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焯、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称为康熙年间“帖学四大家”。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四位大家的书法作品，如何再现一个康熙时代的书坛文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对书法时风转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何焯（1661-1722），字润千，因早年丧母，改字屺瞻，晚号茶仙；崇明人，为官后迁居长洲(苏州)。先世曾以“义门”旌，学者称义门先生。
何焯少时钝拙，14岁后方发奋攻读，学问大进。焯于考据学颇有造诣，年轻时先后拜吴县邵弥、安溪李光地为师，又与太原阎若璩为友，寓居阎家，与阎通宵切磋议论。焯治学严谨，藏书数万卷，凡四部九流，直到杂说小学，无不一一探索考证，辨明真伪，疏清源流，各作题识。对书坊出版书籍的错误、缺漏，字体的正写、俗写，也逐一分辨订正。焯校定两《汉书》、《三国志》，凡议论人物，必究其家世，明其表里；议论事情，必晓其始末，尽其变化；指点时政，必根据国势民俗，析其利弊。焯25岁时以拔贡生进京城，被尚书徐乾学、祭酒翁叔元收为门生。焯秉性耿直，遇事直言辩正，因而常遭妒忌和中伤，徐乾学也对他渐生恶感。焯便上书徐，更求削去门生名义。从此，六次应考被排挤。1702年(清康熙四十一年)，皇帝南巡，访觅逸贤，经宰相李光生推荐，通过考试，被安排在南书房供职，赐为举人。次年，参加礼部考试，末取，赐为进士，又选为庶吉士。后于亲王府当侍读，兼任武英殿纂修。不久，受人诬陷被囚，家藏书籍被抄。朝廷派人未见任何犯上之语，相反却发现了焯退还吴县知县赠送金钱的信稿，终于发还书籍，仅免其官职，仍在武英殿工作，并表彰他清正廉洁。焯身陷囹圄时，身带着镣铐，仍在朗读《易经》。
▲何焯楷书《桃花园诗轴》 ，纸本，楷书，纵60.4厘米，横33.8厘米。
轴书桃花源诗一首。自题“临湜庵老师法”，湜庵即王遵训，顺治年间进士，康熙间官御史。
此轴书法结体工谨端秀，笔力劲健，布局舒展明朗，深得欧阳询意韵。近人马宗霍曾云：“义门日事点勘，故小真，行书不习而工，较之习而工者为雅。”此作反映出何焯日事点勘抄写所积累的深厚书法功力。
何焯于62岁时去世。死后雍正皇帝下诏，复其原官。破例赠予侍读学士，并赏赐金钱，给予立传，回乡治丧，令地方从优抚恤后代。何焯一生轻资财，重情义，他将财产让给弟兄，并经常接济贫困的亲戚朋友，对有才学而家境贫穷的学生则供其食宿，有记载的即达400人。生平著有《诗古文集》、《语古斋识小录》、《道古录》、《义门读书记》、《义门先生文集十二卷》、《义门题跋一卷》等。何焯博览群籍，长於考订。校勘古碑版最精。喜临摹晋、唐法帖，所作真、行书，并入能品。时人以为可与晋唐书法家媲美，与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称为康熙间四大家。曾受命为康熙皇帝写《四书集注》，刻成木版藏于宫内。宫内书籍则大多由焯校勘。雍正皇帝接位前曾嘱焯写《困学记闻》的注解。
▲何焯老杜诗一篇 立轴
▲何焯书法 扇面
▲何焯五律诗轴
笪重光（1623-1692），清朝书画家，字在辛，号江上外史，自称郁冈扫叶道人，晚年居茅山学道改名传光、蟾光，亦署逸光，号奉真、始青道人，江苏省句容人。一江苏丹徒人作。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御史。以劾明珠去官。工书善画，与姜宸英、汪士鋐、何焯称四大家。
乾隆年间，扬州画家汪士慎赠给来访的京口画家蔡嘉这样的诗句。它蕴含着一个史实：自古以来，维系瓜洲与京口的，从来就不只是一叶扁舟，千百年孕育生成的礼乐风仪，早已将这一地域熏拂、灌溉成了一个关联、互动的人文之所，培养出一代代作为传统人文细胞的名人佳作。笪重光当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虽然他一度处身于被历史忽略的状态。精古文辞，康熙十一年(1672)尝作《仿元人山水》轴，著录于《虚斋名画录》。传世作品有顺治十七年作《松溪清话图》，图录于《神州国光集》；康熙二十五年(1686)作《柳阴钓船图》轴，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著有《书筏》、《画筌》，王翚恽寿平作评注。