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敌：鲁迅笔下的《新青年》同人
《新青年》同人中，除却陈独秀、胡适，对杂志贡献最大且直接参与编辑事务者还有钱玄同和刘半农，后者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曾戏称他们四人为“四大台柱”：“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几位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显而易见这四人就是《新青年》的核心人物，其次就是也参与轮流编刊的陶孟和和沈尹默，再加上1919年李大钊和高一涵取代已经出国的刘半农和陶孟和，这八人即属于《新青年》的中坚人物。至于周氏兄弟，其实居于边缘，虽然多少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或对刊物编辑方针等提出意见，但并未进入轮流编辑的名单，对此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这样写道：“关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我一直没有参加过，《每周评论》的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只是客员，平常写点稿子，只是遇到兴废的重要关头，才会被邀列席罢了。”
那么，鲁迅对于《新青年》这几位同人有怎样的印象？从他的评价以及和周作人相关评价的比较中，是否可以发现《新青年》日后必然分裂的迹象呢？
首先看鲁迅对陈独秀和胡适的印象，也是最为人们熟悉的一段评价：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的语气似乎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事务，至少参加过编辑会议。但周作人却不止一次予以否认，除却上文所引《知堂回想录》，在1958年1月20日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再次否认他和鲁迅参加过编辑会议：“例如《新青年》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不参加的。”这里的“客师”和上文的“客员”都是帮工之意，显然周作人认为他们不是《新青年》的真正编辑，证之以周氏兄弟和陈、胡、钱等人有关稿件往返的书信，周作人的话确实可信，鲁迅则可能记错了，把某次聚会或宴会误认为是编辑会议，或者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不免有小说化之处”。但无论怎样，鲁迅这里对陈胡二人的印象倒是真实无误。
如果说鲁迅对陈独秀的评价比较准确且得到认同，对胡适的评价则遭到质疑特别是来自胡适研究界的质疑，因为根据史料，胡适为人应该不是鲁迅所说那样，是否鲁迅多疑了？如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就认为：
我研究胡适近20年了，他写的东西，无论已刊、未刊，可以说，大多我都看过，也看过不少别人所写关于他的文字。我总得不出和鲁迅相同的印象。……若撇开思想信仰、政治主张不论，作为一个血肉性情的人来看，胡适应当可以说是一个胸怀坦荡、鞠诚待朋友的人。
查《鲁迅全集》提及陈独秀者有六处，除却上文外，再就是对陈独秀督促鲁迅写小说的感激之语：“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相对于提及胡适的20次，仅仅六次提及陈独秀似乎太少，但看具体评价，则鲁迅对陈独秀的好感显然超过胡适。此外，鲁迅曾称自己创作是“听将令”的“遵命文学”，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是陈独秀。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青年》同人分裂、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回上海后，钱玄同等人就不再给《新青年》写稿，而周氏兄弟倒是一直支持陈独秀直到1922年下半年，这多少也可看出他们对陈独秀的态度。只是由于陈独秀后来全身心投入政治，他们之间才逐渐中断了交往。
