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那些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妄

关于爱情

契诃夫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仆人端来很可口的小馅饼、虾、羊肉排；我们正吃着，厨师尼卡诺尔走上楼来，问客人们中饭想吃什么菜。这个人中等身材，胖胖的脸，小小的眼睛，胡子刮光，看上去他的唇髭好像不是剃掉而是拔掉的。

阿列兴说美丽的彼拉盖雅爱上了这个厨师。由于他是个酒徒，脾气暴躁，她就不愿意嫁给他，只同意这样同居下去。他呢，笃信上帝，宗教信仰不允许他照这样同居下去；他要求她嫁给他，要不然就不肯再同居；每逢他喝醉了酒，他总是骂她，甚至打她。他喝醉酒的时候，她就躲到楼上去哭，于是阿列兴和仆人们就不走出家门，为的是在必要的时候好保护她。

大家开始谈到爱情。

“究竟爱情是怎样产生的，”阿列兴说，“为什么彼拉盖雅不爱上另外一个在内心和外貌方面更配得上她的人，却偏偏爱上尼卡诺尔这个丑八怪（我们这儿大家都叫他丑八怪），个人幸福的问题在爱情里究竟重要到什么程度，这都不得而知，关于这一切，要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到目前为止关于爱情，只有一句话可以算得上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这是个极大的秘密‘，至于此外人们关于爱情所写和所说的话，那都不成其为答案，只是把至今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罢了。某种解释看来似乎适合某一种情况，然而却不适合另外十种情况，依我看来，最好是对每一种情况分别加以解释，不要一概而论。象医师们所说的那样，每个情况应该分别处理。“

“完全正确，”布尔金同意道。

“我们这些俄国的正派人对这些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却有一种偏爱。通常人们美化爱情，给它装点上玫瑰和夜莺，而我们俄国人却用那些要命的问题来装点它，而且所选择的往往是其中最没有趣味的问题。当初在莫斯科，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有过一个生活伴侣，一个可爱的女人，每一次我把她搂在怀里，她心里却在想我一个月会给她多少钱，现在一磅①牛肉卖什么价钱。同样，我们爱着别人的时候，也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问题：这样做是不是正直，是聪明还是愚蠢，这场恋爱会闹到什么下场，等等。这种情形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不过这会败人的兴，使人不满足，惹得人生气，这我却是知道的。”

看样子他像是要讲一件事。凡是生活孤独的人，心里总是藏着点什么，很想一吐为快。在城里，单身汉往往特意到澡堂或者饭馆里去，目的仅仅在于谈天，有的时候会把很有趣的事情讲给澡堂工人或者堂倌听，而在乡下，他们照例是在客人面前吐露他们的衷曲。此刻，从窗口望出去只看得见灰色的天空和被雨水淋湿的树木，在这样的天气是没有地方可去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只有讲话和听别人讲话了。

“我在索菲诺住下来经营田产，已经很久了，”阿列兴讲开了头，“自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按我所受的教育来说，我不是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按我的素质来说，我喜欢坐在书斋里工作，然而当初我到这儿来的时候，这个田庄已经欠了一大笔债；我父亲借债，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在我的教育方面花了很多钱，所以我就决定不走，就在这儿工作，直到债务还清为止。我作了这样的决定，就开始在此地工作，不过说老实话，心里未尝不感到厌恶。这儿的土地出产不多，为了使农业经营不致赔钱，就得利用农奴或者雇农的劳动，而这两种情况差不多是一样的，要不然，就得照农民的作法来经营我的田产，也就是亲自下地干活，带着全家人一起干。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不过那时候我没有考虑得这样仔细。我连一小块土地也没有放过，我把附近村子里所有的农民和农妇都找来，我这儿的工作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我自己也耕地，播种，收割，同时又觉得乏味，厌恶地皱起眉头，好比乡下那种饿得发慌、溜进菜园里去吃黄瓜的猫；我浑身酸痛，一边走路，一边就睡着了。起初我以为我能够很容易地使得这种劳动生活和我的文明的习惯同时并存；我想，要做到这一点只要在生活里保持一种外部的秩序就行了。我在楼上的正房里住下来，吩咐仆人在早饭和午饭以后给我送咖啡来，咖啡里加上蜜酒，晚间我上床躺下以后就看《欧洲通报》②。可是有一天我们的教士伊凡神甫来到，一下子把我的蜜酒都喝光了，《欧洲通报》也给神甫的那些女儿拿了去。在夏天，特别是在割草的季节，我没有工夫回到家里上床睡觉，往往就在板棚里，在雪橇上，或者在哪个守林人的小屋里睡上一觉，这样一来，怎么还谈得上看书呢？渐渐地，我搬到楼下来住，开始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了；我往日的奢侈生活就此完结，保留下来的只有当年伺候过我父亲的这些仆人，我不忍心辞退他们。

