地方，金人王若虚就談到過下面這樣一個例證：（《舊唐書》卷八九《狄仁傑傳》載）武后问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通鑑》改“好漢”爲“佳士”，《新史》復作“奇士”。“好漢”字誠爲渉俗，然“佳士”不足以當之，矧曰“奇”乎？宁存本語可也。這一“好漢”，是武則天在當時用的一個特定的詞彙。元朝人李治说“'佳士’则風流醞藉者也，奇士则懷才抱藝者也，皆不盡'好漢’意”（李治《敬齋古今》卷四）。由此看來，爲保存歷史的本來面目，像這樣的詞語，本是絕對不應該改寫的，可司馬光手中的那一杆史筆，卻使其變得面目全非。好了，關於這第二個論題，今天我也就簡單地講到這裏，結論，還是剛纔在結束第一部分內容時講的那句話——我們大家讀《通鑑》，還是一定要充分結合其他文獻、特別是那些《通鑑》所依據的更爲原始的史籍來閱讀《資治通鑑》，利用《資治通鑑》。車軲轆話，又重講了一遍。雖然反反覆覆地很有些羅嗦，但這就是這個國家的特色，有身份的人，自以爲重要的話都要講三遍呢，我這纔兩遍。不過不管是什麼好話，也不能這麼反反覆覆不停地唸叨，最後我還是再稍微具體一些，補充說明一下今天講述的這兩個論題。談到結合其他歷史著述來閱讀《資治通鑑》的問題，這主要是指我們在瞭解戰國初年到五代末期這一段歷史的時候，一不要僅憑《通鑑》，二不要一上來就先讀《通鑑》。這樣講，是綜合考慮兩方面因素做出的判斷：一是全面性、原始性和可靠性，二是可讀性。下面我先從第一方面的因素、即一部史學著述載述史事的全面性、原始性和可靠性談起。簡單地說，司馬遷創製的《史記》這種紀傳體史書，也就是後世所謂“正史”，在紀事的全面性、原始性和可靠性這幾個方面，都具有很強大的優勢，而這類正史乃是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鑑》最主要的依據；至於司馬光依據的那些其他形式的著述，至少也要比《資治通鑑》更爲原始。——這實際上已經把我們帶到了我要談的第二個因素、也就是歷史著述的可讀性上來了：像《史記》、《漢書》這種紀傳體裁的正史，其可讀性顯然是要大大高過編年體史書的。飯撿好吃的吃，書挑好讀的書讀，這不是天經地義的麼，這不需要再贅加論述。談到史書載述史事的全面性、原始性和可靠性，就會涉及《通鑑》各個不同部分的史料價值大小問題。因爲全面性、原始性和可靠性這些特性都可以在史料價值上體現出來。柴德賡先生在《史籍舉要》一書中介紹《資治通鑑》這部書時，對其各個部分的史料價值，做有如下一段評述：從戰國至三國一段，大致用《戰國策》、前“四史”、荀悦《漢紀》、袁宏《後漢紀》之類。七家《後漢書》當時尚有存者，司馬光參考司馬彪、華嶠諸家書，像《後漢書·班固傳》論，移作《通鑑》的論，不標范曄，直稱華嶠論曰，便是例證。晉至隋的一段，除正史外，諸家《晉書》及南北史亦有存者，如孫盛《晉陽秋》、習鑿齒《漢晉春秋》、裴子野《宋略》、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等均在引用之列。特别是《宋略》引用較多，引裴子野論至十次之多。至於雜史文集，此一時期，材料漸多，徵引亦不少。唐五代一段，材料來源與歐陽修（脩）、宋祁修《新唐書》、《五代史記》時條件相同。司馬光很重視柳芳《唐曆》。此外原始材料所在有之，考一件事可以有幾種不同記載互相補充，互相訂正，有左右逢源之樂，較三國以前史料缺乏的情況大不相同。《通鑑》於五代事多取《舊五代史》，今本《舊五代史》是輯本，愈覺《通鑑》材料的可貴。一般來說，越靠近古代，《通鑑》紀事的原始性和重要性就越低，就越不應該對《通鑑》太過倚賴，就越應該先讀相應各個部分的正史而後讀《通鑑》。大致來說，單純就史料價值而言，《資治通鑑》的隋唐五代部分可以和《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等量齊觀，而魏晉南北朝部分就要弱于正史的記載，秦漢、特别是秦和西漢部分，《通鑑》就几乎没有任何独立的史料價值，而且文筆也遠不如《史記》、《漢書》吸引人，所以就应该更加重視《史記》和《漢書》，不必處處倚重《資治通鑑》。當然，相比較而言，越靠前，司馬光對史事認知、判斷的價值也就越大。我這裏講的司馬光本人對史事的認知和判斷，其最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是他基於編年體史書的要求，把衆多具體發生時間不甚清楚的史事合理地編排到統一的時間序列裏去。這看起來似乎衹是一項簡單的技術性工作，可對專門的歷史研究和普通讀者認識歷史，意義都相當重大，相當具有基礎性意義。因爲從本質上來講，歷史就是時間軸上的人類活動，而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鑑》正給我們清楚地展現了這條時間的軸線。所以，這一方面是《資治通鑑》這部書最值得普遍重視和參考的內容。總結以上談論的內容，我想給大家總的建議是：即使是在閱讀過《通鑑紀事本末》後您仍然想讀《通鑑》、需要讀《通鑑》，最好也是先讀相關的正史，再來讀《通鑑》。這樣效果會更好，也會更有意思，更能獲取一些對歷史全面而又準確的認識。昔清人錢大昕嘗謂在以正史爲主的前提下，“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蓋以“《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潛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柯維麒宋史新編》）。我想，不管是從事歷史學研究的專業學者，還是普通公衆業餘喜好，這都應該是對待司馬光《資治通鑑》的正確態度，也是閱讀《通鑑》這部書的合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