其人在当时不仅为四大书画家之一，而且有“官御史，有直名”之誉称。风骨棱棱，虽权贵亦惮之。书、画名重一时，书法苏米，笔意超逸，与姜西溟（宸英）、汪退谷（士鋐）、何义门（焯）齐名，称四大家。最为王文治所称服。山水得南徐气象，其高情逸趣，横溢毫端。兼写兰竹，精鉴赏。恽寿平、王翚尝主其家。着有书筏、画筌，曲尽精微，有裨后学。卒年七十。事实上，笪氏的艺术发展也依托于这样一种地方文化，北宋的米芾曾经是京口文人艺术一个深刻的潜台词，因为京口人士信念这样一段史话，曰：中年的米芾曾经临幸此地，而“乐南徐（京口）山川风土之美，因家焉”。这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他“激发了京江人士对地域风物的无限自豪”（赵力语）。在如此时态语境中，这就自然而贴切地解释了笪氏书画作品为何多显出对米氏艺境的祖述与漫延。有一种观点以为，笪氏一度的被冷落，是因其未能顺合称雄一世的董（其昌）氏艺术之大流。但笔者私见，真正应予强调的，是后来居强的笪氏晚辈乡人王文治，他对重光的倾力宣扬，对笪氏艺术价值的再现重生是功不可没的；他一再称颂：“吾乡笪江上先生书格超妙……飘然有凌云之气。国朝善书之家如先生者未可数觏见也”；“江上书上至章草下至苏米，靡所不习，恨不能确然指其得笔之渊源。然其游丝袅空，萧然自得之处，无所秉承不能独造也”（《快雨堂题跋》）。所论未免玄夸，但也无妨人们去领其妙悟。于议论的领域，重光亦有不俗的传授，他金针度人，以实践理性的感悟写下了《书筏》、《画签》二著。得其大要，皆以老子“道”的精华为纲目，强调书画本体在“道”的辨证中所应具有的表现，他将黑白、虚实、清浑、顺逆、起落、伸屈、呼应、转折等一系列对立的范畴，对应到艺术的手段与词汇中加以扩传，而循循善诱乎读者去作超越凡尘，突破常形的奇思妙想。因而笔者认为，笪氏的艺术与理念依然是企图在有形与有限中，拓展与弘扬自由的人生、印象的艺术以及实践的精神。（薛翔）姜宸英（1628-1699），明末清初书法家、史学家。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
康熙十九年(1680)以布衣荐修明史，分撰刑法志，记述明三百年间诏狱、廷杖、立枷、东西厂卫之害。又参与修纂《大清一统志》。在京因得罪大学士明珠受冷遇。曾撰《张使君提调陕西乡试闱政记》。康熙三十六年（1697）探花，授编修，年已七十。康熙三十八年（1699），任副主考官，是科发榜后，物议沸腾，当时落第士子戏称：“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
因科场案牵连，十一月丁酉（初三日），被江南道御史鹿祐弹劾，姜宸英与李蟠入狱，宸英饮药自尽，死於狱中。死前自拟挽联：“这回算吃亏受罪，只因入了孔氏牢门，坐冷板凳，作老猢狲，只说是限期弗满，竟挨到头童齿豁，两袖俱空，书呆子何足算也；此去却喜地欢天，必须假得孟婆村道，赏剑树花，观刀山瀑，方可称眼界别开，和这些酒鬼诗魔，一堂常聚，南面王以加之耳。”不久康熙得知浙江宁波考生姚观确有文才，下旨释放姜宸英，追回被充军的李蟠。康熙得知宸英已於狱中自尽，痛惜咨嗟不已。
▲姜宸英《小楷洛神赋册》，纸本，纵24.7cm，横28.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册小楷书录汉曹植《洛神赋》，末款“姜宸英书”。钤“姜宸英印”、“西溟”印，引首钤“畦风阁”印。册后附清末黄易题跋一段。据跋称，此册为清末李鸿裔所藏，并见示于黄易，因题于后。此册无具体书写时间，但从书风推测，当为姜氏晚年所书。姜宸英作为清初康熙时四大书家之一，晚年尤长于小楷，此册书法风格秀劲，取法于唐代虞、褚、欧诸家，兼融汉魏之意，正如黄易所评“询为楷法正宗，不可多得也。”
姜宸英有文名，舆朱彝尊、严绳孙合称“三布衣”，曾参与修纂《明史》，史称为文“姜宸英行书诗轴宏博雅健，但叙事稍差”。擅书法，与笪重光、汪士鉴、何焯并称为“康熙四家”，为清代帖学的代表人物。宗米芾、董其昌，书法以摹古为本，融合各家之长，七十岁后作小楷颇精。山水笔墨遒劲，气味幽雅。楷法虞、褚、欧阳，以小楷为第一。惟其书拘谨少变化。包世臣称其行书能品上。杨宾《大瓢偶笔》评曰：“西溟少时学米（芾）、董（其昌）书有名，至戊辰后，方用第四指学晋人书，丁丑后方用大指，专工小楷，是时年已七十矣。使其少时即知笔法，力学至老，岂非丰劳功后一人哉？”。《频罗庵论书》言：韦间先生每临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亦兼精鉴，名重一时。家藏籣亭石刻，至今扬本称姜氏兰亭。