“我在这儿住了没有几年，就被选为当地的荣誉调解法官。有时候我得坐车到城里去参加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和地方法庭的审讯，这倒能使我散一下心。在此地一连住上两三个月而不到外地去，特别是在冬天，那么最后人就会想念黑色的礼服了。在地方法院里既有礼服，又有制服，还有燕尾服，大家都是受过一般教育的法律工作人员，要谈天也可以找到伙伴。平时在雪橇上睡觉，在仆人的厨房里吃饭，这时候却坐在圈椅里，身穿干净的衬衣，脚登轻便的靴子，胸前挂着表链，那是多么惬意啊！

“在城里，人们亲热地接待我，我也乐于结交。在所有的熟人当中，跟我交情最好，而且说实话，也最跟我合得来的，就是地方法庭的副庭长卢加诺维奇。你们俩都认得他，这是个极可爱的人。我们之间的结交是在审完那个著名的纵火案以后开始的，审讯连续进行了两天，我们都累了。卢加诺维奇瞧着我，说：” ‘您听我说，到我家里吃饭去吧。’“这是出人意外的。因为我跟卢加诺维奇相交还浅，只是公事上的接触罢了，我一次也没有到他家里去过。我连忙回到旅馆里，换了一身衣服，就赶去吃饭。在那儿我有机会认识了卢加诺维奇的妻子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那时候她还很年轻，不过二十二岁，半年以前刚生过头一个孩子。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要我说明她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惹我喜欢的地方，我也说不清了，可是当时，吃饭的时候，我却是十分清楚的；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漂亮的、善良的、有知识的、迷人的女人，一个我早先没有碰到过的女人；我立刻觉得她是一个亲近的、早已熟识的人，仿佛那张脸，那对殷勤而聪明的眼睛，我以前小时候在我母亲的五屉柜上放着的那本照片簿上已经见过似的。

“在那个纵火案里，被告是四个犹太人，人们认定他们是同谋犯，而依我看来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吃饭的时候我很激动，很痛心，现在我记不得我讲过一些什么话了，只是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不住地摇头，对她的丈夫说：”‘德米特利，怎么会这样的呢？’“卢加诺维奇是个好心肠的、朴实的人，象这样的人坚定地抱着一种看法，认为人一旦受审，那就必定是有罪，谁对判决的公正有所怀疑，谁就只能按照法定手续用书面提出，而万万不能在吃饭时候，在私人间的闲谈里表达出来。

“‘我和您没有放过火，’他温和地说，‘所以您瞧，我们就没有受审，没有关进监狱啊。’”他们夫妇俩极力要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从一些小事上，比方说从他们俩一起烧咖啡，他们彼此只要说半句话就能互相会意的情形看来，我可以推断他们生活得融洽、和睦，喜欢招待客人。饭后他们俩一起弹钢琴，后来天黑下来，我就回去了。这是在早春时节 .后来整个夏天我都是在索菲诺度过的，不曾离开过，我连想一想城里的工夫都没有，然而在那些日子里，那个身材苗条的金发女人的形象却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没有想她，可是她那轻盈的影子却印在我的心上了。

“到了晚秋，城里举行了一次为慈善事业募捐的戏剧演出。我走进省长的包厢（我是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被邀请到那儿去的），一眼看见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跟省长夫人坐在一起，于是那美丽的模样，那对亲切可爱的眼睛又对我产生不可抗拒的、使人震动的印象，产生了那种亲近的感觉。

“我们并排坐着，后来就走到休息室里去了。

“‘您瘦了，’她说，‘您生过病吧？’”‘对了。我的肩膀受了寒，到下雨天我就睡不好觉。’“‘您好像没精神的样子。春天您来吃饭的时候要显得年轻得多，也活泼得多。那一回您精神振奋，讲了许多话，十分有趣，老实说，我简直有点给您迷住了。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夏天我常常想起您，今天我动身到剧院里来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定会见到您。’”说着，她笑了。

“‘可是今天您好象没精神的样子，’她又说一遍。‘这就使得您显老了。’”第二天我在卢加诺维奇家里吃早饭，饭后他们坐车到他们的别墅里去料理一下在那里过冬的事，我跟他们一起去了。

