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理论分析：韦伯、涂尔干对现代性的批判
现代社会理论提供了三种主要的国家范式：一种是工具主义的，一种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是多元论的。这些范式分别与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爱弥尔·涂尔干的名字相对应。在这三位理论家中，也许只有马克思才可以自称是“他的”国家范式的一位关键的首创者。在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中，政治现实主义的影响至少可追溯至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尽管韦伯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以及他所认定的马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不过韦伯仍试图保留唯物主义方法论中那些被剥除了原初政治目标的要素。最后，韦伯的作为意志之表现的权力概念，以及他把政治和社会视为日益理性化（“祛魅”）和永恒斗争场所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尼采的解读。韦伯的成就可以描述为一种对现实主义、唯物主义和虚无主义等要素的综合，并将这些要素转化为现代社会科学语汇。在涂尔干的政治社会学中，法国和德国政治理论的影响同样相当明显，他把国家视为各政治团体的协商机构，是 “集体良知”（conscience collective）的捍卫者，它体现了卢梭的公意、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圣西门）和孔德实证主义的社会研究方法。而且，涂尔干强调指出，次属联合体（secondary associations）既是认同的源泉，又对日益增强的国家权力构成一种平衡力量，这不仅可以在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那里找到先声，还可以在那些试图在现代多元社会中维护“等级政体”（Ständestaat）诸要素的德国政治理论家那里发现某些痕迹。涂尔干的目标在于：用科学的方法揭示个体与社会、自由价值与团结需要之间是如何相互协调的。
韦伯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可以说绝大多数政治科学家的语汇均来自韦伯，而涂尔干的贡献却显得边缘化得多，是20世纪政治思想传统中的异数。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他们两人的唯一共同点是从具体的社会学角度分析国家。而且，他们的政治观念分别与各自所在民族的政治和思想语境、他们所倡导的一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社会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见Bellamy，1992，以及Levine，1995）。正是这种有关社会－国家关系的概念以及社会科学方法，才为我们提供了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的门径。我们的核心看法是：韦伯和涂尔干都是自由主义者，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派。两人都不接受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后者认为市场是自生自发的。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反对向后看的保守派的反现代主义，也反对向前看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反资本主义。两位思想家都致力于为他们各自所生活的政治制度提供积极但具有批判性的支持，并力图通过社会学分析为他们的政治方案寻找基础。虽然这些都是韦伯和涂尔干之间思想碰撞且一致的地方，但他们在关于民主、国家以及民族等问题上的看法却迥然有别。
在一个关键方面，涂尔干和韦伯对现代性有着共同的看法，这一看法使得他们的贡献属于典型的社会学范畴：即他们都对现代市场社会的形成过程做了解释，这种市场社会既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自然主义相对立，也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两位理论家都试图为货币经济和市场社会的出现确立一套非经济的制度和文化上的前提条件。同样，他们也指出某些非契约要素对于防止市场走向自我毁灭以及抑制现代性本身非人性一面的重要性。
对涂尔干和韦伯来说，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出现需要某些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的偶然因素的特殊结合。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模式，它同样是一套感知、信仰和动机，一种在人类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它远非亚当·斯密以降的经济学家所认定的与人性相一致，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各种活动形式有一种接近于“非自然的”性质。涂尔干在他的第一部代表作《社会分工论》（1893）中就明确反对功利主义者的自然主义解释。在他看来，“自然，意味着我们不会克制自己和约束自己”（Durkheim，1984，p.xxxiv）。涂尔干指出：
如果说分工产生团结，那并不在于它使得每一个人成为交换主体（借用经济学家的语汇），而是因为它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整套权利和责任系统，将他们永久性地联系起来……如果经济学家们认定，它能够产生足够的团结（不管它是如何产生的），并且由此认定人类社会能够且应当将它们自己融合成纯粹的经济联合体，那么，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个体的和眼前的利益才是要紧的。（Durkheim，1984，pp.337-338）