▲姜宸英 临《王圣教序》 册页(15开选3)
汪士鋐（1658-1723），字文升，号退谷，又号秋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会元，官中允。书法与姜西溟（宸英）称姜汪。﹝姜宸英﹞得执笔法，书绝瘦硬颉颃张照，诸子莫及。曾题沈凡民印谱自谓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坛、阴符经，友人讥为木板黄庭，因一变学赵得其弱，﹝赵孟頫﹞再变学褚得其瘦。﹝褚遂良﹞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颜家庙碑额于壁间，﹝李阳冰﹞观玩摹拟而岁月迟暮，精进无几。其书能大而不能小，然有奇势，纵横自放，而分间布白，无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著瘗鹤铭考、秋泉居士集、全秦艺文志。卒年六十六。
▲汪士鋐尺牍
清代前期书坛崇尚董其昌书风的主要原因是，康熙帝爱好董书。科举殿试是由皇帝主考，能写一手皇帝喜欢的书体，在阅卷时的确能占有优势。康熙三十六年（1697）汪士鋐、姜宸英同中进士的那一科当属典型案例，姜宸英久困山林，以“江南布衣”闻名，屡试不中，当时已经七十高龄，擅书法，与汪士鋐齐名，时称“姜汪”。姜氏因康熙帝识其书法风格而被特擢一甲第三名（探花）。而汪士鋐举一甲第一名（状元），此科状元、探花皆当时书坛名家，学董高手，一时传为美谈，并将清初崇董书风推向极致。
▲汪士鋐《东坡评语》轴，纸本，行书，纵91cm，横50.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余谪居黄州，唐林夫以书遗予，云吾家有此六人书，子为我略评之，而次其后，林夫之书过我远矣。右东坡书唐氏六家书后，汪士鋐。下钤“汪士鋐印”、“退谷”印2方，引首钤“秋泉”印。无鉴藏印。
包世臣还将汪士鋐书列入“佳品上”。其实汪士鋐的书法师承并非董其昌一家，学董只是受到时风左右。在题《沈凡民印谱》中汪氏自述其学书历程云：“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壇》《阴符经》。入都后，友人陶子师讥为木板《黄庭》，因一变学赵，得其弱；再变学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颜家庙碑》额於壁间，观玩摹拟。”作为帖派嫡系的汪氏，晚年却尚慕篆、隶，书法观念开始逐渐转向碑派，在董风弥漫的当时确属难得的新声。
▲汪士鋐 《节临兰亭序》立轴（1713年作）
再从汪士鋐的学术背景来看，这一转变并非偶然。汪氏生平著述甚富，尤勤于考古，曾著《瘗鹤铭考》。《鹤铭》刻于江苏镇江焦山西麓崖壁，其书被誉为“神仙之迹”。因以干支纪年且撰书人仅具字号，故其作者与镌刻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大要在晋唐之间，而以南朝梁说较为通行。此铭尝崩入江中，人鲜有知者。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原苏州知府陈鹏年与汪士鋐等命工起残石于江中，剔垢得铭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残缺。残石经缀合复位，于焦山定慧寺大殿左侧建亭储之。汪氏所著《瘗鹤铭考》即以鹏年所出石本为图，列诸卷首，备采昔人之论，并引张弨《瘗鹤铭辨》折衷之，搜罗汇考颇称详尽。碑派书法经典--《鹤铭》的早期研究著作竟出自一位帖派楷模之手，正说明清初书法由帖学转入碑学之过程是渐变而非剧变。
▲汪士鋐 书法 立轴 水墨绢本
今上海图书馆举办明清名家手稿展览，出示馆藏《汪士鋐致勉斋书札》一通，内容涉及借阅《鹤铭》善本之事。其后有张廷济跋语：“陈沧洲（鹏年）太守出《鹤铭》于水，退谷（汪士鋐）同襄其事，此札盖在是时。”此札书法虽无法摆脱董氏藩篱，但却蕴藏着帖派向碑派渐变的思路，还承载着一段《鹤铭》运转佳话，可谓集数美于一札，眼福！（仲威）
▲汪士鋐 行书五言诗