至于鲁迅评价胡适虽然次数较多，却大都有嘲讽之意。在提及胡适的20次中，对胡适明显有嘲讽之意者有14次，提及胡适时大都用“博士”“教授”或“学者”这样的称呼，而在赞同胡适意见或者称赞他的6次中，则称胡适为“先生”，且这些褒赞要么称赞其提倡“文学革命”，要么是对其中国古代小说考证方面的评价。而说到双方的书信往来，语气都极为客气，内容除却讨论文学革命事外，大都是关于古代小说研究方面以及日常交往。他们书信往来的时间不长，集中在1921到1924年，这也是他们关系最好的几年。后来随着《新青年》的分裂、周氏兄弟情感的破裂、鲁迅和钱玄同人的关系疏远、胡适与顾颉刚等人交往增多等，鲁迅和胡适即分道扬镳，中断了交往。有意思的是，鲁迅还把胡适的名字直接用在小说如《阿Q正传》中，虽然是善意的调侃之语，但细细品味还是能看出其情感倾向：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至于其余，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却又怕早已经消灭了。
总之，鲁迅和《新青年》最重要的两个人物陈独秀、胡适交往都不多，算不上是好友，即便在关系较好时期，鲁迅也仅仅是由于他的创作和思想深度引起陈、胡的尊重，又由于鲁迅不是北大正式教员，则他们之间交往常由周作人转达，也让鲁迅失掉不少深入了解陈、胡二人的机会。此外，分析鲁迅对陈、胡二人的不同评价，需注意到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中留学日本与留学英美的差异——事实上留日派和英美派的明争暗斗在民国期间一直没有停止，还要注意到鲁迅对陈独秀的了解因他们同曾留日以及与章太炎、苏曼殊等人的共同交往等必然多于对胡适了解之因素。最后还有一个微妙的差异，就是陈、胡二人年龄给鲁迅的感觉不同——胡适27岁即暴得大名，既为博士又为教授，难免给人风头正劲之感。相比之下，对于年龄相仿、经历相仿且都未有博士头衔之陈独秀，鲁迅更容易产生好感。尽管鲁迅到北京后交往圈子基本限于同门和同事之间，而陈、胡二人属于皖籍文人圈子，但一旦介入《新青年》，鲁迅之前对陈独秀的了解必定发生作用，也可以说是有先入为主的印象。
鲁迅对钱玄同和刘半农的看法则比较一致，即都称赞新文化运动时期二人的功绩，彼时和两人关系也极为亲密。《新青年》同人分裂后鲁迅与二人关系都是渐趋疏远，最后终于形同陌路。但相比之下，鲁迅对刘半农的整体评价好于对钱玄同，在《忆刘半农君》中，鲁迅写道：“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現在呢，可难说得很。”对于刘半农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功绩，鲁迅给予高度评价：“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不过鲁迅更看重的还是刘半农的人品，对前期刘半农的推重和后期的嘲讽大都基于此。他这样评价《新青年》时期的刘半农：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尤其是在和陈、胡对比后，鲁迅更感到刘半农的可以亲近之处：“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也因此鲁迅认为刘半农始终属于朋友之列，只是有些毛病而已。他对刘半农的盖棺定论如下：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对此可参看周作人的评价：“在五四期间，当时应援这运动的新力军，没有比他更出力的了，他是替新思想说话的健将之一。”
至于两人关系的疏远，当从刘半农留学回来开始。当初刘半农之所以出国留学，和胡适等人对他的轻视有关，而且他出去后，《新青年》同人对他也似乎忘却了，这对刘半农当然是很大刺激。所以回国后的刘半农不免有反弹心理，有些做派自然招致鲁迅的反感。例如1933年刘半农在批阅北大招生的国学试卷时，因发现考生的错别字就写诗进行嘲讽，即遭到鲁迅的批评：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
而在书信中鲁迅对刘半农的批评就更加直接：“刘博士之言行，偶然也從报章上见之，真是古怪的很，当做《新青年》时，我是万料不到会这样的。”
对于鲁迅和钱玄同的关系，学界研究已有很多，他们由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亲密战友到后来不相往来甚至互相攻击，的确令人遗憾。鲁迅和钱玄同既为同乡又同为章门弟子，早在东京时期就多有交往，按说在北京期间关系应该密切。但查两人日记，鲁迅1912年到京而钱氏晚一年，但直到1917年数年间两人交往很少，钱氏似只去过鲁迅住处一次，他们的交往只限于在京同门或同乡的聚会上。直到钱玄同决定请周氏兄弟加入《新青年》，才开始了他与周氏兄弟交往的“蜜月期”。据统计，钱玄同的名字在1918年鲁迅日记中出现过53次，1919年出现过44次。由于鲁迅白天要去教育部上班，钱玄同通常晚上拜访周氏兄弟，所以鲁迅日记中“晚钱玄同来”“夜钱玄同来”的记载很多。对于这时钱玄同在《新青年》的表现，鲁迅毫不吝惜一切赞美语言，他人对钱氏的过激之语如废弃汉字和否定京剧等多有批评，但鲁迅却表示赞同，甚至有些过激之语是鲁迅等人先提出再由钱氏表达，如1918年1月2日钱玄同日记：“又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对于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鲁迅一直给予高度评价，除却那段“铁屋子”的议论外，他还这样赞美钱玄同：