涂尔干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还原论，他认为，分工有一种道德维度，它比之技术维度更为重要，分工是一种社会事实（Social fast）。他以斯密笔下的扣针工厂中的分工为基础，将分工从广义上界定为现代性的一个构成要素。使现代社会有别于前现代社会的，正是它们各自背后不同的社会团结之源。前现代社会依靠一种以相似性和集体仪式（“每一种意识自成一体”）为基础的强有力的“集体良知”（共同的归属感）来维持自身（Durkheim，1984，p.106）。而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多元的，与之相对应的是集体意识的弱化，同时意味着更强的个体认同和社会差异，这样的社会靠构成它们的人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来维持，其基础是对人的各项权利的共同尊重。涂尔干颠倒了滕尼斯（Tönnies）的范畴，把前者称为“机械连带”，后者则是“有机连带”。使用生物学的比喻，现代社会功能分工和制度专业化正如人体各个专门却又相互依赖的器官。国家是大脑：“社会的大脑（即国家），类似于人脑，是在进化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Durkheim，1957，p.53）。在涂尔干看来，国家也是发动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历史动力：
我们可以说，国家是第一推动者。正是国家，从父权主宰和家庭独裁中挽救了孩子；正是国家，先从封建团体继而从公社团体中解放了公民；正是国家，将工匠及其师父从行会专制中解放出来。（Durkheim，1957，p.64）
涂尔干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还原论，他认为，“在我们看来，社会现象的原因必须从个体的表象之外去寻找，因此，那种认为一切社会现象最终取决于于产业技术状况，经济因素是进步的主要动力的观点在我们看来都是错误的”（Durkheim，1897，p.134）。因此，他强调宗教以及国家在推动和指导社会和经济现象方面的作用：“正是从宗教中，并经过一系列转变，产生了其他一切集体活动的集体表征：法律、道德、艺术、科学、政治形式，等等。起初一切都是宗教性的”（Durkheim，1897，p.135）。
韦伯对产生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解释，与涂尔干有着惊人的相似。和涂尔干一样，韦伯也认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是相当“不自然的”：
旧的经济秩序会问：在这块土地上，我如何能够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工作机会和维持生计？资本主义会问：在这块既定的土地上，我如何能够用尽可能少的人力向市场提供尽可能多的农产品？（Weber，1948，p.367）
同样，不同于“旧经济”的是，当我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甚至生活已相当奢侈时，我们并不停止工作。工作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自身就是目的。韦伯对这一显著变化的解释就是他那著名的新教伦理命题。早期新教，尤其是坚持因特选而得救的教义的加尔文宗产生了某种焦虑，致使其借助某种“此世的禁欲主义”去寻求“内在恩典的外在表征”，这种此世禁欲主义不同于隐修士的“彼世禁欲主义”，它容许甚至鼓励人们去获取，但不是炫耀个人财富。韦伯所寻求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某种“有选择的亲和性”（他用该术语来避免表达直截了当的因果关系），其核心概念便是“召唤”或者“天职”（Beruf），正如我们下文所要涉及的，这也是理解韦伯对现代政治的看法的关键：“上帝所要求的，并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召唤中的理性化劳动”（Weber，1930[1904-1905]，pp.161-162）。天职日益脱离其宗教源头和宗教意涵，不断与此世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诸如通过创业活动或从事某种职业以积聚财富。先前那些与近乎全方位控制的机构诸如宗教命令或军队（单身汉所组成的社会单位，即修院和兵营构成的“修院共产主义”）相联系的各种外部“理性化规训”（Weber，1948，ch.Ⅹ，p.1），不断被内化，成为现代主体个性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活动的现代理性形式之所以未能诞生在诸如俄国尤其是中国（在那里，技术条件甚至比欧洲还有利），在韦伯看来，正说明了传统的路径依赖性质并未被偶然的文化转变所中断。
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必须经过文化革命，韦伯对这一观点的强调与他有关现代国家形成的理论之间的距离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遥远。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现代“法律-理性”权威，都依赖于工具合理性（Zweckrationalität）、可计算性，以及对于国家而言尤为重要的程序主义（proceduralism）。“现代国家在其发挥作用的各个方面几乎都'讲法律’”，而理性的法律（不同于卡迪3法律）是机械的，其运作是可预测的（Poggi 1990, p.29）。“传统型的正当化”太僵硬，而“克里斯玛型的正当化”则过于任意，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不相容，理性化的资本主义要求的是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唯有“法律-理性”权威才能满足这一需要：
现代资本主义商业主要的内在基础是计算（caculation）。为了生存，它需要某种司法和行政管理系统，无论如何，从原则上说，该系统按照某些稳定的一般规范、以一种理性化的可计算的方式运转，正如计算一台机器可预测的性能一样。（Weber，1918a，pp.147-148）
正如涂尔干那样，韦伯也反对马克思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指出，国家不能化约为资本主义的需要（Poggi，1990，pp.95-97）。国家在制度方面的自主性在于其在领土范围内对合法化强制手段的垄断（Weber，1922，part 1，ch.I，sec.17）。因此，在韦伯看来，经济和政治活动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类活动领域，两者间相互平衡，彼此补充：
在任何地方，只要君主决心消除其身旁独立的行政权力的“私有”主体，现代国家便开始出现……整个过程恰好对应于资本主义企业（Betrieb）逐步掠夺独立生产者的过程。（Weber，1919a，p.315）
