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畏和岳飞

　　兰溪三月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浙江兰溪古来就是诗人留连的地方。兰溪有座白露山， 山巅有江南古刹白露寺。山下有南宋大理寺少卿周三畏墓。周三畏，河南开封人，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和秦桧命他作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审理诬害岳飞，他听了岳飞的申辩后，回家挂冠而去，擅离职守逃走了。秦桧另任命万俟?、罗汝楫担任最高法院的法官审岳飞。同时通缉周三畏，没抓到。周弃官隐居白露山，死后遂葬于白露山下。后人纪念他，建了个“忠隐庵”。
　　浙江真是个文化名邦，随便找个地方转一下，都能挖出个可歌可泣的故事来。人人知道岳飞和秦桧，但少有人知道周大法官。如果没有野史《说岳全传》，他的事迹恐怕不会流传至今；如果没有兰溪的白露山埋他的忠骨，这个野史能否成为信史也会成问题。
　　我们总批判中国的封建思想，但封建士大夫的一些极为珍贵的气节，是可以让我们现在的一些后代子孙感到脸红的。你把他理解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理解为中华民族的脊梁，都不为过。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人之言。”周法官取了这个名，而毕生事迹也应了孔圣人的教诲，成了君子。皇帝老儿和霸权宰相咱惹不起，忠心报国的岳飞咱不能审不能杀，于是“归于野”是唯一的出路。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法官和官员》，说官员下级服从上级，法官只忠于事实和法律。并不指名地点了几个屈从官员亵渎法律的事例。编辑说有点那个，建议不发表，我想想有道理，就没有发。但对这个题目总耿耿于怀，就说个八百年前的周老先辈的故事给大家解闷。
　　法制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官员说了不算，法律说了算。法律是死的，要在社会生活中说了算，有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要有一群舍身护法的法官。有了严格按法律不走样地执法的法官，法律才可能活过来，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说了算”。如果法官同官员同化了，那么法律也就成了政策，可以随有权人的指挥棒转，成为可方可园的面团。 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也就会成为漂亮的口号。但我们现在培养法官的思路，是扼杀其只忠于法律的特立独行的品行，努力把他培养为绝对服从的官员。如果这一目的达不到，那这法官也当到头了。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的干涉。最高法院司法改革的思路，也追求法院的独立性和法官的独立性，法官要“慎独”，宣誓时要说“忠于事实、忠于法律”。但你在成为真正有权的法官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真正要这样做，真的要有点胆量，真的要准备付出点代价。现实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受有权人干扰的案件，法官常常会很无奈地告诉当事人：“这案子我们也作不了主。”“上头早有态度”。“中国的状况就这样”。“我尽力了。”说得很悲壮，说得很洒脱，说得自己没有一点问心有愧，说得自己没有一点责任。执法，变成了一个轻描淡写的东西。眼见自己署上名字的案件判决是个错案而没有一点良心的谴责。
　　司法权，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所有的阴谋和不公，在公开公正的法庭上，都会显出其本来面目，还其以一个公正的结果。如果百姓对这道防线也不信任了，如果社会的失望太久，那社会的异化力量就会出现，就会有非法的力量来“替天行道”，社会的正统秩序就会被破坏。法官的独立和公正，比任何职业人员的素质要求都重要。司法人员要守住基本的职业底线：“不与不公正为伍，不与邪恶合作”，但我们所有的头上拥有法官这个神圣称号的人??你能保证做到吗？
　　岳飞和周三畏，同朝为官，实际上下场差不多。一个死了，一个逃了，在能够发挥大作用的政坛，这样的精英在昏聩的政权中都只有过早地凋零。于是南宋小朝庭气数也尽了。我们现在不一样。世界的潮流、经济社会都飞速发展的国内环境，依法治国的共识，使这样的现象不会再如此残酷地再现。我们要学习周三畏，还要超越周三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逃，要尽已之力让良知起作用。畏天命是唯心的，现在可以理解为畏自己的良知。畏圣人之言，是铭记前贤的古训。但事实有点令人不得不忧虑：现在畏大人之言的法官太多了。而且这样做的法官回报都不错，好处有得是，不但可以稳稳地当官、升官，而且听大人的即使你办错了案，照样没事，自有大人顶着、有集体顶着。于是，中国法官能象周三畏一样的人越来越少。八百年后，还能在白露山下被子孙念叨的，不知还能有多少。
（作者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兼职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