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正因思想见解等方面一致，这一时期鲁迅和钱玄同简直无话不谈，书信往来所谈内容也很是幽默轻松。不过1920年后，钱玄同和鲁迅的交往开始减少，据鲁迅日记，1921年钱玄同访问鲁迅三次，1922年仅有一次，而原因大概和钱玄同此时的思想波动以及《新青年》南迁导致的内部分裂有关。钱玄同一生思想多变，这既与其性格有关，也与其身体一直不好且家庭观念较为淡薄有关。他在京多年，竟然有很长时间一直住在学校宿舍，至于吃饭则基本在外面凑合，或者到朋友处蹭饭，如此状况肯定影响其身心健康。钱玄同一向想得多做得少，虽然一再表示要持之以恒记日记，一再发誓不能中断，却一次次违背誓言，致使其日记无故中断多次。看其日记手稿，有时不惜浪费精力用极工整的小楷甚至隶书撰写，但更多时候则是龙飞凤舞的草书甚至狂草，且很多都是日后追记，说明对记日记这事他虽然想持续下去，但心态之浮躁导致他只能以应付态度草草了事。相比之下，鲁迅的日记虽然极为简单，却始终坚持不断，即便内心极为空虚或绝望之时，也要维持“记日记”这件事情，所以哪怕只有寥寥“无事”两个字，鲁迅也要郑重的记入日记。总之，两人个性差异和思想差异，在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不会影响他们的关系，等到《新青年》同人分裂之后即浮上水面，导致关系逐步趋于冷淡。加之后来鲁迅出走厦门，更在空间上阻断了当面交流的可能。
导致两人关系迅速变坏的原因，还有两个很重要方面。一个是钱玄同对顾颉刚“疑古”学说的支持以及与后者的亲密关系，一个是周氏兄弟感情破裂后，钱玄同一直与周作人保持密切交往，自然会引起鲁迅的反感。不过鲁迅和钱玄同关系虽然破裂，却很少公开化，大都在书信日记中流露出来。而在鲁迅逝世后钱玄同所写的纪念文章《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中，还是对鲁迅的历史功绩给予客观评价：
（1）他治学最为谨严，……；（2）日前启明对我说，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3）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用处的。
自然也列举了他所以为的鲁迅三个缺点：
（1）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2）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3）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之。
实事求是说，钱玄同对鲁迅功绩的评价极为到位，对鲁迅缺点的分析虽有些以偏概全，但大致还是很有道理，至少鲁迅对于自己的“多疑”也并不否认。
本来，一个人对他人产生好感往往源于某件小事甚至可能就是一句话、一个眼神，而对他人产生反感也是一样。例如鲁迅后来从上海再次到北京，钱玄同已经采取避之不见态度，而鲁迅不仅在和许广平书信中嘲讽钱玄同，而且写给弟子的信中也直言不讳了：“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魯迅这里所指，是他和郑振铎所编之《北平笺谱》之序，郑氏原想让容庚或魏建功来写，鲁迅意见是让魏建功，因为“相识之故”。至于台静农来信中问是否也想请钱玄同来写，鲁迅回答说也有此事，但本来只是想请钱玄同写书签，然后就有了上面一段对钱氏的抱怨——其实此事之根源可能是在多年之前种下，查鲁迅日记和钱玄同文集，可知1915年4月10日，鲁迅收到钱氏信及为鲁迅所写《会稽故书杂集》书面，钱玄同还在信中对自己如此拖延表示歉意：
委件又拖了许久，未曾报命，谴仄万分。第不善作篆，真书虽拙劣犹或稍愈于篆，故改写真书，未识可用否？久未报命，或足下迫不及待已别请人书写付刊，则弟可以掩丑，甚冀幸也。
