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全集：03.本生因缘故事画卷（下） / 四六文摘

敦煌，一个位于中国西北的边陲重镇，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关隘。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作军事要地的地方，因为藏经洞的发现，一举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惊。让藏经洞或者敦煌这个地方进入世人的视线里的，正是一批批的盗宝人，他们是让敦煌扬名的功臣亦是藏经洞浩劫的千古罪人。

王道士

公元1900年的一天，守护敦煌的道士王圆籙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洞内一侧的墙壁有些异常。当他敲开墙壁之后，发现了一个堆满经文的洞窟，即今天的第17窟，整个洞窟像是一个图书馆一样，到处堆满了书籍，因为洞窟里面主要以经文为主，所以后人将这其称为“藏经洞”。藏经洞的原始面貌，我们可以通过斯坦因在烛光下翻阅堆积如山的敦煌遗书场面而窥见一斑。

藏经洞里的伯希和

敦煌从来不是一座孤城，历史因逝去而神秘，因神秘而诱人。

在敦煌石窟中，本生、因缘故事画主要绘于早期的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和晚期的晚唐、五代洞窟中。按现存画面所能识别者，共涉及五十三个故事、一百二十四幅画。

由于壁画残毁、漫海不清和色线隐退以及限于篇幅等原因，本卷只介绍其中的二十五个故事、四十八幅画，内容多为佛陀生前无数世的舍身求法、牺牲救世、无尽施舍、孝亲爱民和释迦成佛后化度有缘之人的故事。

它与印度和中国新疆各石窟中所刻绘的本生、因缘故事画相比，除了艺术风格不同外，更大的差异还在于敦煌石窟中的本生、因缘故事画，只有一幅以傍类（九色鹿）为主角，余皆以人为主角。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族传统的儒家重人事的思想。

北周以前，北方少数民族统治敦煌，他们笃信佛教，但并不重义理而重禅行，因此，这一时期敦煌最初的部分石窟主要是为坐禅观像而凿的，石窟中所绘壁画，自然也主要是义理不复杂、适于禅修观像的本生、因缘（也包括佛传）等故事画。至于初唐、盛唐和中唐时期，则全然没有这方面内容的壁画。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隋统一全国后，佛教内部“破斥南北”，消除壁垒，归于一统，改变了北重禅行、南重义理的偏颇形势，提倡禅理并重、“定意双修”。而“壁垒”的消失和提倡“并重”、“双修”，只是给予人们在修行方式上更多的选择和在信仰上的不单一化，并不要求北方民众保持禅修观像的方式。尤其是南北统一以后，战乱平息（或减少），生活较为安定，人们愿意选择的已不是那种苦修、禁欲、忍辱、施舍的本生、因缘故事中的行为准则，大乘教义所述的美好天堂和解除人们苦难的经义更适合现实需要，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时，本生、因缘故事，在大乘经义冲击下，日渐式微。在隋代敦煌壁画中，大乘经变增多，本生、因缘故事画减少，而且在洞窟中也由过去占据南北正壁的显要位置，被挤到窟顶人字坡和中心柱腰沿等不起眼的位置。

二是唐代经济日渐繁荣，社会思想日趋活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能反映大唐帝国统一、昌盛的大乘“净土”、“华严”、“法华”等信仰盛行起来，而那些宣扬苦行禁欲、累世修行、无尽布施、舍命牺牲的本生、因缘故事，有悖于人们求生于世的需要，不合时宜。因此，人们的信仰转向能更便捷地登上天堂之路的净土宗。所以，无论本生、因缘故事画在内容上、艺术上多么动人，多么优美，但大势所趋，都顺理成章地被流行的大乘经变所取代。

那么，为什么到了晚唐、五代，本生、因缘故事画又大量入壁，甚至在故事数量、画幅的规模上都大于早期洞窟呢?

其原因在于初唐、盛唐时期净土宗具有强大的势力，法华、观音、华严、维摩诘、涅槃等经变大量入壁标志着只有几个佛教宗派在敦煌起主导作用，而到晚唐，经变类别增多，汉密、藏密尽皆入壁绘画，标志着人们对佛教信仰的多元化。或者说无所谓信仰某一宗派，而只是“信佛”。这种信仰的 “多元化”和“不定性”，以及信仰上的宽松环境，使销声匿迹两百年的本生、因缘故事画有了再次出现的社会条件。还有，此时佛教为仰附社会民风的兴趣而日趋世俗化，寺庙中俗讲发展，寺僧演绎、加工佛经，以曲折离奇的情节取悦世人而成俗讲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