“我又随同他们回到城里，午夜在他们那儿，在安静的家庭环境里喝茶，壁炉生上了火，年轻的母亲老是走出去看一下她的女儿睡熟没有。这以后，我每次进城就一定要到卢加诺维奇家里去。他们跟我处熟了，我也跟他们处熟了。我照例不经仆人通报就走进去，就象他们家里的人一样。

“‘谁啊？’远处一个房间里传来柔和的说话声，我听起来十分悦耳。

“‘是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来了，’女仆或者奶妈回答说。

“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总是带着忧虑的神色出来见我，每一次都要问：”‘为什么您这么久没有来？出了什么事吗？’“她的目光、她那只向我伸过来的优美高贵的手、她那件家常穿的连衣裙、她的发型、她的说话声、她的脚步声，每一次都在我的心里留下崭新的、在我的生活里不同寻常的、了不起的印象。我们常常谈得很久，也常常沉默很久，各人想各人的心思，要不然她就给我弹钢琴。要是他俩都不在家，那么我就留下来等着，跟奶妈闲谈，跟孩子玩耍，或者到书房里去，躺在一张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看报；等到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回来，我就到前厅里去迎接她，从她手里接过来她所买的种种东西，不知什么缘故每一次我都象小孩子那样满心热爱、得意洋洋地抱着那些包裹。

“有一句俗话说：乡下娘们儿没有操心事，就买口小猪来养着，自找麻烦。卢加诺维奇家的人本来没有操心的事，他们就跟我交上了朋友。要是我很久没有到城里去，那一定是我生病了，或者出了什么事，他们俩就十分担心。他们看到我这样一个受过教育、通好几国语言的人不从事科学或者文学工作，却住在乡下，象踩着轮子的松鼠那样忙个不停，干很多的活，却老是穷得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他们以为我很郁闷，如果我说话，发笑，吃东西，那也只是为了掩盖我的痛苦，甚至在我快活的时候，在我情绪畅快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他们的追根究底的眼光在盯着我。每逢我真的心情沉重，某个债主把我逼得很紧，或者我的钱不够，无法支付到期的欠款时，他们总是特别使人感动。夫妇俩走到窗口去交头接耳，商量一阵，然后他走到我面前来，带着严肃的神色说：”‘如果您，巴威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眼前缺钱用，那么我和我的妻子请求您不要客气，把我们的钱拿去用吧。’“他激动得耳朵都涨红了。有一回，他也象那样在 窗口和妻子交头接耳地商量一阵以后，就走到我跟前来，耳朵发红，说：”‘我和我的妻子恳切地要求您收下我们的这点礼物。’“他就拿给我一副袖扣，一个烟盒，或者一盏灯；为此我也从乡下派人把打死的飞禽、牛油、花束给他们送去。顺便提一句，他们俩很有钱。当初我常常向别人借钱，而且不大选择对象，哪儿借得到就在哪儿借，然而任什么力量也不能促使我向卢加诺维奇夫妇借钱。可是何必谈这些呢！

“我心里很苦。不论在家里也好，在田野上也好，在板棚里也好，我总是想着她，我极力要了解这个年轻、美丽、聪明的女人的秘密，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枯燥乏味、几乎是个老头儿的人（她的丈夫已经四十多岁了），还跟他生下了孩子；我也极力要了解那个枯燥乏味的人，那个好心肠、朴实的人的秘密，他总是讲些没趣味的老生常谈，在舞会和晚会上总是挨近那些稳重的人，没精打采，显得是个多余的人，脸上现出温顺、冷漠的神情，仿佛是人家把他运到这儿来出售似的，而他却相信他有权利享受幸福，有权利跟她生孩子；我苦苦地要了解为什么她遇见的恰恰是他而不是我，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里必须产生这样可怕的错误。

“我每一次到城里去，总是从她的眼神看出来她在盼望我；她自己也对我承认说，从早晨起她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料着我要去了。我们谈了很久，沉默了很久，可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说穿我们的爱情，而是胆怯地、严密地把它掩盖 起来。我们害怕那些足以泄露我们的秘密的事情。我温柔而深切地爱着她，可是我左思右想，问我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克制我们的爱情，那么这种爱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难以想象，我这种温柔、忧郁的爱情会突然粗暴地破坏她丈夫、她孩子、她一家的幸福生活，而他们是十分爱我，十分信任我的。这样做正当吗？她固然会跟着我走，可是走到哪儿去呢？