据鲁迅日记，他曾在当年3月8日给钱玄同写信，后者收到信后即回复，鲁迅12日收到回复后又写信给钱玄同，如果这是鲁迅请钱玄同写书面的时间，则钱氏写好并寄给鲁迅只有一个月左右，鲁迅多年后却夸大为“一年半载”。当然，由于鲁迅原信已缺失，无法断定他究竟何时请钱玄同为其写“书面”，因彼时他们见面较多，且鲁迅与钱稻孙见面更多，也许会委托他请钱氏来写。不过钱玄同信中说是否鲁迅已经等不及又另外请人写事，查鲁迅日记可知确实如此。就在鲁迅接到钱氏回信之前两天，鲁迅即以请好友陈师曾“写《会稽郡故书杂集》书衣一叶”，并于次日寄给周作人了。看来鲁迅当年也许确实等不及才又请陈师曾书写，也因此对钱玄同的拖拉有深刻印象，以致十几年后还会由此产生对钱氏的抱怨。有意思的是鲁迅该信中还有对刘半农“摆架子”的嘲讽，说明鲁迅此时对两人都无好印象，但言辞之间还是对钱玄同更为反感。
在《新青年》同人中，李大钊的地位有些微妙，他虽然不是核心人物也较少参与具体编辑事务，但对于《新青年》的思想倾向及编辑方针一直有影响力，而陈独秀也很看重他的意见。特别是在后期《新青年》趋于分裂时，陈独秀给在京的《新青年》同人写信，位居抬头第一者就是李大钊，然后是钱玄同，再才是胡适等。这不仅说明陈独秀和胡适彼时矛盾已经激化，也说明陈独秀对李大钊的重视。当然，彼时陈独秀已经全力投入政治，所以他和李大钊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思想趋同点，这也是他此信写给李大钊的原因。纵观鲁迅笔下的《新青年》同人，提及李大钊者不多，但李大钊因被张作霖杀害当然引起鲁迅的深深同情，1927年4月10日鲁迅讲演中提到刚被逮捕的李大钊，话语中满是关切之情：“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1933年鲁迅应曹聚仁请求为《守常全集》写了题记，当为对李大钊的盖棺论定之文，其中对李大钊被害的痛惜和对其人品的赞美极为感人：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
虽然鲁迅并未对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做明确的价值判断，而是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以“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写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为由拒绝评价，但还是充满激情地指出李大钊虽然牺牲，“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这些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至于参与《新青年》编辑事务的高一涵和沈尹默，《鲁迅全集》中提及前者仅三次，倒有两次是把他和“现代评论派”相提并论，其中一次当为鲁迅误把高一涵之语当做陈源所说，也就可想而知鲁迅会有怎样的反应。作为陈独秀的老乡和多年好友，高一涵自《甲寅》时期就和陈独秀合作密切，参与《新青年》后更是被目为掌管《新青年》事务的“老二”，但鲁迅既然和陈独秀都较少往来，更不会和高一涵有多少接触。至于后来高一涵因参与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争论而遭到鲁迅抨击，已经和当年他们曾为《新青年》同人没有关系。还有沈尹默，他和鲁迅既为老乡，又因沈兼士和鲁迅之同门关系更多有交往（按照沈尹默自己说法，他并非章门弟子，只是外界误认为如此，他也就将错就错。）查鲁迅日记，早在民国初年，他们就多有交往，不过大都是在京的章门弟子之活动。在《新青年》时期，鲁迅曾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透露出他们翻译的一篇小说本应给李大钊，后因发现有缺译之处，只好交给沈尹默，这说明当时李大钊和沈尹默确实在轮流编辑《新青年》。鲁迅对于沈尹默并没有什么褒贬评价，倒是请他和沈兼士为《北平笺谱》题写书叶和书签等，说明他们关系还是不错。而沈尹默在《新青年》时期常给鲁迅写信并把自己的白话诗附上，这说明要么鲁迅多少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事务或者在刊发白话诗方面有一些发言权，要么说明沈尹默对鲁迅的意见极为重视，才会将诗作寄给鲁迅征求意见。
综上所述，可知《新青年》时期，鲁迅对于这个刊物由最初的关注到投身于其中并很快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核心人物，除却他个人的下定决心外，和钱玄同的不断登门说服有极大关系，也和《新青年》其他同人如陈独秀的鼓励、李大钊的亲切等有关，所以后来《新青年》趋于分裂时，鲁迅也极力试图挽回，并在多年后依然对这次分裂表示惋惜。通过鲁迅的文字，我们多少可以感觉到《新青年》同人的共同愿望以及各自的人格倾向和思想变化，还有发自内心对当年那可以称之为激动人心岁月的深深怀念：“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