总之，涂尔干和韦伯在他们密切相关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学中力图揭示，与诸如边沁、密尔以及斯宾塞这样的个人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的主张相反，资本主义现代性并非理性自利的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追逐自身利益的自发的副产品。首先，这些理性个体本身就是一场历史性的偶然的文化革命的产物；其次，现代理性化资本主义要能够运作，必须具备某些辅助性制度（政治的和行政管理的）结构。
韦伯和涂尔干不仅代表了对现代国家和市场之兴起的经济学解释（无论是功利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的两种可能的社会学批判，他们对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有关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批判所持的态度也有惊人的相似。
在涂尔干看来，现代性不仅使个体从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且构成了一种破坏性力量，它使个体丧失认同，社会陷入混乱。因此，他与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对现代性的全盘肯定划清了界限，并采取了一种更为悲观的视角：“除非人们很大程度上像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另外还有斯密］那样仰赖于神意，否则对他[傅亦雷（Alfred Fouillée）]来说很难从个体自利的自发作用中奇迹般地出现利益的和谐来”（Durkheim，1885，p.92）。在这种意义上，涂尔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如下主张：一方面，市场经济在社会关系商品化方面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与世俗主义文化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现代性的主要病症表现为“失范”，即“丧失，在社会机制和风尚中成员身份的丧失。在这些制度和风尚中，规范，包括那些由传统所构成的合理性的规范，都得以具体化”（MacIntyre，1988，p.368）。
与马克思的看法一致，涂尔干发现，工人“仅仅是一个个没有生命的齿轮，某种外在的力量推动着他们，并驱使他们沿着同样的方向并以同样的方式运动”（Durkheim，1984，pp.306-307）。正如传统主义者那样，涂尔干发现，现代性当中潜藏着种种无政府倾向：“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因此，与（遭到切割的）社会类型对应，道德失去了影响力，替代者却没有及时出现，以填补我们意识中出现的真空”（Durkheim，1984，p.339）。然而，涂尔干却反对革命社会主义者和反动的天主教徒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开出的药方，并反复强调这两种对立的视角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错误。因此，针对传统主义者，涂尔干指出：“解救现代性病症的途径并不在于极力恢复那些不再与当今社会状况相符合的传统和实践，他们只能存活于某种人造的，徒有其表的生命体当中”（Durkheim，1984，p.340）。同样，他也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们所倡导的革命方案。首先，革命行动并不能带来人的解放，因为它对人性的认识犯了如下本质主义的错误：“人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他是一种'生成’，在他身上没有任何预先给定或确定的东西，历史无始无终”（Durkheim，1960，p.429）。其次，法国的历史表明，革命带来了相反的后果，使社会动荡，甚至会强化反动势力。最后，从一种韦伯式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者取缔私有财产的目标，只会使“社会转变成一支不同程度依靠固定薪水生活的公务员大军”（Durkheim，1885，p.88）。
然而，与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均表现出厌恶情绪的韦伯不同，涂尔干的批判背后的意图在于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挽救出社会主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因为阶级冲突（即“强制性的分工”）对于涂尔干来说是现代性的关键病理，所以他并不打算支持某种旨在强化阶级冲突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反，他试图保留社会主义中的改良主义和多元主义模式，正如他在对梅利诺（Merlino）的《社会主义的形式与本质》（Formes et essence du socialisme）充满同情的评论中所解释的：
假如社会主义最终抛弃将社会问题与工人问题混为一谈的错误……那将是一大进步。社会问题包含工人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后者……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增加一个群体份额的同时减少另一个群体的份额，而在于革新社会的道德结构……在这里，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称赞他（梅利诺）对那些一厢情愿的解决途径的不无根据的怀疑。可以完全肯定的是，在未来社会，不管它将是什么样的社会，都不会基于某一单一原则……不管未来社会如何组织，它都会在某种共存状态中包括最多样的经济管理类型。所有这些类型都有其位置。（Durkheim，1897，pp.141-143）
韦伯将现代性解释为理性化与脱魅（Entzauberung）的双重过程，他在许多方面与涂尔干的担忧和目标相一致。不少学者都指出尼采对韦伯在现代性解释方面的影响（见Hennis，2000及Owen，1994）。实际上，韦伯将现代性界定为一个逐步理性化的过程，这一概括本质上是二元式的循环论证：一方面，理性化和官僚化意味着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现代君主们将对合法强力的专有权转移到国家，借此使自己摆脱贵族们的羁绊；另一方面，理性化和官僚化促使国家与教会分离，切断了个人与地方共同体和等级间的纽带。在这一过程中，“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开始分离，而“合法性”（legality）则成为正当化（legitimation）的主要形式。