“我能把她带到哪儿去呢？假如我过着美好、有趣的生活，比方说，假如我在为祖国的解放战斗，或者是个著名的学者、演员、画家，倒也罢了，可是照眼前的情形看来，这无非是把她从一个普通而平庸的环境里拉到另一个同样平庸，或者更平庸的环境里去罢了。而且我们的幸福能够维持多久呢？万一我害病了，死了，或者干脆我们不再相爱了，那她怎么办呢？

“她显然也在这样考虑。她想到她的丈夫，想到她的孩子，想到她那爱女婿如同爱儿子一样的母亲。如果她放任她的感情，那么，她就得要么说谎，要么说实话，然而处在她的地位这两种办法是同样可怕而不相宜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折磨她：她的爱情会给我带来幸福吗？她的爱情是否会把我这种本来已经沉重的、充满种种不幸的生活弄得更加复杂？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够年轻，跟我不相配，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也不够刻苦，而且精力也不足。她常对她丈夫说，我需要娶一个聪明贤德的姑娘，做我的好主妇和助手，不过她又立刻补充说，象这样的姑娘全城未必找得到一个。

“一晃就过了好几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每逢我到卢加诺维奇家里去，女仆就殷勤地微笑，孩子们嚷着说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叔叔来了，搂住我的脖子，大家都欢欢喜喜。他们不明白我的心情，以为我也高兴。大家把我看做一个高尚的人。大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感到有一个高尚的人在房间里走动，这就给他们对我的态度添上一种特别的魅力，仿佛我一来，连他们的生活也纯洁多了，美丽多了似的。我和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常常一块儿到剧院去，每一次都是走着去的；我们并排坐在池座里，肩膀挨着肩膀，我默默地从她的手里接过望远镜来，同时感觉到她贴近我，她是我的，把我们拆散是不行的，可是由于一种古怪的误会，我们走出剧院以后却象陌生人那样互相道别，分手。关于我们，城里人已经议论纷纷，天晓得他们说了些什么话，不过，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随后那几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常常出门，有时候到她母亲那儿去，有时候到她妹妹那儿去；她常常心绪恶劣，对生活感到不满意，觉得生活已经毁了，在这种时候她就不愿意看到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她已经在医治神经衰弱症了。

“我们沉默着，始终沉默着；有外人在场，她总是对我生出一种奇怪的反感；不管我说什么，她老是不同意我的话；如果我在争论，她就站到我的对方那一边去。我失手弄掉了什么东西，她就冷冷地说：”‘我给您道喜。’“如果我跟她一起到剧院里去，却忘了带望远镜，她事后就会说：”‘我早就知道您会忘记。’“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之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或迟或早要结束的。离别的时刻到了，因为卢加诺维奇奉派到西部的一个省里去做法庭的庭长了。家具、马车、别墅都必须卖掉。我们坐车到他们的别墅里去，以及后来往回走，频频回头，最后看几眼花园和绿色房顶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凄凉，我心里明白：事到如今，我要告别的不仅仅是这个别墅了。

“大家已经作出决定，到八月底我们要把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到克里米亚③去，那是医师要她去的；不久以后，卢加诺维奇就要带着孩子们到西部那个省里去了。

“我们一大群人去给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行。等到她已经跟她的丈夫和孩子告别，离开摇第三遍铃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跑进她的包房，为的是把她差点忘掉的一个筐子放到行李架上去；而且也需要告别。临到在这儿，在这个包房里，我们的眼光碰到一起，我们俩都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力量，我搂住她，她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上，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我吻她的脸、肩膀、沾着泪痕的手，啊，我跟她是多么不幸啊！我对她说穿，我爱她。我心里怀着燃烧般的痛苦明白过来：所有那些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妄啊。我这才明白过来：如果人在恋爱，那么他就应当根据一种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否则就干脆什么也不考虑。

“我最后吻她一下，握一下她的手，我们就分别了，从此不再相见。火车已经开了。我坐在隔壁一个包房里（那儿空着没人），在那儿一直哭到火车开到下一站。然后我就步行回到索菲诺村。……”

在阿列兴讲话的时候，雨已经停住，太阳出来了。布尔金和伊凡·伊凡内奇走出去，站在阳台上，从那儿可以看见花园和眼前在阳光里如同镜子一样发光的水面的美景。他们欣赏着，同时惋惜这个生着善良聪明的眼睛、坦诚地对他们叙述往事的人真的在这儿，在这个大庄园里转来转去，象松鼠踩着轮子那样忙碌着，却不去干科学工作或者别的什么工作，使他的生活变得愉快些；他们想到他在包房里同她告别，吻她的脸和肩膀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女人的神情该多么悲伤。他们俩都在城里看到过她，布尔金甚至跟她相识，认为她长得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