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章║语图符号学大有可为 ——“文学图像论”及其符号学方法

新世纪以来，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在我国悄然兴起，可谓新世纪的新学问。它的兴起源自学术的内生动力而无人为的操弄，它直面人文现实的困惑而又非追逐时尚之论。时至今日，这一研究已渐成气候，大有持续成长之趋势。“名正”方能“言顺”而“事成”，我们之所以将其命名为“文学图像论”，是为了有益于这一“新学”走向更深、走得更远。

“文学图像论”援自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认为“语言”和“世界”在逻辑序列上具有同型结构，可以用“图像”将这种关系一一对应起来。那么，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形象思维”是其突出特点，更是经由图像和世界发生联系，这就是文学与世界的图像性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文学对世界的“语象”展示，而不是通过“概念”说明世界；另一方面表现为语象文本向视觉图像的外化和延宕，传统的诗意图、小说插图，以及文学作品的影像改编等，就是文学语象外化和延宕的表征。这也是“文学图像论”不同于“形象思维论”的独特性：它所要着力阐发的是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与图像艺术之间，以及它们与世界之间的逻辑关系。惟其如此，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在哲学层面确立了自己的根基。

当然，为这一研究命名并不意味着此前毫无声息，“诗画关系”就是这一论域最有影响力的古典形态，相关理论批评可谓古已有之、中外有之。今天之所以需要对这一论域重新命名，一方面在于它所处理的题材已经大大拓展，绝非单纯的诗歌与绘画的关系；另一方面更在于它所面对的问题已经面目全非——“诗画一律”、“诗画唱和”这一古调雅韵，似乎已经演变为图像对文学的反刍或驱逐；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整个人类在“图像时代”所遭遇的符号危机——图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僭越本属于语言的表意领地。就此而言，“文学图像论”尽管已有辽远的过去，但是仅有短暂的历史；它在辽远的过去充分品味了“诗情画意”，现在的注意力却已经转移到语言与图像的符号关系。

据此，我们有理由将它的历史起点定格在1987年，标志性事件是“国际词语与图像研究会”（IAWIS）在荷兰成立。学会成立伊始便吸引了200多名欧美学者，现已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学术组织。学会会员主要来自文学和艺术两个不同领域，“跨学科研究”也就被他们反复标举。现代“跨学科”当然与传统的“文史一家”完全不同，后者只是使用不同的学科资源研究同一个对象，作为现代学术方法的“跨学科”则是在不同学科之间发现新问题。于是，该学会一大批立意新颖、别具一格、闻所未闻的研究成果相继推出，就其年会论文和《词语与图像》杂志来看，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就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主题，包括以文学与图像为例阐发语图之间的符号关系。显然，该学会之所以用“词语与图像”（Word and Image）为自己命名，就是试图将这一研究纳入符号学的论域，即从语言和图像的符号关系切入这一命题。这也是我们将该学会的诞生作为“文学图像论”历史起点的理由，也是“文学图像论”在哲学层面立足定位的无二选择——他必需选择语言哲学和符号学作为自己的阐释工具。

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既然建基在语言哲学层面，既然将语言和图像的符号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那么，“言说”与“图说”、“语象”与“图像”的学理探讨也就成了核心话题。这就需要从源头上廓清索绪尔“能指”概念的确切内涵，因为学界至今尚未注意到它是一个偏正词组（images acoustiques），“音响”修饰“形象”，可理解为“音响的形象”、“音之象”。这意味着就语言的物性存在来说，“能指”不过是一种声音，如此而已，而这声音所传达的意义却是用“形象”进行表征。“音响的形象”作为传达并显示意义的能指，是人类大脑和身体器官的自然生成，由此在心理世界显现为“意义的形象”，即“意象”或“心象”。其中，“形象”使声音和意义关联起来，从而使黑格尔所说的“感性的确定性”成为可能。可见，意义的承载符号无非是声音（语音）和图像两种类型，从而决定了“语象”和“图像”的互文实乃自然天成；另一方面，“形象”又是声音和意义之间的中介，从而决定了它不同于语言（语音）表意的功能和途径。面对“语”和“象”、“象”和“像”之间此类极其复杂的关系，不借助符号学方法将其学理廓清是很难做到的，只能像以往某些研究那样在经验层面反复打滑，或进行简单的“表态性”价值判断。

毫无疑问，语言与图像的符号关系并非“文学图像论”者首先发现。作为一种思想渊源，早在我国先秦和西方古希腊就已初露倪端，中世纪的圣教义理和圣像存废之争便是这一论域的延续。关键是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着表意矛盾在人类社会的突显，语言学一跃而成为世纪显学，索绪尔的“能指”第一次将“形象”纳入语言本体。由此，“语图关系”也就成了表意理论的核心，像一条闪亮的丝线穿越了整个20世纪，成了现象学、存在论，特别是语言哲学和符号学的惯常话题。原因很简单：语言与图像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主要的两种表意符号，二者的互文和纠结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累积了太多的问题尚未被人们所认知。就中国学术史而言，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语言作为表意符号的哲学冥思已被搁置；尽管一度曾有魏晋玄学的勃兴，“言意关系”再次唤醒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但是对语图符号的讨论始终停留经验层面，远不能回应当下正在发生的“符号危机”。图像符号在当代的强势崛起及其对表意的严重影响，必然引发有责任心的学者们严重关切，借鉴语言哲学和符号的方法展开更深入研究也就势在必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将“语图符号学”从整个符号学中凸显出来，“文学图像论”就是在“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这一特定论域践行这种理念。

语言学成为“世纪显学”不是偶然的，它和20世纪人类所面对的矛盾密切相关。如果说人类在19世纪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与此相应，文学研究的母题是“文学与社会，那么，20世纪人类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就是意识形态问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和民族冲突，背后都是意识形态的博弈。而意识形态问题就是表意问题，从而使语言学在20世纪初就成为一代显学，文学研究的母题也相应地演变为“文学与语言”。那么，21世纪呢？意识形态的矛盾仍将继续，尽管它可以产生各种变体；另一方面，图像符号的强势崛起改变了语言表意的霸主地位，语言和图像的互动也随之发生了裂变。更重要的是，这种裂变远未结束，恰恰相反，图像对语言表意的僭越刚刚开始，因为一日三变的技术就是它的生产力。由是观之，21世纪的文学研究是否可能演变为“文学与图像”母题？

无论怎样，基于符号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大有作为，“文学图像论”将自己落实到语图符号关系的研究大有作为；同义反复，基于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符号学大有作为，符号学将“语图符号学”从自身体系中凸显出来大有作为。正如本维尼斯特所夸张的那样：“真正的符号学问题就我们所知还没有被提出来过，它应该研究的是从言语陈述到图像表现这一移植是怎样发生的，一个系统和另一个系统间可能的对应关系是什么，以及这种对照在何种程度上被继续下去，直至确定了不同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8日第6版，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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