在这里，韦伯与涂尔干的相似性并非出于巧合，而是实质性的，因为两人都受到西美尔（Georg Simmel）有关社会形式的社会学以及尼采宣告上帝死亡的讣告的影响。韦伯和涂尔干一样，都反对革命社会主义。在涂尔干看来，取消私有财产并不能改变“我们身边的问题”（Durkheim，1957，p.30），而韦伯则走得更远，他认为，恢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如下关键特征，只能使问题更为严重：即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合而为一，“主人不仅是单纯的雇佣者，而且是主宰劳动者的政治独裁者”（Weber，1989，p.165）。在一次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中，韦伯（1918b）在对1905年革命尝试以降的俄国政治进行深入观察的基础上，指出，在国家既是雇主又是政治“主人”的情况下，工人的处境并不比在资本主义之下好多少，实际上处境更糟，国家只是取代了雇主成为阶级冲突的焦点。然而，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当中，韦伯和涂尔干却得出了不同的教益。韦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尽管相当温和，但他的批判对象涉及“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所有这些方面都只能使现代社会更加走向官僚化，走向一种新的奴役。韦伯将现代性描绘为一种理性的狡诈（cunning of reason）。新教改革以上帝的名义促使世界不断走向世俗化，又以个人主义的名义，创造了一种建立在对手段和目的精确的理性计算基础上的新的主宰和服从关系，为此韦伯不禁提出疑问，“在如此强大的官僚化倾向中，如何可能挽救任何意义上的'个体’行动自由？”（Weber，1918a，p.159）。因此，韦伯对任何形式的国家调控均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并对俾斯麦的福利政策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新自由主义”颇为相似。但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是，韦伯将政治行动视为一种针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垄断倾向与现代社会的官僚化倾向的平衡力量。
如果说对现代性自毁倾向和非人性特质的认识并未使韦伯接受社会主义的主张，那么这也没有使他接受极端保守派的反现代主义主张。韦伯激烈批评那些主张维持前现代政治经济形式（分别是公社经济和等级体制）的保守的文学家（littérateurs）。在韦伯看来，这种保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由受俸者和食利者构成的阶层的寄生理想”（Weber，1917，p.84），它暴露了一种“对资本主义本性的极端无知”（Weber，1917，p.89）。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理性化约束的劳动追求收益，其基础在于一种负责任的职业主义伦理，而这正是韦伯所积极支持的。在韦伯的这一分析背后，是一种不同于涂尔干的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在涂尔干看来，市场本质上是“非道德的”，因此需要一种规范性补充，以避免破坏社会关系，瓦解这些关系本身最终所依赖的信任基础。而在韦伯看来，现代经济活动有其自身的内在伦理，这使他强烈反对任何试图回到某种以团结互惠为基础、基于共同体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主张：“任何还意识不到这些事物（即行会、氏族等等，以及现代单一目标的社团）之间差异的人，在用他那无聊之作搅扰书市之前，都应该学一点社会学的常识”（Weber，1917，p.91）。如果不是因为涂尔干也认为那种浪漫的传统主义只不过是一种针对理性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的“带有神秘意味的解决方案”（Durkheim，1957，p.54），那么，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这一有些失礼的指控可能会直接针对涂尔干”（Scott，2000，p.37）。然而，涂尔干对这种神秘主义的拒斥，促使他支持一种旨在增进有机团结的建构性伦理方案，而不是韦伯晚年政治著作中所表达的那种高度现代化宪政方案。
涂尔干和韦伯对现代性的多层面分析不同于自由主义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后者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关系。在涂尔干看来，国家始终是调节个人与群体以及构成政治社会的各种次级团体之间潜在冲突、保护个人自由的主要力量。韦伯怀疑国家的调控力量及其在个人与群体、群体与国家本身相互冲突的诉求之间严守中立的能力。然而，韦伯将现代社会描绘为个人、阶级及国家之间持续的权力斗争（包括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舞台，这与自由派将市民社会描绘为一种自足的道德秩序是不一致的。在韦伯看来，市民社会并不与哈耶克所说的交易经济（catallaxy）（即一套能够把“敌人”转化为“朋友”，从而将自然状态转化为市场秩序的交易系统）相耦合，而是保持了一种难以解决的霍布斯式的特性，即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要成功就得先下手为强。从这一角度看，无论是涂尔干还是韦伯，都抛弃了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反政治主张，转而支持一种在经济、社会、道德及其相互关系领域的多元主义立场。
然而，在讨论如何避免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困境时，涂尔干和韦伯的立场则迥然有别。韦伯和涂尔干的政治理论与一种文化社会学密切相关。在他们两人看来，单是市场，并没有一种自生的能力。但与韦伯相比，涂尔干更加注重非正规规范在政治调控中的关键作用。因此，韦伯从权力的物质基础角度定义国家（即它对合法化暴力不断强化的垄断权），而涂尔干则是从其调控功能（regulative function）来界定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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